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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古屋里的活死人—权力话语理论下的伯莎与艾米丽对比研究张红芳【摘要】BasedonFoucault＇stheoryofpowerdiscourseandhisinterpretationofmadness,theessayiscomparingandanalyzingthemadwomanBerthaMasoninJaneEyreandthelivingcorpseEmilyGriersoninARoseforEmily.AlthoughBerthaandEmilyarefromdifferentsocialbackground,bothofthemleadmiserablelife.Theyarebothmademarginalized,alienatedandsilencedothernessbythepowerdiscourse.BerthaisdriventomadnessbythepowerdiscourseofherhusbandandEmilybecomesalivingcorpseunderthepressureofdifferentpowerdiscourses.%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疯癫的理解，文章对《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活死人艾米丽·格里尔森进行了对比。伯莎和艾米丽虽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但都有着悲惨的命运。她们都是在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被异化的他者，是失语的一方。伯莎在夫权的权力话语中被推向了疯癫；艾米丽在多重权力话语的重压下过着活死人的生活。【期刊名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2(024004【总页数】4页(P110-113【关键词】权力话语;伯莎;艾米丽;对比【作者】张红芳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山西太原03005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20世纪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虽然作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世纪，然而作品所反映的主题却有一定的相似处。本文将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疯癫的理解来分析《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活死人艾米丽·格里尔森。《简·爱》是一部以第一人称“我”的有限视角来叙述的小说，而“我”破天荒的是女性。小说从头至尾都充斥着“我”的叙述声音，故事的发生、我的感受都是通过“我”来表达的，简·爱拥有完全的话语权。与简·爱相反，伯莎在整部小说中没有说过一句话，简·爱以及读者对她的了解是通过她的丈夫罗切斯特来得知的。“在罗彻斯特眼中，伯莎的智力与‘侏儒一样’：她是一个‘魔鬼（monster）’、‘荡妇’、‘怪兽’。而被视为‘魔鬼’、‘怪兽’的‘疯女人’伯莎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作为‘疯女人’，她不能有正常的思维，不能有语言，有的只能是女妖麦杜萨（Medusa）式的可怕的笑声（1aughterofMedusa）。”［1］罗切斯特和伯莎的婚姻是建立在伯莎丰厚的嫁妆和罗切斯特对伯莎美貌一时着迷的基础上的。当罗切斯特发现伯莎家族有疯癫的疾病，伯莎有一些疯癫的迹象时，他便将伯莎锁在了阁楼里，并派专人看守，他自己则四处游走，一年很少回家，很少有时间和自己的妻子处于同一屋檐下。这就是伯莎·梅森的婚姻生活。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拥有权力的一方构成主流话语，他的对立面就会被主流话语边缘化、异化，处在失语的状态。福柯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
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2］在他看来，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在罗切斯特和伯莎的关系中，罗切斯特是拥有权力的一方，他也相应拥有话语权，起初伯莎阵发的疯癫或许通过丈夫的关爱，家庭的温暖就可以使她恢复，然而罗切斯特却像对待犯人那样将伯莎关在了阁楼里。福柯认为，“权力造就了文明与文化，但同样疯癫也产生于权力斗争中。在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权力的拥有者有着决定性的话语权，但这也同时剥夺了他者的话语权，使其话语缺失，精神压抑，走向疯癜。疯癜是文明与文化的一种现象，也是权力的一种产物。权力无处不在。”［3］这里，罗切斯特给伯莎贴上了“疯癫”的标签，这样，他就可以对她不闻不问。读者第一次是通过简·爱的眼睛来看到伯莎的生存状态的。“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生着火，火的周围用高而结实的围栏围着，天花板上用链条挂着一盏灯。”［4］290屋子里的人通过窗户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试想整天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过着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日子，正常人都可能疯掉。难怪当初“在西班牙城以美貌著称”的伯莎最后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丈夫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昏暗中来回跑着。那是什么呢，是野兽呢还是人？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抓着、嚎叫着；可是它又穿着衣服；密密层层的黑发夹杂白发，蓬乱得像马鬃似地遮住了它的头和脸。”［4］290伯莎从美女到野兽的转变是她生活在罗切斯特的权力话语下的结果，是具有话语权的医生和罗切斯特对她定义为“疯女人”的结果。“疯女人”的称呼决定了她悲惨的命运。她说出来的话被认为是疯话，没人会听，伯莎处在了失语的状态中。有了“疯女人”的标签，罗切斯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她关起来。失去话语权的伯莎是愤怒的，她用疯癫的行动来反抗自己的命运。火烧罗切斯特，表达了她对夫权的反抗；刺伤她的兄弟理查·梅森、并想吸干他的血，表达了她对将自己送入婚姻坟墓的娘家人的憎恨；撕毁简·爱的婚纱，表达了她对罗切斯特再娶的不满，对自己婚
姻的绝望。根据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Gubar）的合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的阐释，疯女人是简·爱的“替身”，来表达简·爱的痛苦和愤怒［5］，是简·爱本我、潜意识的反应；最后，伯莎用生命一搏，烧毁了罗彻斯特的桑菲尔德庄园，烧毁了这座囚禁了自己身心的监狱，自己也同它一起同归于尽。疯女人的反抗，表面看似疯癫，实则是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表达。《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福克纳典型的南方小说。艾米丽是一个“纪念碑”，象征着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历史和辉煌。艾米丽·格里尔森出生于南方的贵族之家，她的父亲自认为家族的地位很高，赶走了一个个向艾米丽，求爱的年轻人。艾米丽年近三十，尚未婚嫁。后来她遇见了来自北方的建筑公司的工头荷默·伯隆，但是两人的交往遭到了镇上人的非议，认为高贵的艾米丽小姐不应该跟地位低下的北方工头在一起，说她忘记了她的“贵人举止”，并派来她的亲戚对她劝阻。后来，荷默声称自己“无意于成家”，为了守住自己的爱情，营造自己的“婚姻”，艾米丽毒死了荷默，与荷默的尸体一起度过了余生。她杀死荷默后，就拒绝外出，将自己关了起来，成了古屋里的活死人。“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我们说不上她是不是在看着我们。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癖乖张。”［6］292艾米丽是南方传统的一个象征。她拒绝时间的流逝，拒绝承认死亡，拒绝跟随社会的变迁，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件事情中看出来。第一件事，在她父亲死后，妇女们到她家哀悼，表示慰问时，“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6］288第二件事，当新一代的政府官员要求艾米丽纳税时，她说她在杰弗逊无税可纳，让他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是原任的镇长，曾经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可是沙多里斯上校已经死了将近十年了。第三件事，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的时候，也只有艾米
丽小姐一人拒绝在门口钉上金属门牌号，外带一个邮件箱。“她怎么也不理睬他们。”［6］292第四件事是她的黑人男仆，白人作为主人，黑人作为仆人是典型的战前南方社会的主仆关系。所以说，艾米丽是一个把自己关在古屋中，拒绝外出的活死人形象。“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6］286艾米丽为何会有这么悲惨的命运呢？笔者认为，她也是在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异化的角色。首先，父权对艾米丽的异化。艾米丽的悲剧是她父亲一手造成的。她的父亲认为家族的地位很高，对艾米丽的追求者都看不上眼，是他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在和父亲的关系中，父亲是拥有权力的一方，也是拥有话语权的一方，而艾米丽则是失语的一方，她没有选择权，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镇上的人是这样给艾米丽和她的父亲画像的：“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站后面，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6］288站在“后面”的艾米丽象征着失去权力的一方，而在“前面”的父亲手持象征权力的马鞭，安排了艾米丽的命运。“马鞭”在这里是权力话语的象征，是父权的象征，手执马鞭的父亲以父权的专横赶走了艾米丽一生的幸福。正如小说中所言，“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频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6］291其次，杰弗逊镇上的人对艾米丽的异化。镇上的人认为出身于南方贵族的艾米丽不应该和一个北方的工头结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有辱于南方贵族的身份，于是百般阻挠。根据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监狱使得囚徒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被观察、被监视的状态，这样就确保了权力的实施。权力是可视的，无需证实的。可视指的是囚徒一直会看到他眼前的，监视着他一举一动的高塔，无需证实指的是囚徒无法知道哪一刻他正在被监视，但是他确信他一直都在被监视中［7］。囚徒就是失去权力的一方，而监视者则是权力实体。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讲到了监视性注视
对人们行为的规训力量。艾米丽在和荷默的交往中，一直受到了小镇上人们的关注、非议、阻挠，艾米丽就像是圆形监狱里的囚徒一样，失去了话语权，处在被监视的失语状态下。先是妇女们说“格里尔森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然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说艾米丽忘记了“贵人举止”，后来老人们常会交头接耳地谈论“可怜的艾米丽”。镇上的人看到艾米丽和荷默一起乘坐马车驶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或是关上了遮挡星期日午后阳光的百叶窗。“后来有些妇女开始说，这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她们还派牧师去拜访艾米丽，牧师夫人甚至写信告知艾米丽的亲属来阻拦这桩婚事。在镇上人权力话语的干涉下，艾米丽始终“把头抬得高高地”，来对抗权力话语的规训力量。再次，北方工业文明所代表的权力话语对艾米丽的异化。艾米丽是古老南方文明的纪念碑，她父亲留给她的古屋在现代机械文明中显得格格不入。“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6］285北方的工业文明、机械文明是拥有话语权的一方，而艾米丽小姐代表的南方文明是失语的一方。荷默则是北方工业文明的代表，他是建筑工地的工头，建设着新的工业文明，摧毁着南方的农业文明。“南方的传统文明正在进行着痛苦的裂变。锐不可当的北方先进工商业文明操纵着话语权。”［8］荷默和艾米丽也有着不同的婚姻观，荷默说他喜欢和男人来往，并说他无意于成家。而艾米丽为了守住荷默，欺骗自己，布置了婚房，买了银质的用具，将新郎毒死，把荷默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身边。被异化的艾米丽用极端的方法得到了所谓的爱情，并封闭了自己，过着可悲的活死人的生活。伯莎与艾米丽两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女人都有着共同的悲惨命运。一个是被丈夫关在了阁楼里，被定义为疯女人；另一个是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和死尸一起过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