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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2007年的观察与思考之一钱理群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2007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讲的自然并不只是历史，而且是重新构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象，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人极其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人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二、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孔夫子《读书》2007年第6期以首篇的位置，发表了《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重申作者的一个观点：“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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