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皖南事变的感想

国贸10丙

方芳 1090510315

最近，学校开展了人文课堂的讲座。里面讲述的皖南事变让我感触颇深。

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其中两千余人突出重围，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应有的下场。

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些都说明，党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三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这都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11月29日刘少奇陈毅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同》文所述“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皖南事变的深远影响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变前，我军虽然也是由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我党我军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我军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我军不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我军建设与发展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我军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