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捐款种树到顶层设计蚂蚁森林捐款种树

深圳绿基金8月份发起号召，向机关团体和个人募款，希望在提取3%的管理费后，用之于全市的绿化投入。这个活动规模很大，形式上有座谈会、登门拜访等动员形式。不过，市民对本次所谓的义捐相当冷淡，纷纷谴责其合理性，认为市民无义务捐款。

市民的反对理由充分：市政绿化都有专项资金，这部分资金若不足，亏空何在需要说明。在不解释不说明的时候，动用公益募款的形式向市民集资，遭到市民抵制，也在意料之中。这件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多，在公益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实有解读的必要。

绿基金是深圳城管委属下的公募基金，是当之无愧的官办公益组织。从基金开支中“奖励园林绿化先进分子、补助慰问病困园林工作者”可见，该基金的社会属性有待拓宽。绿基金的募款和收益人群不匹配，在官办公益信誉和公信力骤降的现时，难怪会遭到拒绝。

市民对绿基金的抵制也证实一个判断：官办公益的募款能力主要于权力的影响力，当这个影响力受到削弱后，不被信任时，它向社会的募款能力将严重下降。权力再大的官办公益，也做不到强行募捐。只要一次不被信任，就会次次受到公众抵制。

公众对绿基金的反感，可以看做是红会、宋基会、青基会等官办公益组织信誉受损后的持续反应。社会用行动反对这类公益组织，正从国家层面的官办机构蔓延到省一级乃至于市一级。这不是哪一个官办公益的危机，而是官办公益面临的共同危机。

想必这不用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势下的官方应对，特别是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总纲的社会组织建设，也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值得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宣扬，一些政策开始掀起面纱，顶层设计的真面目逐渐为人所见，它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什么，可以一议。

毫不讳言，公益慈善当初对顶层设计充满期待，指望它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为草根公益乃至于NGO发展开辟新生道路。这个愿望到今天，在顶层设计具体化为政策落实后，开始被一一击碎。顶层设计的实情恐怕并不符合初始的良好心愿，两者有着显著的分裂。

对官办慈善，早前的民间期待是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但是就像绿基金遭遇的那样，在丧失社会民众的支持、失去大众的募款后，官办公益已经认识到：要么更紧地拥抱权力，要么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显然的抉择影响到了官办公益所能游说到的顶层设计者。

换言之，官办公益的恐惧感和生存压力，令其并不认可民间的改良方案。在压力之下，官办公益不再去争取民众支持，而是将策略重点转向争取顶层设计的支持，争取在新的结构性调整中占据优势地位。因为拥有同构的权力系统，官办公益组织拥有更强的影响政策的能力。

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最先体现在放松登记，从 __兼顾登记制。不管NGO对此持何种态度，自此而后，政策设计围绕政府购买服务展开，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继起的政策中心。只要掌握枢纽型社会组织，就相当于可以“截流”，获得购买服务的财政款。

官办公益慈善机构——比如工青团妇——开始将顶层设计具体化，正在借助政策获得社会组织的多重身份。而民间NGO则在这个过程中，被纳入“被孵化”“被规驯”的程序中。以官办公益为主再造NGO秩序，在顶层设计中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掩饰。

更进一步，官办公益组织为了获得超稳定的权力支持，开始设计出将它们的开支列入预算的措施。红会已经获得首肯，成为第一个明确从顶层设计那里获得预算案的社会组织。这个举动当然不是孤立的，其他官办公益也会依例、依照级别争取，红会不会是唯一一个。

可以想象一下，等到官办社会组织变身为“枢纽”，财政预算与政府购买服务将从两个方面确保它们的财力，它们的性质更深地成为政府机构，而不是像顶层设计早先宣告的那样，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官办公益的行政化会更浓厚，垄断性会更强。

再来看真正的民间组织，那些原本指望从顶层设计中获得宽松环境的草根组织，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想要的都没来，反倒是被纳入了官办公益组织主导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无论是资源获得的难度，还是自主性、甚至专业化升级，都面临官办公益的“把关”。

这就是即将形成的格局：官办公益并没有因为信誉扫地而倒掉，反而借助顶层设计获得了“生命力”，获得了更强的韧性。不过，等到这一步公之于众时，有助于民间公益丢掉幻想，继续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就像顶层设计未发生之前那样，继续民间的跋涉。

即使这样，仍有必要考虑：顶层设计除了影响了官办公益，还影响了哪些方面？它没有起到作用的部分，是否还有别的机会？在收回对顶层设计的单方面寄托后，NGO的路怎么走？无论怎样，游戏规则确有变化，而这些新出现的疑问，在幻灭之后，更值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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