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秘密是什么
   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但问题是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觉到"天天吃着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衣食无忧，却牢骚满腹，他们总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这使很多学者和官员十分困惑：难道是人们的道德
水平在不断地下降吗？其实，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从一个幸福方程式讲起。据报道，英国科学家说他们破解了人类最大的一个谜团，那就是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幸福（Ｆ）＝Ｐ＋５Ｅ＋３Ｈ。Ｐ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Ｅ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状况、财政状况和交友的情况；Ｈ代表更高一级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等。有的学者把这一公式进一步简化为：幸福（Ｆ）＝Ｅ／Ｄ。Ｅ代表效用，Ｄ代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但问题是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觉到"天天吃着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该物品在具体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正是按照这一规律活动的。对于这一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其于１８８８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以一个十分通俗的例子做了论证：
一个农民在原始森林中建了一座小木屋，独自在那里劳动和生活。他收获了５袋谷物，这些谷物要用到来年秋天，但不必留有剩余。他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人，因而安排了一个在一年内使用这些谷物的计划。
一袋谷物是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留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他爱喝酒，于是他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１２，其余的依次确定为１０、８、６、４。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假如损失了一袋谷物，这位农民面前只有一条惟一合理的道路，即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或者说是放弃边际效用。边际效用由谁来决定呢？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因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从边际效用理论的角度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十分正常的。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碗里的肉越来越多，而且很容易满足，对于很多人来讲，肉的边际效用非常低，价值也不高。他们放下筷子骂娘骂得并不是碗里的肉少，而骂的是边际效用高的东西，比如"昨天看戏没有买到最好的票"等。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好了之后，边际效用高的往往是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医疗服务、物业管理等等软的东西。这就要求政府要从过去只是关注人们碗里的肉转变到要关注堵车、看病难、拆迁等事情上来。

   灯塔的故事
    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
　　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
　　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
　　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较多，享受到的好处比较多。所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
　　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
　　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来做呢?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
　　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
　　可是，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
　　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
　　灯塔，为什么要分摊?或者，有人表示：即使是按正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讨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
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可是，由谁来收钱呢?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家挨户地收钱保管呢?
好吧，如果有人自告奋勇，或有人众望所归、勉为其难地出面为大家服务，总算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即使当初大家说好各自负担多少，如果有人事后赖皮，或有意无意地拖延时日，就是不付钱，怎么办?大家是不是愿意赋予这个“公仆”某些像纠举、惩罚等的“公权力”呢?
灯塔的例子很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处理“公共财”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灯塔所绽放的光芒德泽广被、让过往的船只均蒙其利。可是，其他的东西像面包牛奶一个人享用了之后别人就不能再享用；灯塔的光线却不是这样，多一艘船享用不会使光芒减少一丝一毫。而且，你在杂货店里付了钱才能得到牛奶面包；可是，即使你不付钱，还是可以享有灯塔的指引，别人很难因为你不付钱而把你排除在灯塔的普照之外。
和牛奶面包相比，像灯塔这种财货就比较容易由公共部门来解决。因此，由灯塔的例子，可以具体入微地联想到“政府”存在的理由：透过大家认可的方式，大家决定要有哪些像灯塔之类的公共财，也决定要怎么样分摊提供这些公共财的成本。而且，为了能有效地处理“支出”和“收入”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也愿意让政府拥有某些司法和制裁的权力。
　　对一般人来说，也许灯塔和实际生活的经验有一段距离，不太能体会里面的曲折。但是，类似的例子多得很。每一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要在自己家附近的巷子里设一盏路灯，钱要由街坊邻居一起分摊、地点要由大家商量决定；那么，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或者你觉得走夜路没有什么不好，何必劳民伤财……
　　虽然早就在别的文章里，看到科斯的这篇论文多次地被引用；可是，一直到最近读他《论文精选》这本书，才看到闻名已久的这篇《经济学里的灯塔》。
　　初读这篇传诵一时的文章，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甚至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科斯会把这篇文章收录在他准备传世的《精选》里。文章还没看完，刚好有事必须处理，就带着满腹的不解离开书桌。第二天找到时间，把文章看完，还是不能体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再看了第二次，依然如此。
　　科斯的这本《精选》显然是他二十余岁就成名、纵横经济学数十年之后，精挑细选自己最满意的上上之作。书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三年之后刚好得到诺贝尔经济奖。后世学者要了解科斯，大概只要精读这本小书里的七篇文章，就可以得其精髓。
　　七篇文章里，第一篇是三十余页的长序。一方面回顾他的心路历程，一方面细数他自认为对经济学的贡献。第二篇是他在二十一岁前后写就的经典之作《厂商的本质》，文中点出了市场经济里价格机能的特性：利用市场的价格机能去取得各种资源，会隐含了搜寻、订约、履行等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很高，所以，成立一个经常性的“厂商”来运用资源可能会胜过利用价格机能。
　　第三篇《社会成本的探讨》更是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自一九六零年出版以来，这篇文章已经被别的论著引用了三千次以上，对西方法学界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因此，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当然不容置疑。第四篇文章厘清了传统经济学所深入不疑、奉为圭臬的“边际成本订价法”在推理上的谬误。第五篇是对“工业经济学”的反省和指引。第六篇是他对数十年来自己所受的攻击提出反驳；论点虽然不一定能服人，但是，大师出手，确实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传统上经济学者一直认为，灯塔非由政府兴建不可。因为，灯塔散发的光芒虽然功德无量，可是船只可以否认自己真的要靠灯塔指引，或者过港不入；所以，民营的灯塔可能收不到钱。而且，灯塔照明的成本是固定的，和多一艘船或少一艘船无关。因此，灯塔不应该收费，而应该由政府经营。
　　科斯引述史料，说明在十七八世纪时，英国境内大部分的灯塔都不是政府经营，而是由英皇特许，私人经营，或者是由一个港务公会负责兴建经营。这些“非公营”的灯塔订有费率，向所有进港的船只收费。
科斯引用的史料很生动。譬如说，他在文章里面提到有一商人花了四十万英镑，在一处险恶的礁石上翻修了一座新的灯塔。但是，在暴风雨中，人和灯塔都被扫入海里。灾难过后，英国政府付给商人遗孀慰问金二百镑和年金一百镑。可是，文章虽然有趣，重点只不过是点出了传统经济学者在论述时不讲求证据的缺失而已。有什么重要可言呢?而且，虽然文章里被科斯点名批评的包括马歇尔、萨缪尔森这些经济学(史)上的大师；可是，这篇文章发表时科斯早已是一方重镇，并不需借着撂倒大师来扬名立万。所以，为什么科斯会把这样一篇文章收入他的传世之作呢? 也许，科斯是希望借着这篇文章来提醒所有的经济学者：经济学不该只是漂亮的模型、繁复的数学和想当然的推论。对于人的实际行为多做观察和了解，再归纳萃取出一些智慧，这样的经济学或许比较平实可喜。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科斯在1959年写过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是张五常版的“科斯定理”（与斯蒂格勒最早命名的不一样）。近来要对关心过的几个题材做一个“理论小结”，思前想后，非把“科斯定理”请出来不可。
    “产权清晰”的试金石
　　 科斯思想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的象牙之塔。我们中国人可以见证的，是“产权清晰”或“产权明晰”这样的词汇，不但在改革文件里登堂入室，而且成为改革实践的口号。追根溯源，“产权清晰”来自科斯定理，虽然高举这口号的人不一定知道科斯先生是何方神圣。
“产权清晰”讲多了，就出来一个问题：究竟何谓“产权清晰”？　　比如国有资产，不少人说“产权不清晰”；但批驳者说，国有资产就是国家的资产，清清楚楚，谁说不清晰？于是问题来了：说产权清晰还是不清晰，从哪里看？
　　 拿什么做标准？我以为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点明“产权是否清晰，在转让中看得最清楚”。解释这一点的道理很多，我取比较直白的逻辑下笔：（1）任何转让---产权易主---要考虑代价；（2）任何估价免不了“主观因素”；（3）“主观”的关键是一个“主”字；（4）怎样界定“主”，转让就怎样进行。一句话，转让最容易“暴露”产权界定的实际状况。
　　 国资转让的困难所在让我们拿国有资产试做分析吧。是的，我们很容易说某家工厂是国有企业，也容易说某间银行是国有银行。查查书本，国有资产的定义是“政府管理的全民财产”，也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只要政府派员使用、占有和管理国有资产，承担经营损益，国资的产权是清晰的。但是，一旦发生转让，模糊就随之而来！譬如要把一家国有工厂卖掉，该怎样进行？我们知道，“卖”无非是取一个代价而放弃资产的产权。问题是：取多大代价才“值”得放弃产权呢？答案是，要资产之主自己来判断。简约一点，“可取的代价”多过“不放弃产权的收益”，对于卖者就应该“值”了。困难在于，以“可取的代价”来比较“不放弃产权的收益”，离不开“主观估计”。在经验上，我们知道天下是有“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回事的，而饿汉要“知”饱汉恐怕更不容易。同样一碗米饭的“使用价值”是多少，以多大的代价得之或弃之才“值”，饿汉饱汉的答案截然不同。就是说，评判价值离不开主观性。离开了“主”之“观”，市场交易无法进行。
　　 要出售国有工厂，“值或不值可问谁”？问“国家”吗？除了“朕即国家”、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之外，国家差不多都是一套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工作程序。哪一个政府机构、经过何种程序可以代表“国家”决定对一间国有工厂的“主观估值”？是工厂的主管部门？是国资管理机构？是授权经营国资的机构？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倘若进一步问：这些机构里有许多工作人员，谁的“主观”才可以代表那个机构、进而就可以代表“国家”？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好答案。转而求助于“全民”吧。在法律上，国资属于“全民”，遇到主观定价这类难题，问问“最终的主人”如何？　　答案是无“人”可问。“全民”是一个抽象，它既不可分解为公民个人的私产，也不是经过私产之间的市场合约“集合”而成的“公产”。对比一下私产基础上的股份公司和各类基金，那是有人可问的体制，不难表达“主观估值”。恰恰在转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全民国资”一不可追溯为个人私产、二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的性质。
替代的法门
　　 传统的国资体制干脆不准转让，或仅限于在国家的各个代理机构之间“调拨”，似乎就免去了定价难题。问题是，资产转让一旦超出国有的范围---这是改革带来的压力和机会---怎么办？
中国的经验是，寻找替代。譬如，普遍以国资的“净资产值”作为判断国资转让是否“值”的基线：如果市场的成交价高于“净资产值”，国资转让就被看作“增值”（至少也“没有流失”）；反之则反之。我们知道，“净资产值”---是资产形成的历史投资在今天的账面记录---是非常“客观”的。过去投资了多少、今天还剩多少，全部有迹可寻，有账可查，不需要“主观估值”。
“净资产值法”开了国资向私人和非国有机构转让的先河，功莫大焉。问题是，形成资产的“成本信息”虽然客观，但与该资产在未来提供收入的能力没有关系。同量的历史投资形成的资产，在未来提供的收入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可能多、也可能少。就是说，同量“净资产值”的市价---按资产未来预期的收入决定的今天价值---可以截然不同。“净资产法”只允许“高者”转让，那么“低者”---国资的市价低于净资产值---如何处置？
　　 早期的“办法”是，不卖；否则以“国资流失”论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独步天下的“不流通国有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按净资产“作价”后，不准非国有机构和私人买卖和持有。我们也看到由此带来的“减持难题”：一旦宣布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市场预期把股票市价大幅度下拉。
“净资产值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随着“靓女先嫁”，政府手中积压了大量“丑女”---账面净值大大低于　　市值的资产。要减轻政府负担，防止资产进一步缩水，势必要把按照低于账面资产值的市价出售国资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方面，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去年按市价---只相当于账面值的8％---处置了约100亿人民币的银行债权资产。它的经验是，靠境内外私人公司之间的公开市场竞争，得到本来“没有主观估值能力”的国资的市价信息。重要的是，资产一旦按市价成交，其投资和管理造成的损益就浮上台面，要求更清楚的权利划分与责任承担。
　　 这些经验表明，走市场经济之路，“产权清晰”---不是法律所属的清晰，而是在转让中可以运用市价机制的清晰---是回避不了的任务。科斯定理是铁则，不是说说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