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记文学创作的几点要素（韩晗）

传记文学作为多种文学题材的一种，在目前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景气风潮。从文学和社会思想上看。这种风潮的本质就是人们对于“他者”生活方式的探求，从而引发对自我生活的反思。江西教育学院韩春萌先生在其论文《价值取向与当前传记文学创作危机》（原载于《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第3期）中将目前文学创作的局面作为一种存在的“危机”来评述。就我个人看来，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相反，目前这种局面，也是传记文学几点创作要素不同方面的体现。 



     一、什么是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作为文学体裁之一，具备所有文学体裁的基本属性。按照目前文艺理论界的看法，所谓传记文学，必须具备如下四点，首先，传主必须要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次，传记内容必须真实，材料要有意义；再次，传记应该将生活和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最后，传记的写作风格必须是文学性的，而不是死板的。

    而传记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文学性。究其传记本身而言，其真正的范围是很狭小的。大量时兴的文学体裁都不能算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分为自传和他人所著之传，而在所有的传记中，必须要以传主为中心，这样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

    韩春萌先生在《价值取向与当前传记文学创作危机》（以下简称韩文）文中提到，“如《林海雪原》这部红色经典被改成电视连续剧，其中对杨子荣的形象加进了不少虚构的东西”。首先，《林海雪原》不是传记文学，他本身就是一部由作家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里面大量的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比如说杨子荣的真实结局是牺牲，而曲波为了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提到杨子荣的牺牲。对于一部小说，任何人都可以对他进行再创作，其本身并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性，最多只是违背了作者的原意，但是就一部小说而言，搬上银幕又和文本形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都是在学术界可以理解，也是容许存在的事实。韩春萌先生将《林海雪原》这部小说的电视剧本再创作与传记文学的创作混为一谈，误认为是“一些作者为了追求传记文学的可读性，有的作者便在虚构上下功夫，直至造成严重的失真”。

    而关于历史题材的人物传记也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韩春萌先生说，“《朱元璋大帝》一书，洋洋八十万字，在史实外添加了不少虚构的东西，书中描写与人物对话，俨然作者在场一样，反正‘死无对证’。”“有意美化古代的一些皇帝、忠臣，过分夸大他们反贪、廉政、爱民的一面。如《康熙王朝》、《少年包青天》、《一代廉吏于成龙》等”，首先，刘乐土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朱元璋大帝》和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等历史长篇小说，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再加工，有谁说历史小说不能虚构一些东西从而使情节变得更加丰满？其次，对于历史人物，如果再把他们当作“忠臣孝子”、“美化封建帝王”横加批判，那么这样的“文革话语”是在当下的文艺批评界行不通，也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任何一种历史体裁文学创作，都是有着与当时时代相结合的意义。而不是简单的按照文革期间风行的“革命历史主义”的错误思想上纲上线。韩春萌先生再次把长篇小说和人物传记混为一谈，似乎苛求每一部小说必须要严格按照历史来创作，否则就是大错特错。

    用韩春萌先生的这种观点来要求传记文学的创作，是无可厚非的。可惜韩春萌先生列举的两部作品都不是传记文学，并且是按照“文革话语”去评判当下的历史体裁小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极端的文学批评方法，应该绝对的予以杜绝。



    二、传记文学究竟该给谁“立传”？



    传记文学如果非要按照韩春萌先生的要求来创作，与历史丝毫不差，那就必须要写现当代的知名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内容的传记文学创作在当下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创作中，为数不少。

    一方面，传记文学讲求真实性，传主或是当事人如果在世，就能够给该传记提供一些真实的内容和资料，而会出现由于使用二手资料而导致的历史失实。另一方面，以现当代历史为背景进行传记创作，在很大意义上会对于目前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八十多年里面，由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背景，将出现的人物严格的划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按照过时的观点，“反面人物”是没有立传资格的。

    韩文中这样说，“在长篇巨著中，有《蒋介石大传》、《希特勒全传》、《林彪传》……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的传记可谓是琳琅满目，以丑为美，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媚俗的表现。”

    我们必须注意两点问题，这也是当下传记文学必须要注意的重要问题：首先，什么人物才是反面人物？其次，给反面人物，究竟该不该立传？

    什么人物才是反面人物？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人物个体。反面人物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在韩先生眼里，蒋介石、林彪都是“不具备立传资格”的反面人物，这种思想是值得商榷的。蒋介石先生确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内战的灾害，但是从客观上看，首先，蒋介石先生曾经攻打军阀、也曾主张抗日，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先生终生主张一个中国，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在当下国共两党目前正在积极互访的重要历史时刻，将蒋介石先生宣布为反面人物，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百害而无一益。就连《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先生在政治相当禁锢的环境下都说，“蒋介石作为国家元首，虽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比起汪精卫来说，那还是要光彩的多。”至于韩春萌先生认为是反面人物的林彪，现在也已经逐渐解冻。林彪元帅尽管最后叛党叛国，但是解放战争期间的林彪仍旧是功不可没的。为林彪元帅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功绩立传，一方面也是尊重历史的真实，一方面也是对于革命历史有着极强的反思价值。这也是不悖于传记文学的创作的。

    当然，韩春萌先生提到的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二战罪魁，确实是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丑恶灵魂。那么我们就不能为他们立传了么？当然要。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丑恶的行径公开出来。特别是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他们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但他们的牌位至今仍在靖国神社享受右翼势力的朝拜。日本当局对其不反思，我们就应该勇于把他们的罪恶行径予以公开。反面人物也要公开，而不是遮遮掩掩，讳莫若深。这就是传记文学要素中的尊重历史。特别是汉奸、日本战狂等历史丑类，为他们立传，而不是树碑，这相对于整个民族对于战争，对于日本目前外交政策的反思，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传记文学是否该以“偏向性和导向性”为主？



    传记文学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新闻稿。是该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主”还是该以“历史现实为主”，这个也是目前文学批评界争议较多的话题之一。

    韩文多次提到传记文学应该“有舆论导向”和“回归传统”。传记文学作为文学创作形式的一种，肯定要肩负鼓舞人、引导人的历史责任，但是，传记文学不是新闻稿，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他更要求的是“在文学和历史的交界线上”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地位。

    在文学批评中，对于人物传记写作中的文史关系，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传记的对象是具体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人物，其内容必须力求准确真实，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文字表达也要生动，但不能因文害义、有损传记的真实性。另一类则认为自古文史不分，应当文史结合，运用文艺创作方法，对人物及环境进行艺术的描绘、夸张和塑造，以提高感染力，增强可读性，扩大读者面，更好地发挥传记的效应。

    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历史和文学谁是第一位谁是第二位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但是历史的真实性在传记文学中所起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必须坚持的。而舆论的导向性，则是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慢慢体现的，如果刻意为了去营造一个舆论导向的气氛，那么这种创作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大打折扣。

    传记文学究竟该以什么为主？韩文最后如是说：“传记文学要发展，必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决消除商业化、媚俗化等不良倾向，回归传统。”商业化和媚俗化确实是目前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并不能成为消除商业化和媚俗化的方法，相反，刻意去追求舆论导向，会造成本末倒置，将会形成更严重的媚俗化倾向。



    四、传记文学该坚持哪些要素？



    首先，传记文学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第一是要坚持文学性的。对于某些传主来说，他们的生平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只要稍微进行文学加工，就能够出现一部文学性和欣赏性很强的传记。

    其次，传记文学要坚持真实性。绝对不能因为一味坚持政治导向性或是舆论性故意去歪曲某些历史人物，更不能由于某些人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而被历史遗弃，如不给某人立传，将某人从某些历史事件中剔除这种狭隘的政治报复。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要公正的评价，前提就是承认他在历史中曾经存在过，而不是遮遮掩掩，讳莫如深。是好是坏，都要去公正评价。

    再次，传记文学作为游走在历史和文学边缘的一种创作形式，历史性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才能将历史更好的兼顾其中？我们在创作传记文学的时候，肯定要坚持文学性和历史性。至于政治引导和舆论导向性，我们只有从成功的创作中逐渐升华这种思想。

    综上所述，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是第一位的。要公正，客观的去评价历史，我们不能一味为了迎合某些潮流而去扭曲历史、篡改历史，对于传记中存在的人物，都要如实记录，秉笔直书。当然，事关历史小说的创作，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