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中国清末粤、鄂、湘、川四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线。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许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斗争迅速兴起。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一万余人集会，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表示要“全力抵抗”。6月中旬，长沙各学堂相继罢课抗议。

在广东，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召开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表示“铁路国有，失信天下”，各省“唇齿相依”，要互相支持。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到会者二千余人”。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保路同志会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仅成都一地，四天之中就发展到十万人；全省有64个县成立了保路协会。8月，成都全城罢市，并很快发展到各州县。

面对日益高涨的保路风潮，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并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群众怒不可遏，到总督署请愿，赵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数百人。这就是“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开始分兵攻略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千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保路运动为武昌首义点燃了导火线，推动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