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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名师们的教书育人——以《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为考察中心
作者:宋德发李奕
来源:《现代大学教育》2014年第2期
宋德发李奕
摘要:在散文集《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中,国学大师张中行追忆诸多老北大名师的教书育人。在他的笔下,老北大的名师们有会上课的,也有不会上课的。那些会上课的自然是好老师,那些不会上课的也是好老师,因为他们在更重要的“育人”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的“育人”主要通过真学问、真性情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完成。今日大学教师不仅要学习那些会上课的,也要学习那些不会上课的,学习他们如何做真学问,如何活得简单和纯粹。
关键词:老北大;名师;教书;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30-06
老北大常被我们当作一面镜子,照出当今大学的缺憾。在老北大的诸多“好”中,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它的名师们。在“怀旧者”看来,这些名师无疑是教书育人的典范,值得今人敬佩和学习。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教书育人的呢?由于当年缺乏录像和录音设备,如今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散和抽象的文字素描,对他们的为师之道作一些粗略的梳理和勾勒。
忆及老北大名师们的作品,当属国学大师张中行的散文集《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为集中和细致,故被我们作为考察中心。张中行,国学大师,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又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三人并称“未名四老”,1931至193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聆听过诸多老北大名师们的教诲。多年以后,虽然这些“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1]1,但依然能够大致反映出老北大名师们教书育人的水平和特点。
一、不会教书的章太炎们
在张中行的笔下,老北大的名师们可以分为“会教书的”和“不会教书的”。第一个不会教书的正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大概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张中行因故错过,但后来从同学那里获得一些间接的评价:“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1]4。不久后,章太炎又做了一次“下里巴人”的公开讲演,张中行这次得以一睹风采[1]4:
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通过这段描述,大概可以“猜出”章太炎先生“教书”的水平。首先,他的学问是比较广博的,既精通“阳春白雪”的专门学术,又通晓世事,可以作“下里巴人”的讲演。其次,他善于通过联系现实引发听众的共鸣。比如在这次讲演中,他将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步步退让的当
局比作秦桧和石敬瑭,让听者的心情“沉痛”和“愤慨”。再次,他的讲授是充满激情的,在打动听众之前,已经打动了自己。最后,他的讲授气场十足,“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颇有大师风范。
但是,章太炎的讲授也是有严重缺点的,那就是“普通话”水平太差:“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假如没有刘半农作“口译”和钱玄同作“笔译”,这次讲演是否还可以产生那么好的效果?假如他不只是做一次讲演,而是给本科生上一门32学时的专业基础课,每堂课都要带两个翻译(而且还是大师级别的翻译)是否现实?由此可以大胆推测,他在上《广论语骈枝》这门专业课时,“和者自然不能多”,不仅仅是因为这门课冷僻的原因,恐怕同他的表达能力不足,让“大多数人听不懂”有着密切的关系。
毋庸讳言,按照当今大学对一名普通老师的要求,章太炎因为“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原因,无法胜任本科生的日常教学,但可以凭借高深的学问和在学界的声望,“手把手地”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并且偶尔做一次全校性的学术讲座。
第二个不会教书的是马幼渔。马幼渔于1913至193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张中行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对他的讲课水平,张中行的评价是:“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1]9
第三个不会教书的是熊十力。张中行写到:“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1]23“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门课比较偏和怪,学生不感兴趣;二是讲这门课的熊十力不太会讲,不受学生欢迎,口口相传,愿意选课的自然就越来越少。喜欢学习的张中行不知“底细”,慕名选了这门课,发现根本听不懂,“后来就不去了”。他不仅自己不去了,回去后还会在同学中间宣传一番(他的这段追忆也是一种公开的宣传),无意中会让这门课的“票房”更加惨淡。
宋德发李奕:老北大名师们的教书育人
第四个不会教书的是刘半农。1933年9月到1934年6月,刘半农在中文系开了一年的“古声律学”课。张中行当时正对乐府诗有兴趣,就选了,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评述[1]42:
上第一堂,才面对面地看清他的外貌。个子不高,身体结实,方头,两眼亮而有神,一见即知是个精明刚毅的人物。听课的有十几个人。没想到,半农先生上课,第一句问的是大家的数学程度如何,说讲声律要用比较深的数学。大家面面相觑,都说不过是中学学的一点点。他皱皱眉,表示为难的样子。以后讲课,似乎在想尽量深入浅出,但我们仍然莫明其妙。比如有一个怪五位数,说是什么常数,讲声律常要用到,我们终于不知道是怎么求出来的。
学生听不懂刘半农的课,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这门课太难;二是学生的基础不太好;三是刘半农先生想“深入浅出”却不知如何“深入浅出”。刘半农专治语音学,但还是个杂家,有多方面的兴趣,比如写小品文、打油诗、歌词(代表作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甚至酷爱照相(据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造诣名列第一)和研究照相(写出了理论专著《半农谈影》)。应该说,从学识的深度和广度上看,专家兼杂家的刘半农是极适合在大学里讲课的。遗憾的是,同样由于表达能力欠缺,他在讲台上未能充分展示出自己的魅力。
第五个不会教书的是顾颉刚。顾颉刚那时候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算是北大的兼职教授。张中行这样评价他在北大上的《禹贡》课[1]91:
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在张中行看来,顾颉刚的口才奇差,如果去教中学,估计会被直接开除。
第六个不会教书的是孟心史(森)。孟心史(森)是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张中行久仰其大名,便“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但孟先生“出奇的沉闷”的讲课却让他非常失望[1]91:
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最后两位不会教书的是伦哲如(明)和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如果说前面几位名师不会教书,或是因为观念问题——不知道如何教书,或是因为表达问题——先天口才不佳,那么这两位不会教书,就是因为态度问题了。伦哲如(明)讲目录学,对讲课一点都不用心:“可是有些事却糊里糊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1]91按照当今大学的考核标准,伦哲如(明)的讲课会经常出“教学事故”,并因为态度一点都不端正而被学生告到教务处去。林公铎上课时“常常借酒力说怪话”、“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学生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回答:“唐诗。”学生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回答:“陶渊明。”(注:陶渊明实为东晋诗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常常在课堂上“发牢骚,说题外话”,以至于讲诗时,一学期未见得能讲几首,就是那么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由此可见,林公铎过于玩世不恭、消极颓废,讲课内容空泛,课堂上胡言乱语,缺乏正能量,自然不能让学生喜欢,以至于胡适当系主任的时候,终于忍无可忍,将他解聘了。
张中行还写到了一些其他不会上课的老北大老师,由于这些老师不属于“名师”,就不再赘言。
二、会教书的黄晦闻们
在张中行的笔下,还有一些老北大的名师属于“会教书的”。第一个会教书的是黄晦闻。黄晦闻先讲顾亭林诗,后讲《诗经》,张中行听过他两年的课,对他的讲课风格比较熟悉[1]6:
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
通过这段话可以发现,黄晦闻讲课有三个特点:一是有风度和气场,虽然年事已高,但“总是站得笔直地讲”;二是感情充沛,以情动人,让学生“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实现了深层次的师生互动;三是密切联系当下,即讲完诗歌的字面意思,再辨析其中的象征意思,进而将象征意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自然地贯通起来,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第二个会教书的是刘叔雅。刘叔雅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有一次讲木玄虚《海赋》,多从性质和作用的方面发挥,张中行觉得他确实看得深,说得透,对于他的见解,同学们都是尊重的。又一次,刘叔雅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心里回味。如此投入和沉醉的讲课感染了张中行的情绪,情不自禁地联想刘叔雅老师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沈郎憔悴不胜衣”呢?通过张中行的描绘,可以发现刘叔雅讲课有四个特点:“看得深”(深入);“说得透”(浅出);有感情(像是仍在心里回味);效果好(他的见解同学们都是尊重的)。
第三个会教书的是俞平伯。在张中行求学期间,俞平伯的本职是在清华大学,但到北大兼课,讲诗词。张中行这样描绘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情景[2]:
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觉得与闻名之名不相称。由名推想,应该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可是外貌不是。身材不高,头方而大,眼圆睁而很近视,举止表情不能圆通,衣着松散,没有笔挺气。但课确是讲得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是说他的体会,所以能够深入,幽思连翩,见人之所未见。我惭愧,健忘,诗,词,听了一年或两年,现在只记得解李清照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一点点,是:“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他的话使我体会到,诗境,至少是有些,只能心心相印,不可像现在有些人那样,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赏析。俞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讲法还使我领悟,讲诗词,或扩大到一切文体,甚至一切人为事物,都要自己也曾往里钻,尝过甘苦,教别人才不至隔靴搔痒。
毫无疑问,俞平伯的讲课具备“深入浅出”的特质。所谓“深入”,是指他对所讲内容有精深的研究,体现了一位大学者应有的素质;所谓“浅出”,是指他善于表达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能真正触动学生的文学之心。当然,俞平伯的讲课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着装。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大学老师仪表可以素朴,但不可以邋遢;着装可以随意,但不可以随便。
在张中行的笔下,最会讲课的老师有三位,其中钱穆排名第三,钱玄同排名第二,胡适排名第一:“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