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村治理中的组织形式

——结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查

我国广阔的农村向来都是基层自治的试验场，然而从具体效果来看，实验结果却并不乐观。例如基层选举乱象丛生，村委会的趋行政化，村委一把手的乡镇政府钦定等等，这些不仅给村民自治造成了诸多困难，使得自治理论渐渐失去实践上的合理性，更加深了村民的政治不信任心理，给农村治理带来了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自治理论本身，而在于农村自治的组织形式，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村委会这一常设组织的误区。

结合安徽省太湖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查，我们发现，基建工程大多（村村通公路建设除外）由政府主导，并将相应款项拨给村委，村委负责具体执行。在这一过程中，村委负责人对资金支配和工程招标具有很大的决定权，由此带来的腐败比较严重。再者，村委成员往往并不将基建工作看成全村的事，而只是当作上级任务和要求，造成的工作脱离群众现象十分普遍，而这不仅滋生了农民的惰性依赖，即等靠要的思想，而且造成村民对相关工程的满意度极低，另外还增加了治理成本。例如，在水库修筑过程中只有村委聘请的工程队，村民并未参与也毫不热心，并认为这些都是政府的事，跟自己无关，而在后续的工程维护中，村民更是充当了破坏者的角色。这两者都加深了村民的政治不信任心理，造成治理困难。

从村委的组织形式来看，常规性造成对村民的强制性，强制性包含权力性和利益性，两者又带来腐败性和同村民的对立性，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一种更加明智的农村自治形式应该是存在大量的而非单个的，非常规的而非常规的，职能单一的而非功能复杂的村民自组织，这些组织的形成只是为了满足村民某项需要，或者解决农村发展的某一方面问题，职责的完成代表寿命的结束。通过这样一种自治组织形式，必能从根源上清除以前村委的权力性和利益性。（受篇幅限制，无法展开，见谅）

马金龙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