传统服装与魏晋风度以及晋代名士的休闲服

在中国政治史上，魏晋两百多年间无疑是一个黑暗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祸屠杀，几无宁岁，再加上天灾和瘟疫，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固有的礼法制度完全崩坏，儒学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而与此同时，随着老庄学说的流行、佛经的翻译、道教的发展、清谈的兴盛，在当时的士族社会产生了人性觉醒的思潮。贵族官宦子弟追求个性解放，在各个领域引领着社会时尚和舆论，充当着“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他们广泛结交、品评人物、控制舆论，形成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引起了传统势力和皇权的恐慌，许多士子都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所遭遇到的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过于魏晋。而魏晋文人的另一种典型形象，却是饮酒、奏乐、纵情山水、服寒食散、扪虱谈玄或潜心参道理佛，政治的险恶促使一些文人以这样的方式寻找慰藉和解脱。他们反对传统礼教，要求摆脱虚伪和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生活。

逍遥、养生、纵欲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都有相当多的拥趸。士族阶层的生活情趣和行为方式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一些日常举止中有意反叛传统道德，着装上也极力营造洒脱、豁达、飘逸、不拘小节的风尚，或不修边幅、解衣当风，或褒衣博带、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士族阶层的情趣最终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服饰风格。

这一时期，以门阀官资计人之高低贵贱，人被分为九品，世族为士，平民为庶，界限严格，互不通婚。为标榜门第，婚丧嫁娶，不仅富贵人家崇尚奢侈，就连普通的庶民家庭也讲求铺张排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件趣事。阮籍（210-263）和他的侄子阮咸（生卒年不详）住在道南，另有一些姓阮的人住在道北。北阮富，而南阮穷。每年七月七日，北阮时兴晒衣，摆出来的都是些绫罗绸缎，实则是借晒衣之俗以摆阔。有一次，阮咸用竹竿挑了一条粗布大裤衩立于中庭。别人不解，问他晒这个干什么，他回答说：我不是也不能免俗吗，因此也来凑个热闹。这种行为本身，即是对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及权贵阶层的礼俗的嘲讽与抨击。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的七位名士，阮籍和阮咸也包括在内。今天的人们还可以在壁画上看到他们的着装形象—个个衣襟曳地，袒胸露怀，手背、小腿、脚都暴露于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形象中是极少见的，因为只有贩夫走卒才会这样赤裸着胳膊和腿。不仅如此，他们的性情也放荡不羁，比如在传世的绘画作品中，“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嵇康、王戎梳着儿童的丫髻，一副傲岸不驯、玩世不恭的模样。

就中国服饰而言，文人代表了一个层面的文化品位，他们的趣味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和审美活动。古代中国人关于“美”的观念，起初甚质朴，春秋时形容美的诗句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赞赏没有雕琢装饰的美。在一篇传诵至今的战国时期描写女性之美的文章中，形容美女的眉目“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见宋玉（生卒年不详）《神女赋》）。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位作者更为详尽地说明了他对美女的认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汉魏以后，曹子建《洛神赋》对女子衣饰之美的描写，则繁复多了：“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审美标准由质朴转向富丽，汉是过渡期，魏晋是成熟期。妇女重视修饰，以及修饰之进步，是这个时代重要的表现。

  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317-420），随着东汉礼教伦常观念的崩溃，贵族女性追求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她们蔑视传统社会规定给女子的义务和职责，热衷于社交活动，喜欢出外游山玩水，投身于艺术、文学与玄学研究，标榜这种有违封建“妇德”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率性而为、毫无顾忌的处世态度，才导致了女子服饰向繁丽、夸饰的方向发展。广袖长裙、飘带长垂、裙袂飘飘、头饰巍峨富丽，成为魏晋服饰的时尚。

晋代名士的休闲服

晋代名士好为“散发裸身之饮”，这种风气对于美术史的意义，就是中国古代绘画中从此出现了许多袒胸露怀乃至半裸的男人形象，传统绘画由此多了一大表现主题。

东晋南北朝是艺术史上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艺术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成就，迄为后人所难以想象。在这一时期极其活跃的艺术创作活动中，表现名士们和他们“散发裸身之饮”的活动，是绘画中的一个热门题材。“热”到什么程度？“热”到士大夫们不仅生前欣赏、甚至亲自创作这类题材的作品，死后还要用表现“竹林七贤”的绘画装饰自己的墓室。近年，这些安置在墓室墙壁上的表现“竹林七贤”的砖画、壁画，有一些被从南北朝的墓葬中发掘了出来。拿这些出土艺术品一比照，人们才发现，传世画卷、原来相传为唐代画家孙位所作的《高士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也正是表现“竹林七贤”的一幅作品。墓室绘画中的“竹林七贤”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呈现出彼此大致相同的表现样式，说明在南北朝时代，这一类描绘“竹林七贤”的作品一直十分流行，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固定样式。南北朝墓室绘画中呈现的这种“七贤”表现样式，在《高士图》中几乎一样不变地得到了再现，这就说明，不管这一画卷本身的具体产生年代是哪一朝，它主要是临摹和记录了南北朝产生的、此后代代相传的一种“竹林七贤”的表现样本。

有意思的是，在大样式一致的前提下，《高士图》在对“七贤”的具体表现上要比墓室绘画更大胆、彻底，墓室绘画中，七贤一般仅仅是“露头散发”、“箕踞”，至于“裸袒”，则至多是表现为衣衫凌乱，露出了前胸、胳膊和腿脚，点到为止而已。大概在死亡面前要做到“放达”还是太难了，因此当时的士大夫中谁也没有胆量在自己的坟墓里画上一群裸体男人。但是，《高士图》是给阳世的人欣赏的，就没有这一番顾忌，于是，画上把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画卷已残，其余三人已失)真地画成了没穿上衣的半裸体。在传世绘画中，这样大胆的作品并非仅此一例，流传到国外、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齐校书图》，甚至比它走得更远。《北齐校书图》相传是北齐画家杨子华的作品(现存为北宋人摹本，原本已失)，从画中表现有一些北朝时代才出现的服饰这一线索来判断，这一画卷的原本确实应当是产生在北朝后期，即北齐前后的时代。这时代据“七贤”、“八达”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不过，晋人开创的独特风气看来仍然很受推崇。画中左边一段，就是画了一群士大夫，围坐在一张大坐榻上，一个个都是醉体难支的样子，一看便知是“酣饮已累日”(《晋书•光逸传》)。沉醉中，这些人却在援笔凝思，准备乘着酒劲灵感大发，写出些美妙诗文。周围一群女婢在忙着服侍这些放达之士，有人捧来了琴，有人提着酒瓶，有人抱着供主客凭靠的隐几、隐囊。这其实是在表现后世文人画中也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个主题，即“文人雅集”。不过，与后人不大相同的地方是，这一帮士大夫如同《高士图》中的人物一样，个个都是半裸体，全身用来避体的衣服，只有围在下身的一件吊带式的白裙。

然而，让人感兴趣的是，《北齐校书图》中的这一帮放浪形骸的高士虽然都已是半裸了，在没有穿襦衫的肩背上却都披了一条式样独特的轻纱披巾。这种披巾样式很有特色，是半圆形的，相当宽大，披在肩头，巾下缘足以垂到腰部以下。高士们把披巾搭绕在肩背上，两只巾角垂在胸前，披巾的两襟上缀有一对帛带，用以系结住巾角。无独有偶，《高士图》中的山涛等人也是这样，在赤露的肩臂上披着同样的半圆形轻纱披巾。《北史•李翥传》中记载：“(李翥)晚节颇以贪酒为累。贫无居宅，寄止佛寺中。尝(常)著巾帔，终日对酒，招致宾客，风调详雅。”那么，什么是“巾帔”呢？据《释名•释衣服》所释：“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北齐校书图》中描绘的这种“披之肩背”的披巾，显然就是当时所说的“帔”，李翥“终日对酒”时所披的“巾帔”，与《北齐校书图》中描绘的披巾应当是形式上大致相近的同一类服饰。由此看来，《北齐校书图》、《高士图》中的描绘显然都不是凭空杜撰，南北朝的士大夫在闲居的时候，确实经常披戴帔巾，作为便服的一部分。

最有意思的是，在敦煌第103窟著名的唐代壁画“维摩诘经变”上，手持如意，与维摩诘论辩正酣的文殊菩萨，也在两肩上披着这样一件近乎透明的轻纱巾帔。维摩诘与文殊论辩，是为东晋南北朝艺术家所热衷的题材，而那时的艺术家之所以对这一题材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题材最好地寄托了士大夫的人生理想。经过东晋南北朝艺术家的热情创作，这一题材逐渐形成了它独有的十分固定的表现程式，并且为唐代艺术所忠实地继承。观察现存的维摩诘题材的绘画、雕塑，种种细节都表明，那些创作并发展了这一题材的东晋南北朝艺术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题发挥，通过这一佛教题材，他们实际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在清谈时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南北朝及唐代的维摩诘题材作品，其实是对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的生活，特别是清谈活动的具体反映。在这样一类的作品中，文殊手执如意、身披轻纱巾帔侃侃清言的形象，显然正是对当时士大夫的理想化表现。把这一条资料与《北齐校书图》、《高士图》等表现两晋南北朝士大夫的作品相比证，不难看出，半圆形帔巾正是当时士大夫格外喜爱的一种服饰。

我总在揣测，在绘画中屡屡出现的这一种半圆形纱帔，就是文献中常常提及的“纶巾”。学者们一向认为纶巾是一种头巾。可是，陆翙《邺中记》有云：“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著紫纶巾，熟锦袴褶。”《陈书•儒林传•贺德基》中谈到：“德基少游学于京师，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绔。尝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胜，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从这两段文字的意思来推测，纶巾能够在冬天穿用，当是一种具有御寒作用的服饰。因为贺德基冬日衣裤单薄，妇人才赠他白纶巾，赠巾之意，自当是助其御寒，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以赠披巾、披风一类服饰为宜，而不应赠头巾。再说，古人最重视头上所戴的巾冠，很难想象男女混用同一种头巾的情况，贺德基这样一位“世传《礼》学”的儒者，恐怕也不会接受女人的头巾。《晋书•谢万传》中更记载，谢万曾“衣白纶巾”，证明纶巾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服饰，而非戴在头上的头巾。

在文献中，纶巾又写做“轮巾”，“纶”、“轮”相混。如徐君倩《初春携内人行戏诗》中描写女性装束：“树斜牵锦帔，风横入红纶”，沈约《观新婚诗》却作：“红轮映早寒，画扇迎初曙”，庾信《奉和赵王美人春日诗》也有句云：“步摇钗梁动，红轮帔角斜”，唐人李贺《谢秀才有妾缟练》诗之四：“泪湿红轮重，栖乌上井梁”，王琦汇解：“庾信诗：‘步摇钗梁动，红轮披角斜。’李颀诗：‘织成花映红纶巾。’二诗轮纶字体虽殊，详义则一。疑是妇女佩巾披之属，故为泪所沾湿也”，庾信诗中更明言“红轮”是帔巾。另外，《后汉书•章帝纪》记：“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唐李贤注：“纶，似絮而轻”，说明“纶”是一种似绵絮而轻的丝类物。《北齐校书图》等图中表现的披巾都呈半圆形，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以极为轻盈透明的纱罗制成，由此推测，或许最初因为这种帔巾形如半轮，因形得名为“轮巾”;后来，轮巾渐渐都改成以轻纱为质，于是又转写成了“纶巾”。

在南北朝时期，纶巾一类的巾帔在士大夫中非常流行，甚至，在相传是初唐画家阎立本作品的《古帝王图》中，陈朝的两位皇帝也都穿着这一类服饰。其中，陈文帝身披的一件颇为长大的帔巾，并不是用轻纱制成，看去有丝丝的细毛，可能是文献中所说的“白接籬”、“白鹭縗”。《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山涛外出游赏，每游必醉，“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籬()。’”《南齐书•东昏侯记》则云：“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縗。”晋郭璞注《尔雅》曰：“白鹭也，头、翅、背上有长翰毛，今江东取为睫樆，名之曰白鹭縗。”北朝、初唐时，流行过一种独特的服饰，叫羃。这种羃主要就是把一方长大的衣料略加裁剪、缝缀，做成近似披风的形式，人们出门在外时把它披罩在身上来挡避风沙。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看，“”在当时是对披风类服饰的一种称呼，白接(睫樆)、白鹭縗，应当就是用白鹭羽毛做成的披风、披巾，也就是《古帝王图》中陈文帝披在身上的服饰，主要出在多有白鹭的江南地区，是江南特产的豪华高档时装。

从文献记载来看，纶巾是一种男女通用的服饰，而且，很可能最初主要是女人用的服装，后来以它的形式朴雅、穿着舒适而在士大夫中流行开来。不过，纶巾、白接等巾帔类服饰始终没有能进入正式的礼服、官服之列，只能是闲居时所穿的便装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休闲服”。从《古帝王图》中的陈文帝形象上，我们就可以领略到两晋南北朝士大夫闲居时的自在状态。在画中，陈文帝盘坐在矮榻上，身着上襦下裙的便装，在襦衫外披一件简单而雅致的白接，将整个身形笼在其中。他手持如意，双臂撑倚在身前的隐几上，好一副温雅闲适模样，那一时代贵族士大夫们的风流蕴藉，在这里真是得到了传神的描绘。不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纶巾是一种极不正规的服饰，只能在独自闲居时穿着，如果有人佩用纶巾见客，就会被视为是极其狂傲、放诞的举止。

《晋书•谢万传》云：“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应为屐)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白纶巾、鹤氅裘、屐子，在当时都不是正式礼服，谢万却这样装束起来去见当时位为宰相的简文帝，正显出其“矜毫傲物”的性格。《世说新语》中记载谢万的另一个出格举动，是他披着白纶巾，坐着肩舆，直闯到官厅上去见自己的岳父，刘义庆干脆把这一举动归在了“简傲”一科里。然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与谢万一样故意穿着纶巾见客，以表示自己不为俗规所拘的似乎大有人在，一时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北齐校书图》中就是表现士大夫身披半圆形轻纱帔，即纶巾，“终日对酒，招致宾客”；敦煌第103窟“维摩诘经变”中，文殊则是身披纶巾，与维摩诘“共谈移日”。这一处壁画中的文殊菩萨，被表现成一位卫玠一般美如冠玉的少年，他手持如意，侃侃而言，与对手剖析义理，“往反精苦”，激动中，纶巾从肩头滑落到两臂，也无暇去在意。与他相对的维摩诘则挥舞麈尾，斜披鹤氅，显然，在清言活动中，大家都宁愿穿着休闲服，以表示自己的随意、潇洒，视名教蔑如也。

巾帔、纶巾、白接，都被延伸出了一种象征意义，士大夫通过披围帔巾，来表示自己对正统礼法的抗拒，他们故意穿着这些休闲服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对于那些拘于“名教”的人来说，这当然就是一种所谓的“任诞”、“放达”行为了。《北齐校书图》、《高士图》中，让半裸的士大夫们披围着巾帔，自然正是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纶巾有着这一层抗拒名教的象征意义，是放达人士们的醒目“标志”之一。我们今日总说“晋人风流”，如果不了解这些细节，恐怕就不容易理解那“风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