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移概念

知识转移概念来自于创新研究领域，美国技术和创新管理学家TeeCe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能够帮助企业积累有价值的知识并促进技术扩散，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Jensen和Meekling解释知识转移时认为，知识转移包括存储知识、处理知识的能力和知识输入/输出大脑的途径。Holtham指出知识转移是一种沟通的过程，知识不像商品可以自由传递，学习知识的时候，即知识转移时，必须有重建的行为，而且要具备应有知识，才能完成转移。Davenport和Prus砍认为知识转移包括知识传递和知识吸收两个过程。接收知识意味着对信息的充分理解并能够据此采取行动。如果知识没有被吸收，那么这一知识就不能说己经转移了；提供知识并不代表转移知识。由此，可以看出，知识转移涉及到知识发送方和知识接收方两个主体，客体是知识，客观条件是传输的途径，目标是能够利用知识来指导行为。

国内知识管理学者董小英(2004)从扩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认为，知识转移是把实践证明有效的知识或技能应用到不同的环境中，以提高知识的产出和应用规模的过程。谭大鹏等(2005)认为知识环境是在受控环境中实现知识从拥有者到接受者的传播，从而缩小人类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差距并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过程。

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Szulanski(1996)的研究表明，知识转移的基本要素包括知识源、转移渠道、信息、接受者和情境，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来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知识的转移与信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从知识源传播到知识受体的过程类似，限制了转移的知识数量的信息或者环境的特征造成了转移勃性，Arrow(1971)就此提出的两个特征是:知识源的信任性和受体编译信息的能力。

Szulanski(1996)在一项最佳转移实践的实证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转移在受体准备好接受知识时难度会降低，这一发现与 Cohen&Levinthal(1990)的“接收能力”概念相一致。接收能力即是接受者先前所拥有的知识存量，用于组织确认、吸收与应用外界新知识。缺少这类知识的受体可能很难认识到新知识的价值，很难将新知识融入自己的知识库或者加以使用。Szulanski(1996)还发现知识转移在受体和知识源关系密切时以及有规范和过程起作用以支持受体忘记己有的知识时更容易进行。

Coummings&Teng(2003)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知识转移包括以下四个关键变量:研发单元了解想要得到的知识存在于知识源的何处而转移；团队在何种程度上共享相似的知识；知识源和受体相互作用时转移知识的程度；知识源将知识转移给受体所经过的过程。并在知识转移过程四大因素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影响知识转移成功率的九大因素：知识情境方面的表达能力和内隐性；受体情境方面的学习文化和优先程度；相关情境方面的组织距离、物理距离、知识距离、标准距离；以及活动情境方面的转移活动的形式。

Coummings(2001)在其博士论文《研发团队间的知识转移》一文中，总结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影响知识转移绩效的情境因素模型，如图：

国内学者王毅和吴贵生(2001)从知识转移过程涉及到的要素出发，分析了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源的转移意向、保护意识、对受体的信任程度；知识受体的意识与能力；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之间的文化距离和空间距离以及转移的知识本身的特征。

常荔等(2001)在对知识链的内涵、特征和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知识链组成的基本要素以及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提出影响知识转移速度的因素主要有六个:知识的性质与内容；知识供给主体传递知识的能力；知识需求主体的学习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知识结构的互补性；对知识扩散成本和利益的预期以及知识转移的社会环境因素。

陈菲琼(2001)的研究表明知识联盟中影响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是知识模糊性因素(包括知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转移双方的经验、合作者的保护、文化差异和组织差异。

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

Szu1anski等学者认为知识转移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过程，据此提出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他认为知识转移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初始阶段(Initiation)、执行阶段(Implementation)、实施阶段(Ramp一即)和整合阶段(hitegration)。在初始阶段，知识转移的机会开始萌芽，组织或个人发现知识缺口和弥补该缺口的知识，并做出转移决策;进入执行阶段时，知识源和受体之间建立起转移关系，进行信息和资源的交流;知识受体接受到知识后，转移过程进入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受体开始使用获得的知识;新知识运用以后，受体根据使用后的绩效，决定是否保留该新知识和是否将新知识的运用制度化，如果得到满意绩效，受体决定将新知识的运用形成惯例，然后就开始进入知识转移的整合阶段。如图：

Myrna Gilbert 和 Martyn cordey-Hayes 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提出

知识转移五步骤的概念模型：知识获取，交流，应用，接受和消化。知识转移过程的关键是消化应用所获取知识并取得结果和效应。如图：

Hansen(1999)提出了知识转移过程的两个阶段:寻找和转移。Kwan&Eheung(2006)在Hansen和szualanski的研究基础提出了知识转移的四阶段模型:动机、匹配、采取行动和保持。如图：

知识转移的要素模型

Jeffrey和Bing一ShengTeng(2003)提出知识转移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即知识源(source)、

知识受体(recipient)、转移的知识(knowledge)及转移情境。这四部分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知识的转移。他们从知识转移过程要素的角度提出知识转移的一般模型，如图：

国内学者王开明、万君康则认为，知识的转移包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接

受两个基本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发送者和接受者—

分别完成，并通过中介媒体连接起来的。如图：

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里的信息集散地，实现有效的知识转移是非常必要的。

高校图书馆知识转移，就是指高校图书馆运用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技术，通过对图书馆的各种内部和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整合、存储、输出等工作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把读者所需要的图书馆知识转移一部分给读者，以提高读者获取、共享和创新图书馆知识资源的能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贯穿于高校图书馆的整个工作流程之中。在实践中，专家服务、参考咨询服务等可以被看作是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具体形式。在这里，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知识资源”不仅是图书馆存储的信息资源(如馆藏文献)，还可以是指图书馆人员所能够掌握和利用的知识，也可理解为查找信息资源的途径、技巧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川。同时，图书馆知识转移是一种有别于图书馆信息转移的转移方式。这是因为，图书馆信息转移是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而图书馆知识转移属于知识管理的范畴，图书馆信息转移是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基础，图书馆知识转移是图书馆信息转移的延伸和发展。

高校图书馆知识转移机制分析

馆内的知识转移模式

(1)馆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模式 ，如图：

(2)馆内各部门间的知识转移模式，如图：

部门间的知识转移串行模式

部门间知识的循环转移模式

馆内外知识转移的模式，如图：

高校知识转移的机理及效率研究

在我国与高校知识转移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就是“科技成果转化”，并以“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高校知识转移的中心评价指标和政策导向。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强调，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适应了当时科技成果严重积压、无法转化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但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仍然把“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高校知识转移的中心评价指标，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政策方面的误导。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说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缺陷:首先，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更物质化些，因而更狭窄些，而知识转移则包含的意义更广泛些，更深刻些。其次，“科技成果”是一个无法在统计意义上严格界定的概念，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的异质性使得“科技成果转化率”无法加和，也无法计算，因而“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是一个科学和精确的概念和指标。第三，不同成果其价值或贡献也具有明显的不等值和不可比性，转化率与效益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最后，“科技成果转化率”过分强调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的技术供方价值，而相当程度地忽略了技术创新、技术转化首先是一种交互行为，一种机制作用的结果或一种机制导引下的资源和经济、社会战略选择。

高校知识转移并非单纯是一种以知识供方的高校为主导的行为，而是有其内在的动因与依据，其中作为知识受方的企业的需求与选择便是重要的一个方面。高校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企业则是另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正是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转移将高校和企业这两个原本各自独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联系在了一起。高校知识转移既非单纯发生于高校系统内部，亦非单纯发生于企业系统内部，而是高校与企业两个系统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化过程。

国内外知识转移研究现状

国际经合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出：“在知识经济中，科学系统不仅要权衡其生产知识(研究)和传播知识(教育和培训)的功能，而且要加上第三个需要权衡的功能，即将知识转移至经济部门和社会其它部门，尤其是企业中。”这就说明，同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传播一样，知识的转移也是支撑知识创新运行的基本条件。

知识转移概念方面研究

Teece 最早提出了知识转移的思想，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能积累起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此后知识转移，逐渐成为知识管理的关注热点。

Szulanski 认为知识转移是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即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此处用转移而不是扩散这个词，是强调知识转移不仅是知识的扩散，而是跨组织或个体边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共享。

Bloodgood 认为知识转移指的是知识在不同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

Argote 认为企业知识转移是一个组织的经验影响另一个组织行动的过程。它意味着知识的改变或者改变知识接受者的行为。他是从知识转移的结果的角度来定义知识转移的，实际上知识的改变或者改变知识接受者的行为都是发生在知识受体的认知阶段。

许强、郑胜华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从转移方向知识接受方传递，并让接受方理解和接受的过程。

Kogut & land 两人认为，企业转移知识的能力是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知识转移的目的是吸收新知识和有效利用新知识，通过知识转移，将那些使组织获益的知识加速应用，从而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有效的进行知识转移，对企业提高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众多实证表明

能有效地在组织内部实现知识转移的组织比那些不能有效转移知识的组织更具生产力和生命力。

Nonaka 认为，只有那些持续创造新知识，将新知识传遍整个组织并迅速开发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企业才能成功。

知识转移过程方面

Hedlund 提出知识转移的三个步骤:编码化及内化、外延和占有、消化及扩散。编码化是将组织中隐性知识显性化表达的过程，内化指知识变成员工个人隐性知识的过程，外延是指知识由较低层移动到较高层，占用是外延的反向过程，消化及扩散是从环境之中取得知识并将其扩散于环境中。

王开明、万君康认为，知识转移包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接受两个基本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发送者和接受者）分别完成，并通过中介媒体连接起来的。

刘芳和欧阳令南认为，跨国公司内母公司向子公司的知识转移过程包括初始、实施和整合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母公司根据知识管理战略目标发现其与子公司之间的知识缺口，决定向子公司转移相关的知识。在实施阶段，母公司和子公司建立起与知识转移相关的联系，信息和资源的交流大大增加。在整合阶段，子公司决定将转移知识整合到已有知识中形成新的知识，知识转移过程顺利完成。

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方面

Choi&lee 认为由于能够提供默会知识转移的便利，企业之间的合作大量出现，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是联盟各方在企业文化、国家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差异。

Simonin 指出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保守心态、知识接受者经验及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因素，会影响知识的转移。

Simonin 针对 147 家跨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企业的学习意愿、学习能力、知识模糊性 3 个因素对知识转移的顺利程度产生影响。

陈菲琼的研究表明，影响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是：知识模糊性因素、特殊性、复杂性、经验、合作者的保护、文化差异和组织差异。

庄亚明、李金生认为，影响知识转移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知识的模糊性、隐性、特殊性、复杂性；合作者的经验、自我保护、文化差异。

徐占忱、何明升指出，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有:主体间的相洽性、内容的歧义性、背景的模糊性、媒介的阻滞性和人为的干扰性。

Zander 也认为知识模糊性会对知识转移有影响。

张亮研究和分析了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知识的可获取性、联盟伙伴的互动关系、联盟企业的学习能力、联盟伙伴间的差异等。

高校知识转移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高校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分别从5个角度进行研究。

1. 技术转移角度

Barry Bozeman 认为，技术依存于一系列的过程与产品，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并非仅仅是技术产品的转移和扩散，而且包括了其中的知识的应用；因此当一项技术产品转移或者扩散时，构成它的知识也随之转移和扩散了，两者是不可分的。

Kenzo 对高校技术转移中知识流的理解认为，技术转移是知识创造和应用大系统的一部分，高校向企业的技术转移同时包括了两个过程：一是从基础和一般性的知识向应用和特定的知识的转移；二是从公共知识向私人知识的转移。

王先庆、王斌伟认为，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就是指以可供转化的开发研究成果为起点，经过产品化阶段，实现商业化、产业化直至获得预期收益为止的一个内在过程。

董一哲、苏敬勤认为，技术转移不是简单的技术传递过程，而是调动人、财、物各种要素，运用有效的管理使技术、构思、信息有机融合的过程。

俞丽萍，姚政则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解为物化和转移两个过程。物化过程是从科技原理开始，通过研制设计、样机试验、试生产、正式生产等技术环节，逐步实现物质化，达到正式生产程度，从而成为社会生产力；转移过程是科技成果从供给方手中，经过产权化、商品化等环节，转移给需求方。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是物化过程和转移过程的统一。

2．高校转移知识角度

国外有学者将高校实际上经历的两次根本性的转变称为两次“学术革命”：第一次是 19 世纪末，高校开始将新知识的发现作为其学术目标，称其为“学术革命”，知识的生产开始成为大学的一项主要目标和功能。第二次是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通过知识转化，将大学产生的知识、技术转移到经济活动中，成为高校继教学、研究之后的又一学术功能，称其为“第二次学术革命”。

高校已不再只是进行教学与科研的“象牙塔”，而是要使知识流动起来，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并进而通过转移实现知识的市场价值，服务于社会，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

Rikard Stankiewicz 提出了高校新的概念模式：流行了百余年的以教学与研究为基础的大学模式正发生着变化，向技术需求的趋势发展，并扩展到了技术的产生与转移上。其组织机构开始与扩展的功能相适应；但功能的扩展不是以牺牲学科的完整为代价，而是通过管理机构的调整和职位结构的设置来实现的；大学建立起了一种与环境相联接的复杂网络；为实现上述目标，大学必须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以选择自身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这实际上表明，在知识社会中，大学有其新作为，尤其在科学技术领域有其新功能，这对于一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将高校所创造的知识、技术、成果转移到社会与商业上，完成高校知识的流动与应用并实现其市场价值，这实际上就是高校的知识转移问题。

3．企业接受知识角度

OECD 进一步强调了对 know-who 部分知识的学习，认为目前正朝着更加综合性与网络化的知识基础的趋势发展，新产品往往与许多技术相联接，这些技术又根植于许多不同的知识来源，所以，对 know-who 部分知识的学习不但包括要知道是谁的知识，还包括与不同的人和专家合作与交流的社会能力。

David J. Teece 提出了“创新者未必获利”的观点，认为实现了创新、获得了新技术的企业能否真正实现获利，还要看是否具备三个方面的构架：独占性体制，即对于技术专利、商业机密、隐性知识等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技术主导设计阶段的有利地位，因为主导设计前阶段更多的是设计上的竞争，而主导设计后阶段则更多的是价格上的竞争；具有辅助资产，成功的商业化创新都需要联合利用核心技术和其他的能力或资产，这些技术、能力和资产就是辅助资产。

4．国家体系角度

从组织和过程角度研究高校技术转移，BrainHarmon 等人将大学技术转移细分为了 5 种类型；Henry Etzkowitz 则根据大学参与其中的程度与形式将大学技术转移区分为了 3 种方式。RudolphA. Carboni 对大学－企业的（广义上的）合作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大学－企业联盟、特殊资助的研究中心、非限制的特殊许可、合作研究、人员交换、咨询关系、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与技术许可、小企业建议及支持、合资。此外，一些研究还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差异作了详细比较，对高校与企业之间合作的动机作了深入的分析。

在宏观层次上，从转移机制角度研究高校技术转移，构建了“三重螺旋”的模式，提出了一种高校、产业、政府之间跨越边界的动力发展机制和技术与机构之间的协同进化模式，为观察和研究高校技术转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三重螺旋”模式强调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高校正扮演着逐渐重要的角色。该模式是以高校、产业、政府中体制分化的传统形式作为出发点，结合了进化理论，是社会中功能发展机制与体制发展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与市场之间的功能分化和整合、以及私人控制与政府控制之间的体制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相关的维度交互作用导致了一种以高校—产业—政府关系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模式。在这些关系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性交易，知识生产和创新的内部机制，在不同层次上对相互作用的体制上的控制。

Henry Etzkowitz 与 Loet Leydesdorff 给出了“三重螺旋”模式的四个分析角度，即三重螺旋内部各个螺旋之间的转换；一个螺旋对另一个螺旋的影响；通过三重螺旋的相互作用而创建的新的结构；这些实体的递归影响，既包括对三螺旋本身的影响也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从过渡经济下转移特征出发，指出了“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方法论和政策导向缺陷，确立了以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转移界面位置选择与变动机理模型”在分析过渡经济条件下技术转移问题上的合理性和有用性。并通过对 1995 年和 1997 年两次实证调查结果的分析，有效验证了这一研究结果。

袁靖宇解释和回答了中国高校科技企业的经济学性质和组织制度的起源问题，分析了中国高校科技企业组织制度的现状和变迁趋势；进而构建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结构的分析框架。高校科技产业是我国特殊国情下高校技术转移模式的一种制度创新，该研究正是对技术转移中的这一类特殊模式所进行的微观机制分析。

5. 系统科学角度

马扬、陈茁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之中，讨论了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可观性与可控性，并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孟国斌、邱林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经济行为。从系统的角度看，科技成果转化可分为以下几个子系统：主体系统，包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生产单位和科研院所，二者既是成果转化的载体，同时又是受体；支持系统，包括资金、人才、物资及成果本身的成熟度、适用性、市场前景等方面；政策环境系统；中介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各个子系统只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才能形成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整个系统才能正常地运行。

孟燕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了科研子系统、生产子系统和社会支撑子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彼此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才能在动态中实现均衡，形成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使整个系统正常运行。

沈林、刘洪等人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可以看成是一个由政府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和技术市场等要素构成，包括投入、转化和产出等环节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系统；该系统可划分为供给、需求、调控和扩散等子系统。进而分析了促进转化政策介入该系统的切入点，并从科技成果供给、转换、需求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整体优化与一体化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框架。

江兵、刘洪认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既包括自然科技成果的转化，也应该包括社会科技成果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关于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从科技成果的形成和应用、扩散着手，而应确立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观，从由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构成的整体系统出发，并以整体系统目标优化为目标进行研究。

在研究高校知识转移的一般模型是利用了熵理论：高校知识转移熵。

高校知识转移途径

根据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识转化 SECI 模型理论，高校知识转移途径主要

有：

1.人才培养过程中知识的转移；

2.科学研究过程中知识的转移；

3.服务社会过程中知识的转移；

高校知识转移模式研究

国外高校知识转移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高校知识转移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率先进入教育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在知识转移所需的制度环境、在高校研发所需的科研经费和科研设备、在知识转移效率测度等方面，形成了以整套有效的管理措施，很好地促进了高校知识转移活动。

1.良好的制度环境

美国政府参与高校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活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制定可以对校企之间的知识转移进行调控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法规来达到间接参与的目的。美国近些年来制定的与知识转移相关的主要法案、政策。见表

198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拜杜(Bayh一Dole)法案》，明确规定高校可以对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的高校发明进行独占性专利许可，发明人可分享专利许可收入。美国高校知识转移由于该法案的颁布实施，无论从机构设置、队伍配备，还是从观念转变、规章制度和教师参与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并直接导致专利申请、授权、专利许可、学校回报等的高速增长。见表：

2.充足的科研经费

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以为高校提供较为宽松的财政环境，推动高校更加容易地进行基础研究工作，更容易地产出科研成果，间接提高高校的社会影响力，是高校知识转移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美国的金融资助制度是一种多种形式的包括政府资助和私人部门资助的联合资助制度，这种比较完善的金融资助制度能较好地满足高校在进行知识成果转化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高校知识转移的市场风险。高校科研经费构成见表：

单位：十亿美元

3.多样化的知识转移模式

美国的高校知识转移项目已经开展了将近百年，形成了多样化的现代知识转移模式，其中有五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由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通过募集的形式成立的校友研究基金会，该基金会专门从事该校的知识转移事务，处理知识产权问题，获得专利，向企业销售专利许可权，向学校提供教学科研资金。第二种模式是鼓励技术发明人自己创办企业，利用企业进行知识成果的转化的技术发明人自创企业的模式，像硅谷、北卡罗来州三角园、波士顿128号公路等高新开发工业园区就是该模式的典型例子。第三种模式作为美国高校知识转移的标准模式，被大多数高校采用，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模式，该模式将专利的营销作为出发点，以营销促进人们对专利的保护，销售专利所得的收益可由专利发明人和其所在院系共同分享。第四种模式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三方模式，该模式的运作方式是成立专利管理公司来为高校的专利管理服务，公司拥有处理高校发明的专利的申请和许可工作的权利，并与高校分成收入。第五种模式是加州大学实施的技术+商业模式，该模式通过对知识创造提供商业化的指导，资助知识创造的商业化，来确保知识发明的商业化运作。这种模式强调全新的技术经常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和商业从一开始就被结合起来，理念是如果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怎么用技术赚得利润，那么无论这项技术多么一流，都不会被资助。极高的知识转移成功率也使得该模式很快在美国得到推广。

国内高校知识转移的现状

随着一系列鼓励知识转移的文件出台，高校知识转移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得到了大力提升。一些已经出台了的相关的法规、政策和措施见表：

我国已陆续出台了12部关于鼓励高校知识转移的法规和政策，一批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国家重点新技术推广计划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使得我国的高校知识转移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转移状况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高校知识转移方面与美国高校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的情况还不是很理想，具体表现在:

1、高校的科研活动与市场脱节

高校的科研活动长期以来主要是以知识、成果为导向，却忽略了科研成果是否具有实用价值这一重要的指标，工作的重心还是放在得到学术水平的认可和获得科研奖励的等级上。

2、高校科研成果产出少，转化率不高

高校大多是以发表论文的篇数、承担科研课题的数目、实验室成果的鉴定作为教师进阶的评定、成果的奖励，但是对科研成果是否有市场前景、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却考虑不够。

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我国高校中，大约有67万人从事着科学研究的工作，占全国科研记录的22%。在我国经主管部门审批所建立的科技研发机构就是超过5000个，从事科技研发

的就有超过24万人，承担的各类课题也达到了12万项之多，投入的科研经费达到了174.5亿元。但是，截止2001年，我国高校的专利申请数仅占全国的77.7%，专利授权数仅占全国的7.3%，数据见表：

3、科研资金不足

目前我国高校进行知识转移项目的资金主要有有国家拨款、企事业委托经费、银行贷款等几个来源。在我国高校己成功转化的科研成果中，转化资金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拨款的26.8%，风险投资仅占2.3%，具体见表：

中国大学体制类型对高校知识转移的影响：一个基于资源观的分析

原长弘，贾一伟，方坤，刘朝

国内学者对我国高校知识、技术转移问题也已经作过不少研究。原长弘（2003）对1994—2002 年间发表的有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论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归纳了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20 类因素， 并对这20类因素依据出现的频率排序。新近，有关学者对该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如周凤华、朱雪忠（2007）以2000至2004 年间国内58 所高校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探讨了研发及技术转移资源对大学技术转移产出的影响[11]。杨德林、汪青云、孟祥清（2007）提出5 种可能对中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型衍生企业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 大学的科技实力、大学专业布局、科研经费总量及构成、大学的地理位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并通过对111 所大学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 验证以上假设中的5 种因素对大学企业衍生活动是否存在影响。徐国东、叶金福、邹艳（2008）从知识、人、距离三个方面建立了大学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包括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内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现有的研究从多个方面揭示了影响我国高校知识、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并有学者以文字论述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式研究了我国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知识、技术转移差异。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大学知识转移、技术转移的研究均忽视了大学体制这一重要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反复搜寻与查阅，我们发现：关于高校体制类型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产生的原因、程度，尚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为弥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这一空缺，本文以资源基础观的分析视角，从高校体制类型入手，采用负二项回归对我国98 所重点高校2007 年的知识转移进行实证研究。

国外关于高校类型对大学知识、技术转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学是否为私立院校，政府是否授予土地。不同类型的高校技术转移的文化有所不同， 公立大学以及从政府获得土地的大学更有可能从事传统的知识生产任务。而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高校的类型和国外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私立（民办）高等院校的兴起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且不论实力还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公立大学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

图书馆在大学知识转移中的作用机制探析

刘岩芳 张庆普 过仕明

有关大学知识转移的研究, 目前较多集中在校企知识转移上, 有关大学内部知识转移的研究, 则较多集中在团队知识转移上。

杨钢, 薛惠锋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分析了高校团队内知识转移的因果关系, 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 并实现了系统仿真, 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灵敏度。结果表明, 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的团队内知识转移过程, 并能为相似的知识转移过程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原长弘等以资源基础观为分析视角, 考察了大学类型对高校知识转移的影响。袁永久对我国大学知识转移研究进行了综述性探讨, 其中大学内部知识转移的研究也作为一大方面列入研究主题。

有学者对高校教师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进行了探讨, 指出高校教师个体间的隐性知识转移是高校核心能力培育的有效手段, 但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转移存在着严重的转移障碍, 科学的激励机制设计可以有效地消除这些转移机制的负面影响, 从而大幅度地提高教师间的隐性知识转移效率。

李利霞, 黎赔肆,秦洁对图书馆在大学院系知识转移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冯振华认为, 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的集散地, 在有第三方参与的知识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图书馆在高校内外部的知识转移及其作用 。

本文认为, 大学内部知识转移活动主要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院系与院系之间及大学科研团队等几方面(图1)。每一方面的知识转移都构成一个小小的转移网络(如图2, 以师生间的转移为例), 在大学内部,各种知识以正式及非正式的交流方式在不同的对象间不停流转。

大学内部的知识转移若要更好的进行则需要一个平台作为支撑, 而图书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图书馆除能提供知识创新所需要知识资源外,还能够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场所上的保障。知识转移是一个循环的动态过程, 知识在这一系列的动态流转过程中实现增值。图书馆在大学知识转移过程中, 需要对各种有价值的动态知识进行择优收集, 进而存储、整理, 使其有序化, 以此提高知识再转移的柔性, 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有效转化, 以及不同类型知识、不同转移主体间的知识转移, 满足知识主体的知识需要, 以此提高大学的竞争优势。

基于知识网络的高校知识转移价值增值的影响因素研究

Teece 于1977 年首次提出知识转移的思想，他认为：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能够帮助企业积累有价值的知识并促进技术扩散，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此后，许多学者都对知识转移的内涵进行了研究。

Szulanski 认为知识转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从知识源单元到接受单元的信息传播过程。

Gilbert 指出知识转移的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交流、知识应用、知识接受和知识同化五个阶段。

Davenport 和Prusark 认为知识转移是由拥有者传递给潜在的接受者，然后由接受者加以吸收。

左美云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势能高的主体向知识势能低的主体转移知识内容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知识的实用价值让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