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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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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作者：曹玉琪
来源：《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7年第6期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辩护的实质性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制度适用中强调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辩护权主体与辩护权行使主体相分离”大背景下，维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质量性、自愿性和有效性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亟需在提高刑辩律师数量与能力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完备的法律援助机制，从而最终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有效参与。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律师参与；辩护制度；法律援助
中图分类号：D926.5
文献标识码：A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认罪”为标准对案件进行分流重构，有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当下“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集中体现了我国“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然而被追诉人因特殊主体身份，在“控辩协商”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弱势地位，其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量刑优惠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诉讼权利为代价换取的。因此，为实现效率基础上的公平价值追求，确保认罪认罚的质量性、自愿性和有效性，必须重视和强调律师作为被追诉人权利维护者的有效参与，［1］39-41从而在防范冤假错案的同时，推动认罪协商与后续程序的顺利进行。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参与的必要性
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大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意味着控辩双方对抗性的增强，庭审技巧甚至可能决定最终裁判结果。然而有数据显示，自2012年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辩护率尚不超过30%，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的自行辩护率远高于律师辩护率。因此从程序保障角度出发，特别需要作为专业人士的辩护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实际参与。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新形势下的法庭快速审理模式，其改革完善也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质性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1.制度适用的现实需求
作为典型的纠问主义诉讼模式国家，公权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具有浓厚的积极作为色彩，其天然优势使得程序对于被追诉人的保护力度大大降低。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为追求破案率，常采取引诱、欺骗，甚至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常被作为最终裁判结果加以采纳，法院在定罪量刑与程序适用层面的作用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公权力机关作为被追诉人的利益对抗主体，在履行试点实施办法明确规定的告知与听取义务时，难免引起被追诉人的抵触心理与不信任态度，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广运行。［2］75-78因此，为保障平等对抗机会，缓解认罪协商过程中的对立紧张情绪，解决办案机关工作人员“一人分饰两角”的尴尬局面，亟需富有职业操守、掌握法律技能的辩护律师，及时有效地参与到诉讼活动当中，充分发挥中立积极的制度推动作用。在向被追诉人阐明制度适用优势、保障诉讼权利、争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切实监督诉讼进程中公权力的依法依规行使，并最终借由认罪基础上的量刑协商，实现案件的快速有效处理。
2.被追诉人的弱势地位
认罪认罚应建立在被追诉人明知的基础上，然而我国当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权利受限使得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被追诉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与案件有关的全部信息，相对于公权力主体在诉讼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专业知识的欠缺与协商能力的不
足，使其无法对案件的实体与程序后果形成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认罪认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被追诉人在最终裁判结果做出前往往处于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被羁押状态，案件办理的封闭属性及其对于潜在刑罚后果的恐惧心理，促使被追诉人为早日摆脱冗长的未决羁押，不得不妥协于追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同意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这极可能导致无辜者被迫认罪进而促成冤假错案的发生。［3］145-156因此，有必要通过律师的实际参与，帮助被追诉人对案件办理和制度适用各环节形成正确认知，降低翻供或拖延诉讼的概率，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置的效率初衷。
3.律师参与的显著优势
为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意思表示和制度适用错误，在当前“辩护权主体与辩护权行使主体相分离”的大背景下，应充分肯定并积极发挥律师在阅卷和调查取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通过阅卷基础上的证据核实，保障当事人间接阅卷权的有效实现，减少和规避认罪认罚及程序选择的盲目性与被动性。［4］120-135律师与案件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相较于公权力机关更容易取得被追诉人的信任。因此，其凭借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客观理性的辩护观点，对指控罪名准确性与量刑建议适当性加以严格审核把控，有利于从根本上确保最终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认罚公正性与程序选择正确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有效维护了诉讼参与主体的司法权益，实现案件繁简分流项下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参与的路径选择
1.律师职业定位的明确
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辩诉交易制度中完全代表当事人利益与检察机关进行控辩协商的辩护律师，我国律师在诉讼活动进程中具有双重职业属性。其一方面接受委托，作为私权维护者运用法律手段最大限度维护被追诉人权益；同时，在案件代理过程中兼任公法捍卫者，尊重事实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因此，为真正落实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参与，当务之急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律师的职业定位。
（1）合作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程序设计致力于实现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效率追求，其各方参与主体在利益诉求上具有同向性。因此，辩护律师在诉讼进程中应当及时转变固有观念，尽快形成控辩一体的思维模式，通过控辩双方的有效合作，共同推进案件的顺利解决。然而必须时刻警惕和防范辩护律师与办案机关串通一气，引诱、胁迫被追诉人违背意志错误认罪认罚，损害司法权威情况的发生。如果律师违背法律信仰与职业道德，在制度适用过程中作为“第二办案人员”即公权力的合作者出现，必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因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在恪守职业道德底线的同时，准确把握合作的尺度与界限，以更高层次的行为标准规范自身诉讼代理行为。
（2）有效参与者
试点办法明确规定了办案机关的告知与听取义务，且在条文表述中使用“及其”一词，将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的意见表达权与犯罪嫌疑人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律师在制度运行中承担解释、说明的义务，通过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与帮助服务，保障被追诉人自愿做出相关意思表示。然而如果只是单纯作为制度“参与者”进行简单的解释说明与心理疏导工作，难以确保被追诉人供述的真实性与认罪认罚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实现司法改革的预期效果。这就对制度适用中辩护律师的职业素养与责任观念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其有必要在认真阅卷、核实证据
的基础上，对具体案情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把握，进而作为罪与非罪、量刑轻重的审查协商主体，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限度的从宽处理结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参与。
2.律师辩护角色的转变
（1）辩护重心与职能
通过分析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职业定位和职能行使情况，可以发现传统辩护人角色正在发生转变。律师的辩护战场由传统意义上的“法院”前移至“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审判阶段成为律师辩护的关键环节。与此相对应，律师的主要职能也由在法庭上说服法官转变为与检察官进行量刑协商，其职业定位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单纯辩护人，而是在对事实、证据等案件情况充分掌握的基础上，对内向当事人提供是否认罪认罚的建议，保证制度适用的自愿性；对外作为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者，与行使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展开有效协商谈判，作为法律咨询者、意见提供者、谈判代理人，综合行使法律和委托人赋予的辩护权能。
（2）辩护地位与独立性
从宽制度的适用本质上要求被追诉人自愿有效地处分自身实体与程序权益，律师作为代表委托人利益与控方进行协商的法律服务者，只能作为咨询者、建议者和协助者履行辩护职能，在任何时候都无权代替当事人作出认罪认罚的最终决定。［5］136-144在事实与证据层面，应当听取并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和选择，但在法律评价与适用问题上，则应给予律师更多发挥空间，二者关系更多体现为尊重基础上的共同努力。
然而当出现意见相左的“辩护冲突”时，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辩护思路。对于当事人虚假认罪或证据不足、存疑的情况，辩护人有权依据证据和法律独立辩护，不必受制于委托人的错误主张。实务部门也应审慎对待此类情况，不能轻率做出从宽处理的承诺，更不能因反对意见的提出而加重处罚。对于被追诉人拒不接受认罪建议要求无罪或罪轻辩护的情况，辩护律师应当在充分解释说明的前提下，尊重其自由选择权，改变辩护思路与从而当事人立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