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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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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构建作者：苟轶萍来源：《西部论丛》2020年第02期摘要：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其中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责任是一种新型责任承担方式，其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程序上分析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体现，逐步明析二者间存在的制度困境，并试图从生态文明理念、相关制度及监管机制上加以完善。关键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文明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多注重市场经济意义下的环境侵权责任及事后经济赔偿，但对修复生态环境这一责任形式不够重视，不利于建立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社会。2017年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下文称《改革方案》），四川、江西、浙江等省份也在《改革方案》的指导下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是方案明确的重要原则之一，目的在于强调赔偿义务人的修复责任。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确立对于构建新型生态损害赔偿模式，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关系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一）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概述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责任形式最早是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20条规定法院拥有判决被告承担恢复生态环境及替代修复责任的权力，但是此处混淆了恢复原状和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不同于传统民法意义上的“恢复原状”。两者在价值取向和客体上均有差异。修复生态责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修复客体为受损的生态环境。而恢复原状的目的范围大于前者，并不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其性质上属于民事责任，恢复生态环境也只是其客体之一。《改革方案》采取列举式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了定义，将生态环境损害定义为一系列环境要素所发生的不利改变。然而，实践中各个环境要素或生态系统大多并不具备私有性，这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陷入桎梏[1]。生态环境损害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侵权、刑事犯罪，在实践中往往因为表现出侵害权利或法益的状态才得以暴露[2]。因此，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不可逆性和缓发性使得单纯的财产性赔偿已不足以填补生态环境损失。随着对生态环境研究的逐步深入，环境理念早已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生态环境的救济不应当仅停留在经济效益上，而更多应强调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和修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目的和原则上具有一致性。两者均是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为目的，在性质上也都体现了“损害担责原则”，即由加害主体对其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承担不利责任。其次，两者在程序上也具有共通性，具体体现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诉讼和执行阶段。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二）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各阶段的体现1.行政磋商阶段修复生态责任在行政磋商阶段中的体现以磋商协议为主。协议涉及的修复责任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立即停止损害行为，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协议中载明开始修复的具体时间和期限，修复的方案，是否交给第三方组织修复等事项。不同的修复方案所需时间不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是确定修复性方案难以实现之后达成的修复赔偿资金，包括资金的交付时间等事项。如果确定为修复责任并完成义务后，需要对受损的生态环境再次进行鉴定，以此保证修复的结果与协议内容一致，确保原有的生态功能继续实现，否则义务人将再次进行修复工作。2.诉讼阶段赔偿义务人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诉阶段仍能履行修复生态责任。行政磋商作为生态损害赔偿的前置性程序，即意味着磋商未达成协议后，将由相关政府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诉。但是《改革方案》并没有对提起诉讼的期间进行规定，各地方也未明确指出。诸如《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也仅仅规定赔偿权利人应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的紧急性，诉讼的提起应当尽快尽早。在这一期间内，尽管赔偿权利义务人磋商未果，但是并不妨碍赔偿义務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承担诸如委托第三方代为治理，积极补植复绿等修复生态责任。若赔偿义务人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履行义务，则可以在诉讼中减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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