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

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

时间：下载该word文档

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
王志连、姬文刚
[内容提要] 20世纪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始终受到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种双重性体现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各个时期。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民族化道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深入人心并健康发展。
[关键词] 十月革命东欧社会主义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706-0181-05 从概念上讲，“十月革命道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十月革命道路”是指1917年十月革命的内容、方法、性质等具体问题。广义的“十月革命道路”是指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本文从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考察20世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现，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始终受到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种双重性体现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各个时期。深入分析十月革命道路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十月革命道路与两次大战之间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
元。”[2]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月革命道路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首先在于，它使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希望，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信心。但与此同时，又助长了脱离实际、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情绪和冲动，存在犯左倾错误的危险。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在1918—1923年掀起了革命高潮。东欧各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积极号召本国工人阶级以俄国人为榜样。继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1919年3月匈牙利爆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是继俄国苏维埃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波兰，工人阶级先后建立了120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罢工斗争，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也进行了一次次战斗和起义。东欧各国的革命风暴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锻炼了工人阶级的战斗能力，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东欧国家共产党人脱离实际、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情绪和冲动。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的高潮是短暂的、局部的，从根本上说，欧洲还不具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客观条件。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使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成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任务。1918年12月召开的波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是波兰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波共认为，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直接斗争的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坚信世界革命会立即胜利。匈牙利1919年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共
和国不仅基本上沿用了俄国的模式，而且比俄国革命走得更远，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直接在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建立了合作社。“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失误。它使农民群众远离了共和国。”[3]在保加利亚，尽管当时根本不具备主客观条件，但保共在1921年也积极准备夺取政权。而在1923年，当欧洲革命已进入低潮时，保共竟然仓促发动了九月起义。
东欧国家共产党人脱离实际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同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在1919—1923年的革命高潮中，受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列宁等俄共(布领导人把俄国革命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爆发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欧洲革命包括东欧国家的革命寄予很大期望。在《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中，列宁指出：“无论如何要使革命孕育到完全成熟。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将是一次巨大的国际性胜利。我认为，如果说现在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国际性胜利已经达到20%—30%，那么随着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胜利就将是40%—50%，甚至可能是51%。”“波兰共产党人肩负着具有世界意义的责任。”[4]由此，促进东欧国家的革命被看成是俄共(布的重大任务。保共发动九月起义及其失败，“不仅是保共的错误，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决策和指导的错误”[5]。欧洲革命进入低潮之后，东欧国家共产党脱离实际急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这同样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对波兰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波兰面临“直接的革命形势”，波兰无产阶级应当用“革命方法改造波兰国家”。斯大林对波共的批评给后者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加剧了从1924年开始的党内“多数派”(瓦尔斯基、柯秀茨卡、瓦莱茨基等和“少数派”(费德莱尔、伦斯基-列什琴斯基等的斗争。波共根据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的精神，把经济危机的爆发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客观条件趋于成熟的表现，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惟一出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波共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
的斗争，以“少数派”的胜利而结束。在1929年6月举行的波共六中全会上，瓦尔斯基等多数派领导人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少数派的伦斯基-列什琴斯基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十月革命道路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它促成了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但也在客观上加剧了东欧国家工人运动业已出现的分裂趋势。
第二国际后期，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重大分歧并导致了分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东欧各国工人运动中，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逐步分裂为左右两大政治派别。左派在第二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一边。不过，在十月革命之前，这种分歧与分裂并未严重影响两大派别在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中进行合作。但在十月革命后，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上，两大政治派别尖锐对立。右派明确拒绝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则，执行同资产阶级政府妥协、合作的政策，试图通过议会工作把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改造成为“人民集体意志的机关”。而左派则明确主张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举动，事实上宣告了工人运动的两大政治派别正式分道扬镳。20年代末，东欧各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指导，不仅反对“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加强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把社会民主党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并把它与资产阶级政党和法西斯组织等同起来。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也对共产党加以攻击。这更加剧了工人运动的分裂。
二、十月革命道路与战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选择

从内容上讲，十月革命道路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通过革命暴力的方式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剥夺剥夺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道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的革命和建设方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照理说，二战后东欧国家应毫不迟疑地选择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因为，毕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的包围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同时，东欧各国之所以能在二战中赢得解放，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红军的强有力帮助。然而，在二战后初期的几年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却大胆地作出了另一种选择：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
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在此情况下，“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问题的大讨论。如何看待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自然成为争论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所谓“莫斯科派”与“国内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政治对垒。从苏联回国的一批共产党人包括党的一些领导人主张结束民主革命阶段，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按照苏联的经验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国内派关于民族化道路的设想与实践，指责人民民主制度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主张消灭混合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在政治上建立共产党的一党制。不过，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这种观点并未在东欧各国党内占据上风。
与莫斯科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派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做法，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的创造性设想。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工人党“国内派”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式道路”，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
捷共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特殊道路”，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工人党提出了“人民民主道路”，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这条道路实际上并不特指某种特定的道路，而是各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根据各自特点而提出的经由人民民主这种过渡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换言之，人民民主道路就是有东欧各国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东欧各党对人民民主道路的认识、理解与解释不尽相同，各国在具体实践中也反映出各自的特点，但总体上看，这种选择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当是民族化的道路，不应照抄别国的经验。他们认为，在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必须充分考虑各国具体的国情和历史条件，考虑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简单照抄别国的经验对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哥穆尔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决不是教条。季米特洛夫认为，各个国家的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样板，而是取决于各自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和其他条件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有别于苏联的道路，可以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权形式，而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哥特瓦尔德指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地点和时间来确定它对某一事物的态度。我们所走的是我们自己的特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