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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历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淀殿日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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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历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淀殿日记》为中心作者：张体勇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8年第11期摘要：女性文学形象是井上靖历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存在，其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偏重于象征性、符号性、隐喻性描写，而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则多为对女性历史人物的重塑。不管是虚构还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其言语行动、心理情感中都隐含着强烈的当代女性思想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作家视角下的现实主义女性意识与历史女性形象的完美熔铸。关键词：井上靖《淀殿日记》女性观历史小说一井上靖于昭和三十六年（1961）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淀殿日记》被称为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杨贵妃传》的姊妹篇，同时也是其日本题材战国系列历史小说的延续。日本的战国时代从广义来讲是指从应仁之乱（1467—1477）后的延德三年（1491），历经织丰政权直到庆长十年（1605）江户幕府成立百余年间的战乱时期，其间群雄割据、相互攻伐，整个国家都卷入了战乱的旋涡之中，由此造成日本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因此战国时代也被日本学者称为日本史上的“黑暗时代”，然而在井上靖看来，“正是在那样一个充满纷争、背叛与杀戮的时代中才能真正看清人性的善与恶，发掘出深藏心底的人性的美好与真实”（笔者译）a。《淀殿日记》的女主人公是战国时代的美女茶茶，而男主人公就是战国时代一度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位权倾天下的老掌权者之间的情感纠葛，被置于战火连天的战国时代的舞台上。茶茶三姐妹本为战国著名武将浅井长政和战国第一美女市姬的女儿，父亲在与舅父织田信长的争斗中败亡，茶茶姐妹跟随母亲在舅父织田信长的庇护下度过了较为安定的少女时光。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杀，母亲改嫁织田信长手下第一武将柴田胜家以寻求庇护，然而不久之后，在与织田另一家臣丰臣秀吉的权力争夺战中柴田胜家战败，城池陷落前母亲市姬与胜家相携自尽，茶茶姐妹终于沦为孤儿。为了妹妹们的幸福，茶茶不得不面对曾经亲手杀死自己的弟弟，逼死自己的父亲、母亲和继父的仇人——丰臣秀吉，并最终成为其侧室。茶茶渐渐被秀吉的真心所感动，消解了心中刻骨的仇恨并为秀吉生下儿子秀赖。秀吉死后，在德川家康的武力讨伐中，丰臣家战败，茶茶与已成年的儿子秀赖在即将陷落的大阪城天守阁中自尽。此时的茶茶脑海中闪过父亲长政、母亲市姬、继父胜家、舅父信长的清晰面貌，她觉得自己像他们一样，也在静静地等待着生命最后时刻的来临。与中国杨贵妃在历史上的评价毁誉参半相比，日本的茶茶在史上的评价却基本都是负面的，诸如专横跋扈、阴险狡诈、淫乱、权力欲极强等；而且有关茶茶的历史资料也极少，有关她的记载大多是在历史事件以及其他历史人物记载中的片段记述；但是井上靖笔下的茶茶却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女性人物形象。小说中的茶茶命途多舛，一生中经历了三次城池陷落，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多位亲人，虽然心中有自己中意并且彼此心意相通的男人，然而寄人篱下的处境迫使其不得不为了妹妹们的婚姻幸福而牺牲自己。自己朝夕相对的人恰恰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她也曾身怀利刃多次欲手刃仇人，这些行为都表现出茶茶这位日本战国时代的女性在柔弱坚忍背后的血性与刚强。井上靖在创作笔谈中曾说道：“所谓的历史小说主要是描写人类命运以及历史本身的。不同的作家或许创作方法都有所差异，就我而言，过去我一直秉持着主要讲述事实和事件而人物的心理交由读者自由想象的做法。我认为在那个历史瞬间的人物心理，如果描写得越详细便感觉越虚假。因此从这一点来讲，《淀殿日记》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因为我
是从不断地追寻着茶茶的心理变化而描写出茶茶不平凡的一生的。”（笔者译）b诚如作家所言，茶茶细腻清晰的心理活动贯穿着整部小说，茶茶正如一个战国时代历史的旁观者和亲历者，在她眼中，本能寺之变、贱岳之战、关原之战、大阪城陷落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同走马灯般倏忽而过，而她心中亦为之或喜或忧；还有她对两个妹妹的牵挂与惦念，对京极高次、蒲生氏乡两位青年武将深藏心底的眷恋和思慕，对秀吉的爱恨交集，对儿子秀赖深深的关爱和不舍等。伴随着女主人公复杂的心理表现和情感变化，一个聪明开朗时而带着些许忧郁、外表柔弱隐忍但内心坚强的茶茶形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中国历史人物杨贵妃在历史小说《杨贵妃传》中被重新塑造一样，茶茶在《淀殿日记》中的重塑亦完全颠覆了其传统的形象，然而历史人物的重新定位、重新塑造并非作家笔下的信马由缰，亦不是创作中随心所欲的虚无缥缈，而是立足于作家在社会现实背景下对历史人物的主观把握和提炼，另外也受到作家创作时的思想、感情、情绪、社会认识、审美感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正如陈忠实在谈到人物塑造时所强调的：“你无论写人物的性格怎样生动，生活细节怎样鲜活、栩栩如生，但要写出人物的灵魂世界里的奥秘，写出那些微妙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你就必须进入人物的心理结构，而这个心理结构本身是由文化来支撑的。”c而历史小说创作的文化基础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无疑便是对历史资料的深入把握，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桑田忠亲在对历史小说《淀殿日记》的评论中指出：“井上靖不仅认真参考了历史学家的相关学术著作，同时广泛涉猎了众多的史料，还绘制了以茶茶为中心包括妹妹阿初、小督在内三姐妹的生卒年谱，因此能够以细致真实的笔触书写了在战国时代动荡的历史潮流中茶茶等战国三公主的命运。”井上靖本人也承认：“我是想通过这部作品描写茶茶这个人物，而且是希望能在宏大纷繁的史料基础上塑造出一个更加接近有血有肉、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茶茶。”（笔者译）d也正因为如此，井上靖所重新塑造出的茶茶这个历史人物才兼具历史的真实感和诸多当代女性意识，使读者在体味近乎真实的历史感受的同时能够在心中对这些曾经熟悉的历史女性形象进行当代认知和思想感悟，并进而由此探寻出历史生活丰富深刻的精神内蕴，发掘历史生活的内在诗情。二以《楼兰》《敦煌》为代表的“西域系列小说”是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井上靖在这些小说中不仅描绘了奇幻瑰丽的异域风情，也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性情各异的异域女子，成为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井上靖笔下的这些异域女子形象，虽然与《杨贵妃传》《淀殿日记》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杨贵妃、茶茶不同，多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是她们在作品中具有诸多层面的共同点，而从这些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趋同性特征可以看出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创作心理方面有何特点。首先是女性形象气质方面所表现出的异域风采。如《苍狼》中的忽兰在成吉思汗的眼中是一种惊艳之美，“雕像般轮廓分明的面庞，带着忧郁的深情，头发近乎金色，眼睛是淡蓝色的”e；《洪水》中的阿夏族女子则“全身发亮，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皮肤像鱼鳞一样冰冷”f；《敦煌》中西夏女子“皮肤虽然不是很白，但是身体看起来很丰满，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颧骨突出、下颌尖细，眼窝深陷”g。而忽兰以遍体的伤痕宁死不屈捍卫贞操的意志，西夏女子宁肯被杀也不愿出卖自己肉体的强悍意志则更为异域女子的形象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辉。其次是作品中的异域女子对于爱情的信任和坚守。其中令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敦煌》中的回鹘王女，她在战后的孤城中被赵行德救下后，在患难中与之心意相通，并答应为赵的远行长久守候，而当她被西夏的最高统治者李元昊强抢作妃子时，在赵行德眼前她毅然从高高的城墙上跳下，以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苍狼》中的忽兰不畏艰险，对成吉思汗一生追随；《洪水》中的阿夏族女子虽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但是在得知索勱答应留在胡地之时，
“高兴得眼睛发亮，有说有笑，口若悬河。那天，她把所有的饰品全都佩戴上了，女人的穿戴，深深地打动了索勱的心”h。此外，《漆胡樽》中的匈奴女子、《狼灾记》中的铁勒族女子、《罗刹女国》中的罗刹女王，等等，无一不是对感情忠贞、一往情深的女性形象。最后一点，便是这些异族女子命运的悲剧性。回鹘王女的自尽、忽兰病死军中、阿夏族女子命丧浊流等，都难逃红颜早逝的宿命。总的来说，作品中的异域女子虽然都是虚构的人物且着墨不多，但是在作家的笔下，不管是静态素描还是动态点描，往往寥寥几笔便使其鲜活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产生难忘的异域遐想。另外，从小说的主题思想表现来看，这些女性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推动情节发展或完善故事情节的重要因素。例如《敦煌》中赵行德与西夏女子邂逅，也正是因为西夏女子身上所蕴含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强悍的气质深深打动了赵行德，才使他最终决定远赴西夏探寻布条上的异域文字，以及那片迥异于中原的谜一样的神秘土地、那种充溢于西夏女子身体中强悍生命力的根源；而回鹘王女的美丽、痴情以及为了那份爱情而毅然舍弃生命的行为在带给赵行德心灵震撼的同时也引导他走向佛教的皈依。毫无疑问，作品中这些多为虚构的异域女子形象同时也兼具一定的象征意义。井上靖历史小说创作的中期，日本社会已经摆脱了战争的阴霾，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经济的繁荣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形态，也对传统的人际社会关系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背叛、乱伦、信任危机”成为当时此类题材文学作品的关键词，因此在井上靖的现代小说和诗歌中，亦常常可见对男女情感这一社会主题的提取和文学表达，而借助历史小说的隐喻性，井上靖也力图通过文本中的艺术演绎来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这些历史小说中，作者借助男女情感题材的处理、通过对男女主人公情感的交集等描写来表达其对男女之间的情爱、冲突、信任等诸多传统社会命题的当代思考。客观来讲，囿于作品篇幅以及作品情节安排的需要，这些异域女子的人物形象整体来说不够丰满，甚至可以说有些单薄，但是这些女性身上皆有许多打动人心之处。不管是纯真善良、无力掌握个人命运的娇弱女子，还是勇敢淡定、敢于忍受人生苦痛与悲凉的坚强女性，她们或婉约，或率真，或凄楚，或悲壮，都成为小说核心的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日本学者福田宏年指出，“永恒而美好的女性形象是支撑井上文学的重要因素”i，而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作家心中业已形成的“女性观”无疑有着必然和直接的联系。纵观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不同时期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中众多的女性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同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哀愁，另外，井上靖笔下的女性大多是“红颜薄命”，即呈现出一种趋同的“悲剧性”。那么，这些女性形象的“共性”是否可以表明井上靖“女性观”中所蕴含的一些决定性“特质”呢？如前所述，井上靖的幼年时代与父母分离，他被寄养在故乡的与其并无血缘关系的庶祖母处，在与本家尖锐对立关系中庶祖母对幼小的井上靖投注的近乎溺爱的深厚感情，长相酷似母亲、温柔善良的姨母对幼年井上靖的真挚的关爱，都使得井上靖在复杂矛盾的家庭关系、成长环境中感受到母亲之外这些“特殊”女性的温情和爱，她们的人生遭际、性格气质以及对幼年井上靖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其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正如井上靖在回忆录《我的人生观》中所述：“即使现在，一听到‘美女’这个词，我依然会立刻想起姨母，被她所深深打动的或许不仅仅是她的美貌和高雅的气质，还有她那充满忧郁、命途多舛的短暂一生吧。……姨母在我心中逐渐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稍微夸张一点儿说简直就是美的象征。”对于“女性观”，井上靖认为，“或许是受到姨母的影响过于深刻，在我心目中的美女形象好像都毫无例外带有一些与常人不同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异样的东西，而且身上流露着一种淡淡的哀愁”（笔者译）j。由此可见，井上靖早年的这段经历和记忆对其“女性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姨母形成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姨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殊气质亦成为井上靖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判别理想女性的标准，借此形成的“女性形象意识”在井上靖的文学作品中得以自然地流露并形成其笔下女性的一个普遍的形象特征。谈到个人“女性观”的形成时，井上靖还曾经提到两幅女性肖像画对自己的影响：一幅是岸田柳生的《庆长浴女图》，一幅是黑田清辉的《湖畔》。第一幅描绘了一群虽然称不上美女但是充满桀骜不驯气质的封建世俗女子的群像，第二幅描绘了蓝色湖畔一位身着和服、手拿团扇的贵族女性肖像。从这两幅画中，井上靖分别感受到“对生活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平凡面容中所展现出的女性之美”和“女性的典雅内蕴之美”。正是这两次与艺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邂逅，井上靖充分地认识到，“任何一位女性都拥有其所独有的美丽和一生一次光彩四射的美丽瞬间”（笔者译）k。由此，井上靖的“女性观”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或许可以说，井上靖在作品中每一次对女性形象的“书写”都是作家对女性人物的内在美和美丽瞬间的文学探索和诠释吧。井上靖女性题材的历史小说从文学形象创作目的方面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杨贵妃传》《淀殿日记》为代表的倾向于通过对传统历史人物的重塑表达对历史人物的重新理解、定义和诠释以及对当代意义的阐释，另一类则是以《洪水》《敦煌》为代表的通过虚构的女性人物的行动、言语、遭际来推动、丰富故事情节以及凸显作者对男女情感、爱情等社会伦理问题的探索和表达。综上所述，女性文学形象是井上靖历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存在，其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偏重于象征性、符号性、隐喻性描写，而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则多为对女性历史人物的重塑。不管是虚构还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其言语行动、心理情感中都隐含着强烈的当代女性思想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作家视角下的现实主义女性意识与历史女性形象的完美熔铸。另外，井上靖在作品中涉及男女情事方面并无其他日本大众文学作品中所常见的低俗类描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神性情感的表达，男女主人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层面的倾慕与爱恋，这些与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业已形成的“女性观”以及作家的创作追求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