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与收入分配现状

【作者简介】杨柳　于爱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就业和收入分配对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的效率和公平是民生的重要保证。

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就研究现状做出综述。
　　一、就业现状的研究
　　1、关于就业形势
对我国就业形势的总体判断，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已进入高失业阶段；二是认为尽管我国就业压力在增大，但就业形势比较稳定（胡鞍钢，2002）。
大多数学者都持第一种观点。从就业指标和现象上看，就业形势严峻首先表现在城镇失业率加快攀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一直呈下降趋势（丧失信心者增多）、农村劳动力剩余压力加大等方面（蔡ｆǎｎｇ＠①，2003）。
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看，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胡鞍钢，2002）。
对于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即新增劳动力人口、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问题，认为中国城镇正在出现“妇女大裁员时代”。但是，有学者认为政府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就业保障（胡鞍钢，2002）。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有杨宜勇等，认为就业形势突出，但并不十分严峻（杨宜勇，2003）。
　　2、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孰优的争议
理论界有就业优先和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经济增长优先而忽视就业增长的观点现在已经没有人提了）：
①就业优先。持此观点的专家有蔡ｆǎｎｇ＠①、胡鞍钢、杨宜勇、陈淮等。我国的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为庞大的劳动人群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始终是中国政府的首要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战略应该从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增长优先型”向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就业优先型”转变（胡鞍钢，2002）。因为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我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所以要讲就业优先的原则（蔡ｆǎｎｇ＠①，2003）。我国的就业政策也应该由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转向把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杨宜勇，2003），就业机会分配的基本原则是首先向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倾斜（陈淮，2004）。
②就业与经济增长应该并重。持此观点的专家有郑功成、葛延风等。我国处在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如果2020年左右全国总人口在15亿左右，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规模起码是5亿以上，这就决定了应该把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放在并重的位置上（郑功成，2003）。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是未来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问题。世界发展首脑大会提出：“实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模式”，也就说在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上偏向任何一方都会有问题（葛延风，2004）。
　　二、收入分配现状的研究
　　1、对收入分配现状的总体判断
大多数学者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价值判断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并未出现两极分化，处于可承受范围内。研究分为两个方向：
第一，从社会心理角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分析”课题组(2003)研究公众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观承受力。该课题综合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影响的分析认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多地体现为激励和促进的作用，而对社会稳定和公众心态的影响，表现为普遍的不公平感，但仍在主观承受力范围之内。
第二，从收入分配现实情况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还没有明显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可以将收入分配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且整体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但近两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人口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了下降的势头，如此发展下去，两极分化的问题会随时可能出现（李实、赵人伟，1998）。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城镇居民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群体，即富有群体、贫困群体和小康群体，其中，富有群体和贫困群体都已形成一定规模，贫富分化的趋势已显现出来（宋晓梧、高书生，2000）。学者纷纷研究了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从1983年到1994年，城乡之间名义收入比率从1.70扩大到2.60。1995年，农村基尼系数为0.34，与1978年相比，上升了60%，城镇为0.28，上升了75%（李实、赵人伟，1998）。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研究也与以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城镇基尼系数在0.28--0.31间的可能性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得出：1995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0.452。而按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如果包括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在内，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均已达到了0.517（见李实、赵人伟，1998）。但也有学者认为，两极分化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已经存在（卢嘉瑞，2003）。他从私营经济的高速成长、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竞争机制、税收制度不健全和征收不力、腐败现象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两极分化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2、收入分配现状的特点
①从宏观角度看，对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宏观分配的总体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居民所得份额基本稳定，企业所得份额有所减少，政府所得份额略有上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已不是主要矛盾，问题主要是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1999）。
②从收入分配差距分解角度看，可以将收入分配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认为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且我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李实、赵人伟，1998；杨宜勇，2003等）。
③收入差距已不能全面反映贫富状况，贫富悬殊的重心开始转向金融资产差距。住房分配不公是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随着公房出售及上市流通，这种分配不公将演变为更为悬殊的贫富差距（宋晓梧、高书生，2000）。应充分重视财产分布的不平等而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赵人伟，2002）。
④从微观收入构成看，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表现出“制度内”缩小和“制度外”急剧扩大的复杂的局面和态势。从收入分配的比重而言，“制度外”收入已从80年代的1/3，上升为今天的“旗鼓相当”，甚至在有的部门和单位的个人收入分配当中，占到主导地位（曾湘泉，2002）。
⑤收入分配中还存在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包括工资支付、工资提取、分配行为不规范等；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再分配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苏海南、徐振斌，2001；杨宜勇，2003）。因此，学者提出要深入分析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主体错位、二次分配功能作用乏力、制度空位导致权力资本化、就业机会不均加剧分配不公、特权消费产生隐性收入差距等问题（石定国，2002）。
⑥在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NP总量的比率）偏高，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汪同三，2004）。从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从1986--1991年基本稳定在15%以上；而从1992--2002年，该比重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00年仅为11.9%。这大体说明，职工工资收入增长尚未同步跟上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差距是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从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两个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可以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归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经济改革的作用，三是政府政策的作用（李实、赵人伟，1998）。也有学者把原因归为两个：一是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力度增强拉大了收入水平差距；二是非市场化的各种过渡性的收入分配以扭曲的方式拉大了收入水平的差距（周振华，2002）。
我们还应看到，收入差距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必然产生的现象。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
合理的因素有：经济增长为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曾湘泉，2002）；我国采取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相关政策等（石定国，2002）。
不合理的因素有：
①经济体制改革。从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关系看，改革成本应由改革收益者承担，而从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看，改革的受益者并未承担改革成本，而改革的受损者则承担了过多的改革成本，表现在城市和农村，工农阶层和新兴阶层，平民群体和权贵群体之间的错位，农村、工农阶层和平民群体都是改革成本主要的承担者，而城市、新兴阶层和权贵群体主要享受了改革的利益（石定国，2002）。具体体现在企业内部分配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等的影响上（李实、赵人伟，1998）。
②战略和政策因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产生于政府行为的“失控”和“扭曲”（王武瀛，2002）。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根源于我国采取的不平等经济发展战略，走的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道路（周宏斌，2002）。包括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诱发的资金外流、对农业投入的减少、扶贫资金的转移及农村居民其他资金的转移（马从辉，2002）。城乡分割政策也使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加重（周宏斌，2002）。此外，一些税赋政策的实际结果也不是在缩小差距，而是在扩大差距（周振华，2002）。
③再分配的调节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许多形式的再分配存在“逆向调节”特征，最突出表现在住房、医疗等福利分配体制上（周振华，2002）。
④行业垄断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后，重点行业的优先发展，产业结构的急剧演进拉大了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垄断因素的存在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使得传统的、市场已经完全放开的产业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新兴和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快速增长，从而造成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在短期内急剧拉大（信卫平，2002）。
⑤非法收入对中国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相当大，使基尼系数上升44%，且对城市的影响大于对农村的影响（陈宗胜、李明，2000）。非正常收入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如非法经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权钱交易，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分配秩序混乱等（王婉中，1998；周振华，2002）。还有学者总结了权力资本化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公共权力被滥用；另一方面，制度严重空位导致约束效力很小；权力的资本化和制度空位的共同作用是不合理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石定国，2002）。
　　4、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建议
①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赵人伟，1998）。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体制特征转型，其中，更为紧迫、现实的步骤应当是加快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陈宗胜、李明，2000）。深化政府功能改革和权力机制改革，实施公共财政，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权力机制的改革（周宏斌，2002）。推进工资制度改革，扩大“制度内”工资差别；实行公开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增强社会制约机制（曾湘泉，2002）。

②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应及时转换。20世纪80年代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平等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导向，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明确的调整，以解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差距拉大，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汪同三，2004）。第一，要改进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分配结果产生以前的调节，即对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调节，例如，教育政策、劳动力流动政策、产业结构转换政策等（赵人伟，1998）。第二，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继续做好扶贫工作（杨宜勇，2003）。第三，彻底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化劳动力流动机制，破除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增加职业与职位的市场竞争程度（曾湘泉，2002；马从辉，2002；赖德胜，2001）。
③调整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实施“扩中、保低、调高”的战略，顺应收入差距拉开的趋势，改变现有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的“中、底部大，上头小”的状况，以形成“中部大，两头小”的新格局（苏海南、徐振斌，2001）。其中，许多学者还特别注意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优化分配格局的重要作用（陈成文，2003；陈成文；吴薇，田丽艳，2004）。
④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要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主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赵人伟，1998）。进一步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周宏斌，2002；杨宜勇，2003）。针对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应缩小“剪刀差”；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增加农业预算支出（马从辉，2002）。
⑤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杨宜勇，2003）。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对非自然垄断业务，通过行业外部或内部不同环节的竞争及经营权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改变独家经营的局面（赖德胜，2001）。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杨宜勇，2003）。
⑥非法收入的治理。全面贯彻“阳光法”；加大犯罪成本；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陈宗胜、李明，2000）；加强市场管理；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惩治腐败和寻租行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杨宜勇，2003）
　　三、就业和收入分配的相关性研究
就业和收入分配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个重要环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加以论述：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宏观关系；就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收入分配对就业的影响。
　　1、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宏观关系
就业和收入分配是社会经济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它们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时表现为直接影响，有时则表现为间接或潜在的影响（武继兵，2001）。就业是前提，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收入分配，个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积极促进充分就业，通过收入增长的途径，可以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源头上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收入分配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而社会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统计科学研究所，2003）。
但是，应该注意到，收入分配对就业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间接形成的，所以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并不必然意味着失业率的同步上升或降低；另一方面，就业状况不仅与居民收入总量状况直接联系，亦能够强烈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状况，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失业与贫困的直接相关关系（武继兵，2001）。国民经济重要指标的GDP增长（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课题组，2003）。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和发展后，在经济总量一定等既定的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水平与就业总量之间会存在明确的逆向变动关系，逐渐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特征趋同。但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收入分配水平与就业总量之间的逆向互动关系还不能够以明确的数量关系表现出来（收入分配与就业总量结构分析控制研究课题组，2002）。
　　2、就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劳动者能否就业，就业的地区、行业和单位，就业结构状况，劳动力素质状况都会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影响到整体的收入分配。
①就业是获得收入的基本前提，促进充分就业是调整当前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可以有效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杨宜勇，2003；张平，2001；周振华，2003）。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讲，应该推行劳动技能培训，保障农民的劳动就业权（傅允生，2004），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保证农民充分就业，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樊纲，2003）。还有一种思路是通过强化实施效率分工和就业战略，以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综合经济增长，从而逐渐削减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王诚，1998）。
②就业的不稳定、下岗分流、失业率升高、工资动报酬减少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失业率升高、工资和劳动报酬减少是直接影响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两个重要因素（白凤森，2000）。就业不足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李玉菊，2003），失业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失业再生失业，使贫困者更贫困，富有者更富有（胡学勤，2002）。此外，就业的不稳定也影响了收入分配，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没有保护的就业方式大为盛行，这种临时性就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白凤森，2000）。而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必然引起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赵人伟，1998）。
③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利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第一，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就业，将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实、赵人伟，1998；许明杰，2001）。第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分析结果显示，它对整个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的作用很小，对一些富裕地区来说，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而对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贫困地区他们则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家庭（李实、赵人伟，1998）。第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会产生扩大效应。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流动劳动力大多处于低收入阶层；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增加了城镇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的供给量，压低了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从而会扩大技术人员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负面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所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为0.1左右（李实，1999）。
④非正规就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非正规就业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特点问题，今年的中国就业论坛上，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各国实践表明，灵活就业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曾湘泉，2004），有助于消除城市贫困（祝均一，2004）。建立新型就业模式，即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并存、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的就业模式，拓宽就业渠道，是调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政策选择（冯少雅，2001）。而在今后的10-15年内，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将迅速上升，成为我国城镇最主要的就业部门，但非正规就业者处于“低技能、低收入、高风险”的境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法律保护和技能培训（胡鞍钢，2003）。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但他们的收入和保护又是如此之少，必然会构成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增加就业并不必然会缓解不平等，如果为穷人创造的就业机会大部分都集中在非正规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工资本来就很低，而且增加的速度慢于平均收入，更大大慢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那么其收入差距总是呈现扩大趋势，这就必然扩大不平等（白凤森，2000）。因此要充分发挥非正规就业的作用，应采取各种措施推进非正规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何平，2004）。
⑤不同行业和地区就业的收入差距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间的工资差别不断扩大；最低工资行业基本稳定，农业、商业和制造业自1985年以来一直占据最低工资行业的前三名；最高工资行业变动频繁但有规律可循，金融保险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和房地产业自1994年以来一直占据最高工资行业的前三名（金玉国，2000）。也就是说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相对降低，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苏海南、徐振斌，2001）。统计数字表明，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80/1，而2002年上升到了2.36/1（杨宜勇，2003）。
⑥不同文化程度和性别的劳动力就业的收入差距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高素质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劳动力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稀缺性使得这部分人收入越来越高，而简单劳动力的收入却很难增长，这就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张平，2001）。而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在逐渐升高，不同文化程度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明显扩大，就平均水平而言，大学文化程度职工的工资与小学文化程度职工的工资之比，1988年是1.27，1995年扩大到1.54。同时，劳动者的性别也影响了收入状况，女职工与男职工的工资之比由1988年的0.84下降到1995年的0.82（李实、赵人伟，1998）。另一方面，熟练工种与非熟练工种之间报酬差别的明显加大不利于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白凤森，2000）。
⑦就业机会不均等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劳动者并没有充分、公平的择业机会，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就业机会是不均等的，而这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李健，2003）。要确保劳动力身份的平等，使劳动力流动的报酬平均化，才能发挥市场力量对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杜旭宇，2004）。
　　3、收入分配对就业的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收入分配合理和公平与否，能够通过影响经济发展而间接影响就业状况。
①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扩大就业。因为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增加投资，扩大就业渠道（经济日报，2003-2-19）。贫富差距过大会加重失业问题，因为贫富差距过大使得我们采取的许多“扩需”政策不能发挥作用，第一，中低收入阶层存在“惜购”行为；第二，一些寻租暴富者存在着“隐富”行为，不敢过多消费；第三，一些富有者的物品应有尽有，无需多加消费。这必然使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使很多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失业人员增加（胡学勤，2002）。
②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会加剧失业，而公平分配有利于扩大就业。造成我国当前等待性失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旧的就业制度以及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及下岗补贴发放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刘昕，1998）因此，在继续采用其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还应启用公平分配政策，才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不断扩大的目标（胡学勤，2002）。
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适当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解决再就业难题的重要出路（利霁友，1998）。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弱势群体收入，是就业问题的根本性的措施，也是最直接、最有效，并且见效最快的措施（李晖、王新前，2003）。

从微观层面看，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也会影响到就业水平。研究表明，劳动力实际工资增加一直对就业需求起到抑制作用，因此保持工资增长的适当幅度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手段（钱永坤、宋学锋、董靖，2003）。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论
1、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我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很多专家学者对这两个问题作了研究著述，有关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章和专著有很多，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就其中的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而专门研究两者具体关系的却很少，比如在不同地区、所有制就业对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等。这是今后研究中需要深入的一个方面。
2、目前学术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相关性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多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比如研究就业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失业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等。
3、对制度外收入或者非法收入对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研究太少，研究的规模和深度均处于初级阶段。因为中国不存在公开的收入申报制度，有关“制度外”收入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很难进行定量的判断（曾湘泉，2002）；而非法收入在大多数国家不计入统计年鉴，对其规模的测算，只能采取一些间接的方法（陈宗胜、李明，2000），这使研究难度加大。但是由于制度外收入在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4、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但是关于灵活就业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很少，也不是很深入。在我国，促进灵活就业将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灵活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促进灵活就业在长期内真的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收入分配措施来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的利益以促进这种就业形式的繁荣呢？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对这方面的研究力度，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