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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那些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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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随笔：《路上的那些女人们》一、《我的母亲》
由于我因偶然的原因写起了诗，也因为写诗，才会像每一个写诗的人一样，在母亲节，或清明节，热情地写上一首“致母亲”的赞歌。这样的诗写了许多，最早在自传体诗《81年后志》中对母亲的积极的生命意识做了歌颂。接着又写下了《母亲》这样普通的题目，但内容颇得友人喜爱的诗。在每年一度的清明时，我又写下了《与妈妈谈白》这样叙述与抒情相揉合的诗。在写给父亲的长诗《湘江》里，我更是把母亲生我的那个早晨给叙述了出来，还把母亲在那个春天里离世的凄凉也表达得漓淋尽致。在去年春节回家，与哥哥一起上坟，请妈妈回家过年团圆时，因感触，我又写下了《请妈妈回家过年》，深情地对着妈妈倾诉了一番。
如果作为我的诗歌的读者，在看到这些写给母亲的诗中所呈现的细节与倾诉，不管是否感到一份共鸣，但对于诗中所体现的细腻的情感，一定会觉得作者对母亲的感情可谓真挚。这是思念的赤子之情啊。
但诚实如我者。实不相瞒，我对我的母亲相当陌生，她在生的所有事情我毫不知情，就算能从家人或旁人的口中获得一些蛛丝马迹，但远远不能勾绘出我想要的母亲。在我的诗中的母亲的形象，以及我对母亲所说的话，都是虚构的！如果你对于其中过细的细节表示诧异的话，那只能这样理解，越是虚构的母亲，其细节越是丰富，而且是多线性多层面的丰富，她完美，慈祥，亲切，温柔，在夕阳渐尽或在油灯之下拥着孩子讲呢喃的故事„„。于是我相信我的母亲在重病之下生下我是对我的爱。由这爱及对这爱的感激，我推导了一切的细节。
可是，我的真正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的是真正的母亲，而不是由抒情释放出来的一个陌生的形象。于是在一首题为《自述》的诗中，我说“母亲，你越是丰富，我就越难以接近你。我用手写下了你，但我摊开手掌，却一无所有。”
我试图去寻找母亲的真相。最直观的当然是相片了，但家人却无情地告诉我，没有任何

母亲的照片，连遗照也没有。母亲一生都没有照过相。这从侧面表明了母亲在世及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严重打击了我追溯母亲形象的热情。没有相片的佐证，母亲的形象就会由人的口述的添加与涂抹再加上记忆的失真而变形。
事实上，别人跟我说的最多的只是“你8个月时，你母亲就走了。你一生下来就没有吃过奶，因为你母亲在怀你的时候就有病了。你母亲本来是有救的，救命的草药就差一味了，当时正期春季降暴雨，根本进不了山，时间一拖延，就没能挺过来。”，还有，他们补充说“你知道你为什么长得矮吗，就是因为你没吃你母亲的奶，小时候没补够，一大再补就来不及了。”
还有说得揪心的事就是母亲要父亲给她打血针的事情。“你母亲一难受时，就叫你父亲给她打血针。她不是怕死，而是舍不得你啊。”我不太懂得打血针是一种什么样的医疗方法，但母亲求生的欲望之强由些可见，很大的原因也是对还在襁袍的我及对整个世界的眷恋。
这些口述的细节只是隔靴搔痒。为了在心中凝聚出一个准确的母亲形象，我跑到母亲的妹妹我的姨娘家小住了一段时日，据家人说，她与母亲是有些相像的。在她家我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但是此时，我才恍然明白，我终究不能像个小孩一样与她亲昵来感受母亲的温柔了。我已是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明白，在82年的与母亲的撒手决别，已让我永远地失去她。她的一切。除了她留在世上的我。
于是，此时的我已明白，我写给我母亲的诗，其实在无意识里，却是写给了许许多多的母亲的诗，这些陌生但亲切的细节，会在每一位母亲与人子之间生发出来。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如果我要写一首给母亲的诗的话，那么题记应该是“给天下的母亲”，同时也善告天下的人子们，切莫蹈“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重辙了。二、《我的姐姐》

与我虚构一个不存在的母亲形象相反，我的姐姐真实地甚至是超负荷地存在着，充斥在我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有时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去赞美身边存在的东西，却执着地去勾描一个不存在的人。也许，母亲这一形象有些特殊，才让我如此耿耿于怀。但事实上是，我之所以说姐姐超负荷地存在着，是因为，姐姐在母亲离世之后，就分饰着姐姐与母亲这两个身份，对于我来说，姐姐可以说是母亲的代名词。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可能大我十岁，二姐也大我六七岁。在我八岁时，大姐也因事离世。在我开始有意识地打量身边的事物的时候，与我相伴的是我的二姐。但与写给一个广义的母亲的诸多诗作相反的情形是，我从未写过二姐。唯一首写得很拙劣的题为《姐姐》的诗，是写给我的大姐的。
因此，二姐在我的作品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我作品里存在的都是逝去的人与物，这几乎带有一丝希腊悲剧的永恒性的隐喻。似乎也在说明，在真实生活里养育我成长的二姐就真的不重要，就真的不值得去赞美或发现？但我想说不。于是，我就在最近的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失去证明》里让我的二姐，在文里行间慢慢地释放开来。
起先姐姐的作用仅仅是一个道具，即显示在她的手掌安抚下的哭泣的我的悲伤与弱小。但在后面慢慢地叙述里，我挖出了许许多多的有关二姐的细节，有她领我去湘江洗澡的情形，在哪个美丽而安静的黄昏，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母性的乳房，从而在小小的记忆里写下了女性是美的这一个记号。那时我六岁。在我养的极富灵性的小鹅被别人勒死之后，拥着我并安慰我的是我的二姐。在我执意不肯让帮我家割稻谷的人吃掉我的小鹅时，姐姐却把它煮了。在我质问小鹅尸体的去处时，姐姐为难地哭了，因为家里没钱买肉。而哥哥与爸爸都在外地，于是我与独自一人支撑着家务的姐姐相拥着哭了，同时我也谅解了姐姐的无奈之举。那时我十一岁。
平静的叙述能带来更多的回忆，还有一个细节因为不能为小说服务，我放弃了，其实这是我在中学以来一直想记叙但一直未能记叙的一件事。我上中学时，要徒步到十几里的镇上上学并住宿。时值冬天，在我背着一小袋米准备出门时，姐姐叫住了我。姐姐把我的东西就放在门槛上，从门背后拿出一根穿有线的针，为我缝外套门襟上掉了的两个纽扣。我执意要脱下来，但姐姐制止了。说冷。于是，我低着头，平生第一次如此刻意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姐姐的手。姐姐的左手没有一根手指是完整的，但并未影响她缝纽扣的灵活，虽然因过多操劳，再加上没有防护，她的手上缠满了风湿胶布——皮肤裂得太历害了。
姐姐的手是因为一次意外烧伤。但这次烧伤并不能造成整只手掌失型的后果。在她的手即将好时，恰逢上奶奶磨豆腐。奶奶为姐姐煮了一大碗的豆腐脑，并放上了色泽诱人的黄糖。奶奶当时还说，苦了这孩子了，也让她知道甜。但吃了这碗豆腐脑之后，姐姐的手迅速发炎，溃烂，并造成了一生的遗憾。

面对这一切实在的细节，容不得我做半点虚构。姐姐在27岁以前，她把整个青春留在了梅潭村的家里。母亲病逝，大姐离世，父亲在50岁以前一直在外，哥哥也常年在外。家里就只有二姐独自支撑着。我觉得这一切不能构成文学之美，这些粗糙的，尖锐的，悲苦的，沉郁的，是生存的真相，而任何文字都不能够精确地不失真的呈现一切，如果有那么一丁点丧失，那就是对这一切的不尊重。所以我一直不敢让出生在梅潭村的姐姐，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虚构作品里面。而在《失去证明》里面，“她”的作用只是为抚慰当时的幼小心灵。
姐姐在27岁终于结婚。她嫁到别人的家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