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生平与创作简介

一、生平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凤凰县，苗族。他所生长沅水流域，地处湘西，属湘、川、黔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是被中原文化鄙夷为“荆蛮之地”，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落后，但自然环境优美，自然风光秀丽。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里一个颇有名望的行伍世家（祖父、父亲都作过军人）。六岁进私塾，因厌于私塾无生气的教育和严厉的体罚制度，经常逃学，流连于湘西的自然山水之中，学会了爬树、斗鸡、捉蟋蟀、撒谎、赌博、骂野话和打架斗殴。就在这个时候，沈从文的家庭开始败落。十四岁（1917年8月）那年，沈从文以预备兵的名义入伍。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随军队辗转流徙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经历了“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的生活”，“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以及许多奇特古怪的人生，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在军队，他认识了一个叫肖选青的军官，军官第一次见他时问：“小师爷，叫什么名字？”“沈岳焕”。“哈，‘焕乎其有文章。’你就叫沈从文吧。”从此，他开始用沈从文这个名字。这段生活对沈从文的创作生涯至关重要。他见惯了边地的征战和剿杀，也见惯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欢愉，对封建势力压迫下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从而决定了他后来文学创作中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

1922年夏天，“五四”运动波及到湘西，沈从文告别家乡，来到被“五四”运动洗礼后的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由于学历低，基础差，入学考试没有通过，只能在北大做一个旁听生。1924年以后，陆续发表作品，1926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鸭子》。

1928年后，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由于政治的影响，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和古代服装研究。1969年，赴湖北咸宁干校，在双溪看菜园子。1971年获准回京。1978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装史》，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电视剧《唐明皇》的服装设计得益非浅。

二、创作概述

沈从文以小说创作为主，散文创作为次，一生结集六十多种，是创作数量最为宏大的现代作家之一。1926年至1928年，是其创作的起步阶段，重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30、40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一个天才的通信》、《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凤子》、《八骏图》以及散文集《从文自传》、《昆明冬景》、《湘西》等，约50种。其名作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先后写成于这个时期，代表着他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

长期以来，人们对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缺少正确的认识，缺少正确、公正的评价。20年代，他的出现未能引起文坛的注意。30年代，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的“清客化”、“商品化”而引起与“京派”、“海派”的论争，争论的结果，他被鲁迅归入“官的帮忙”一类。40年代，他坚持在政治上不与任何人联盟，不参加任何派别与集团的活动，成为孤独的自由主义者而遭到非议。以至1948年由《斥发动文艺》（郭沫若）等文章的误导，北大一部分学生错误地对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批判”。由于历史上的误会，建国后17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其一般不作论述，若要论述，则把他当成“批判”的对象，如有人把他列为“反动作家”，“十分露骨地表现了作者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四人帮”跨台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文艺观念的嬗变，才逐步消除对沈从文的历史误解，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与应有的创作地位。

1、创作思想

沈从文的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实际上在进入北京城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时时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在充满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他更加怀念湘西美好的自然山水，以及那里充满“真、善、美”的自然人性，同时，他对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退化，道德沦丧的都市感到无比厌恶，但作为一个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他认识到都市的病态，是伴随着现代文明带来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乡村的自然经济，自然人性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也正失去生存的土壤，童年的湘西已成为“往事”，因此，他对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的爱恶中，也掺杂着哀伤和隐痛，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

沈从文认为“美在生命”，他醉心于人性之美，这种“人性”，就是乡民中充满美与爱，富有生命强力的自然人性。沈从文幻想用这种人性美来重建民族品格，改造社会，所以，在政治上和文学观上持自由主义的态度，既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又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往往把人生的理想寄托于对人性美和自然美的描绘和赞颂之中，并以此与现实的腐恶相对抗。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是沈从文创作的一贯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下层人生形式的观照主要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着眼的，道德的选择是其基本的价值尺度。这种估量人生价值的道德尺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为核心内容的，这使沈从文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所塑造的民族优秀品格的同时，也相对忽略了这种传统道德所造成的民族劣根性及其对社会历史变革的阻滞作用。

2、小说创作

沈从文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湘西小说，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之美；都市小说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这两类小说的美学追求是一致的，都是探求人性。在湘西小说的早期小说中，（《野店》《赌徒》《夜渔》）沈从文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又一个新鲜而神奇的世界。可是挖掘生活不够深刻，艺术上还嫌粗疏。后期反映湘西生活的小说中，有描写与自然合一的优美爱情，赞美原始生命活力的，如《龙朱》、《雨后》、《阿黑小史》等；有借传奇性的故事再现古老风俗的，如《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有写蛮荒状态下的“老乡村儿女”理性的蒙味，如《萧萧》、《贵生》、《柏子》等；也有描写外来的政治、经济压力给湘西人民带来的种种惨痛。如《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牛》、《丈夫》等。这些作品视野开阔，反映的现实内容丰富而深刻。这些作品写尽了故乡奇异的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展示了湘西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形式，及其在时代的大力挤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在与都市人生的比照中，讴歌了湘西底层人民身上朴素的人性美和道德光辉，体现出作者的道德情感取向。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整体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即现实的人生形式和理想的人生形式，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生存状态和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会明》、《灯》、《巧秀和冬生》等作品构成了一系列，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到30年代湘西山村儿女的苦乐人生，塑造了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会明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虽然各不相同，柏子热情、放纵又带有几分狡猾，萧萧天真、幼稚、单纯，贵生老实、憨厚、自重，但他们性格的内涵中却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与蛮悍粗野，作者关注的不是人物性格自身的完整与丰满，而是他们世代相承的命运与人生形式。在作者看来，这种生活既是庄严的，又是悲凉的，其中浸透着作者在30多年人生旅途中所体验到的人生哀乐。作者笔下的湘西现实人生，“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作者对这种人生的感情是复杂的，笔端既洋溢着热情，又不时传达出一种淡淡的悲凉与惆怅。

出于对现实人生形式的不满与厌倦，沈从文又创造出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他一方面在回忆中构造着牧歌式的“边城”世界，一方面通过民间传说衍演成的故事，为其理想人生形式寻找历史的根据。《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小说在浪漫主义的格调中回荡着历史的悠长余音。这些作品不能说全无现实生活依据，但都被作者涂上了一层浓浓的理想化色彩，寄托了自己对具有悠久历史和风俗传统的苗族人民的挚爱，以及对原始生命形式的礼赞。作品中跃动着青年男女真挚、热烈、活泼的生命情趣与活力。作者对这种生命形式倾注了无限的向往与渴慕之情。

沈从文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展示了一个与湘西世界对立的社会世态图，在与“乡下人”的现实人生的鲜明对照中，揭露了远离“边城”的都市人的道德随落和人性沦丧。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在《绅士的太太》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示：“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都市上流社会沉落的种种世相：绅士在外偷情，太太出于报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那位少爷在与父亲的三姨太乱沦的同时，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八骏图》中的八位教授（精神病态——性变态），受现代文明的压抑，他们的生命活力退化，性意识已经严重扭曲，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深处却龌龊不堪，教授甲在坟帐里居然挂着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达士先生在热恋之中，竟因另一对美丽眼睛的诱惑而推迟归期。这群“近于被阉割过的侍宦”，急需由作为自然人生象征的海来治疗。

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讽刺，暴露与张天翼、沙汀等左翼作家所取的角度是不同的，他不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暴露上流社会的腐朽、庸俗、自私，而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切入都市人生，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上流社会的种种病态，反映上流社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人性的扭曲。

3、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创作多为故事型的，所写湘西特殊风俗民情，自然景物，多为一种外在表象的描绘，深层的内涵不足，文字也不够纯净。成熟期的作品，描写俏丽、生动，富于诗情画意，有种独特魅力。

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其意境的创造，蕴含着情绪和诗意的独具特色的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

沈从文小说的人物刻画也很有特色。人物肖像描写，善于抓住主要特征，简洁、精炼而生动鲜明。与表现人物的“生命形式”和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创作意图联系，沈从文着力于人物心理的刻画。

沈从文小说的语言独具特色，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既有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简约、凝炼的优长，又有现实生活语言的清新、生动，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

沈从文通常被称作“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作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这种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叙述角度变化多端，结构布局巧妙多样，开头别致清新，结尾形态各异。沈从文曾说到他创作文体的追求，是用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态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边城》可以说是沈从文这种追求的典型的成功例子。有文学家称赞《边城》“每一节都自成首尾，而又一气贯注”，“每一节是一首诗，连起来成一首长诗，又像是二十幅彩画连成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