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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与韩少功爸爸爸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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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格式-可编辑-感谢下载支持“寻根文学”与韩少功小说及《爸爸爸》讲义【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寻根小说的鲜明特征，强调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革新、改造。理解《爸爸爸》中所体现出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辨。【阅读书目】《月兰》（中短篇小说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飞过蓝天》（中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诱惑》（中短篇小说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马桥词典》（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96年《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思考与练习】作为文化寻根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爸爸爸》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寻根倾向？一、“寻根文学”与韩少功的“寻根意识”“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虽然也出现了汪曾祺等作家所开辟的民间世界的空间，但毕竟是个别人的创作，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跨越文化断裂带》）其他文章还有：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在他们的讲述中，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
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王安忆的创作此时完成了她的“三级跳”，发表了将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与封建文化积淀奇特地糅为一体的《小鲍庄》。而郑义的《老井》、张宇的《活鬼》、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小说、郑万隆的《异乡趣闻》等，都对文化“寻根”群起响应。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桑塬》，铁凝的《麦秸垛》及李锐的《厚土——吕梁山印象》也当属于此类。此外，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并未推出过“寻根”口号，却以实际行动在民族文化层面上作了深入开拓。认为文化涵盖着社会，文化制约着人类的阿城，在作品创作出寻找到的是以庄禅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他的《棋王》阐述的是人道、棋道、食道在“道”上的统一。王一生作为一名下放知青，在那个混乱的世道中，痴迷于“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的棋。他对“棋”的态度，其实正是他人生的态度。他以棋来排遣人生痛苦，追求心灵的清净和精神的自由。这样就达到了对喧嚣尘世的超越、对人生苦闷的超越。也许，他对现实的态度不无消极，“无为的”。但他对棋的一种精神寄托其实也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一种抗争，因而又是“无为无不为的”。而“无不为”中潜藏有儒家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在这里，《棋王》就表现出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认识。这就使此作成为文化“寻根”的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文化又积淀深厚、因袭沉重。当文化“寻根”文学直面正视、挚着追寻这一传统文化时，势必使这类作品在整体上具有一种深邃的意境，许多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特点。这一文学一般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对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颂扬，呼吁将这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一是批判民族文化中的不良痼疾，强调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革新、改造。这两种态度的并存，很容易使我们从作品所营造的深邃意境中感受到一种不无困惑、矛盾复杂的心态。文化“寻根”文学将文学溶解在文化之中，或者说将文化弥漫在文学中，这使其具有一种十分独特的美学蕴味。当它恰巧选中“文化”来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对峙时，这一美学蕴味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二、《爸爸爸》：文化反思与批判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韩少功是以“知青文学”名世的。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