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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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nàn)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注释】

　　①司马谏议：司马光，时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及王安石为相，始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谓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争之。当时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即是对司马光攻击新法言论的答复。

　　②某启：古代书信抬头格式。正式信件“某”字处要填上写信人名字，书札原稿此处例用“某”字代替。启，书函。某启，即某人致书。

　　③君实：司马光的字。

　　④术：方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所争者政见，所持者皆是儒道。当新法盛行时，司马光说“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当“元事占更化”时，苏轼骂司马光一概否定“新法”是“司马牛!司马牛!”安石与司马之争是两位信念异常诚挚的“拗相公”间的对立，而无“君子”、“小人”色彩。

　　⑤聒：在耳边絮叨。

　　⑥见察：被体察。

　　⑦视遇：对待。厚：厚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对王安石的人品始终是尊重的。“元祷更化”，旧党上台，王安石逝世，司马光仍力主谥给安石一切高贵的荣衔。

　　⑧反复：书信来往。为争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交换过三次书信。

　　⑨名实：名分和实际，概念和概念表述的内涵。孔子：“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分”是儒学的一个原则。

　　⑩“侵官”：司马光《与王介甫书》谓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是“侵官乱政”，即侵犯他官的权限，搞乱行政程序。“生事”：谓变法是“生事扰民”，即制造事端，骚扰百姓。“征利”：谓安石“为政尽夺商贾之利”、“收天下之息”，即从商贾手中夺取财利。“拒谏”：拒绝守旧派对变法的指责和非难。致：招来。谤：背后议论。

　　11、修：订立。

　　12、有司：主管部门。

　　13、壬人：善以巧言献媚的人。难：责问，诘难。

　　14、诽：毁谤。

　　15、上：指宋神宗。

　　16、量：估测。

　　17、盘庚之迁：据《尚书·盘庚》：商代君主盘庚决定把国都由商(今河南商丘)迁到毫(今河南偃师)，受到普遍的反对。

　　18、度：谋划，考虑。

　　19、义：宜，合适，恰当。是：对，正确。

　　20、膏：滋润。泽：雨露。膏泽，喻恩惠。

　　21、事事：作事。第一个“事”是动词。

　　22、不任：不胜。区区：自称的谦词。

　　【译文】

　　某启：昨日承蒙来信教诲，私下认为和君实同游共处、彼此友好的时间很长了，但议论政事意见常常不一致，是因为坚持的治国方法多有不同的缘故。尽管想在您耳边强行絮叨，最终想必也不会被您体察，所以略作答复，不再一一地自辩。又想到君实待我深厚，对于书信往还不应该草率鲁莽，所以现在我详细陈述我这么做的理由，希望君实或许会谅解。

　　一般说来儒者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名分和实际。名分和实际间的关系搞清楚了，天下的道理就弄明白了。如今君实教诲我的原因，是认为我执政“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因而招‘来天下人怨恨和毁谤。我则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庭上商议制定法令制度，把它交给主管部门执行，不叫“侵官”；施行古来圣明君主的政治主张、行政措施，来兴利除弊，不叫“生事”；替天下管理财政，不叫“征利”；驳斥不正确言论，诘难巧言善辩的人，不叫“拒谏”。至于怨恨毁谤很多，本来就预料到会这样。人们习惯于苟且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多把不顾惜国家大事、混同流俗、讨好众人作为美德。皇上这才打算改变这种风气，而我不考虑对抗者的多少，打算出力辅佐皇上抵御这种风气，那么众人怎能不喧闹不安呢?但是，盘庚迁都，互发怨气的是百姓，不止是朝庭士大夫而已。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而改变迁都计划，考虑理由恰当而后行动，做对了，就看不出有什么可后悔的。

　　假如君实批评我在相位久，未能辅佐皇上有大的举动来恩惠万民，那我知罪。假如说当今应该一切事不做，墨守前规旧法就可以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会面晤谈，不胜倾慕向往到极点!

　　这篇文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据《四部丛刊》本)，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信。司马光，字君实，当时任谏议大夫，故称司马谏议。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新法，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总机关。其新法的总原则，可以归纳为理财、整军、富国、强兵四件事。如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都属于理财、富国。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设军器监，都属于整军、强兵。实行新法的目的，是想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使他们多负担一些赋税，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加强国防的实力，抵御辽、夏的侵扰。新法如果实行得好，是可以解决当时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但是因为新法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朝廷里也爆发了新旧两派的党争。保守派的领袖司马光更是竭力反对，他除多次力谏神宗废除新法外，还一再写信给王安石，要他改弦易辙，放弃新法。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三百余字的信——《与王介甫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信中大致说：“介甫从政治期年(改革一周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又说：“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

　　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又说： “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又说：“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答司马谏议书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又说：“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此岂孟子之志乎?”(古诗百科)又说：“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司马光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者，主要就是这些。司马光在信中除全面否定新法外，还警告王安石，说他如固执己见，“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

　　王安石针对司马光的指摘，用峻洁简劲的话作了斩钉截铁的答复。王安石思想敏锐，为人傲岸倔强，果于自用。他深信新法对国家绝对有利，且势在必行，所以对保守派的反对不仅毫不迁就，而且颇为鄙夷。但是，我们古老民族陈陈向因的心理积习则是推行新法的极大的阻力，加以保守势力又很大，宋神宗死后，新法就被废除了。

　　王安石此信，没有感情用事，或讽刺嘲笑，或出语不恭，或自我炫耀，也没有面面俱到，在一些细节上绕舌纠缠；而是就几个关键性问题，据理和对方辩论，说理鲜明，辞气盛满，又具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性。

　　信的首段，出于礼貌，先叙酬答的话——从初拟“不复一一自辨”，说到在书信往来中不应该草率粗疏，现在则要“具道所以”——详细说明一下原因。以下即转入正文。

　　第二段，是信的主体部分，也是辩论的关键环节。作者先拈出司马光来信中指摘他的几个要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然后有的放矢，逐一驳复。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笔锋犀利，语势劲健，寸步不让，自己绝不引咎，表现作者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关键在于他自信实行新法的改革，不是以权谋私，自己借机捞一把，而是真一D实意地为了兴利除弊、富国强兵。如此，即使偶有失误，总不会走入羊肠鸟道，而必有广衢展现在前。

　　正如元人曹伯启所说：“常怀济时策，进退皆康庄。”(《汉泉漫稿·斡衣图》)王安石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又自认为“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所以具有“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丈夫的勇毅，此信也才写得这样理直气壮。王安石面对气势逼人的指摘，而能泰然处之，挥笔复答理直气壮，还由于他对来自习惯势力的非难甚至攻击，早有思想准备。善于洞明世事的王安石，对凝聚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停滞保守的心理积习，或者说对民族的惰性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并有所警惕。因此，当保守势力猛然向他扑来，怨谤亦随之纷至沓来时，他毫不惊慌，更无怨府；而是清醒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他并且尖锐地指出：保守派长期来苟且偷安，“不恤国事”。答司马谏议书他们非但不设法帮助人们清除陈旧的心理积淀，引导人们认识并接受新事物；反而迎合“人习于苟且”的惰性心理，“同俗自媚于众”，助长人们袭故守常的思想。王安石真不愧是“十一世纪时中国伟大的改革家”(列宁语)。对我们这古老民族心理积习之深固，对我们民族因袭包袱之沉重，他恐怕是最早洞见的一位政治家。《答司马谏议书》是古代散文的名篇，传统的语文教材。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赏析文章和教材分析都只就其驳论阐发之，对于“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二句，却不曾留意。其实，这正是文章的“意蕴”所在，文章驳辩深刻有力之处。

　　此外，文章还有一妙：先逐条辩驳，最后深入一层，指责司马光不应以“一切不事事”为善，“守前所为”为安。看似平常的两句话，却恰恰击中了保守派墨守成规、踏着祖宗的足迹亦步亦趋的思想的要害，尤见其犀利深刻。固然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王安石的新法终被阻滞以至废除。但是这决不是王安石的过失，也不是新法“不合乎国情”，而是由于民族的智慧为民族心理积习的沉滓所滞塞，新法的推行为袭故守常的习惯势力的大山所阻遏的结果。司马光为什么视新法为祸患，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归根到底不就是因为王安石“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尽变更祖宗旧法”吗?因此，新法的被废除，与其说是王安石的悲剧，毋宁说是我们这个惯于遵循祖宗之法的民族的悲剧。

　　此信针对性强，说理简要透彻，颇能洞见司马光的思想症结，击中其要害。简劲隽永，令人味之不尽。清末古文家吴汝纶评《答司马谏议书》说：“固由傲兀性成，究以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这是深得其妙的精当的评语。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他立志改革时政的弊端，于嘉祜三年曾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建议在政治上“改易更革”。宋神宗即位，大力支持他。熙宁二年提升为参知政事，并先后两度为宰相，晚年退居金陵(今南京)。封荆国公，死后追封为舒王。著有《临川集》。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改良主义者，他为建立一个封建福利社会，使宋朝富国强兵，以《周礼》为理想，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号为新法。意图虽好，但因利用封建官僚体系来推行新法，必然在执行中变质，新法实际为贪官污吏开辟了一些扰民刮财的新门路。保守派又从而反对之，同时一些投机分子又借拥护新法猎取官位，遂使新旧政见之争转变为官僚谋取私利的派系倾轧，造成宋朝政局人事的反复更迭，直至北宋王朝的倾覆。

　　王安石为人耿直廉洁，学识渊博，早年受知于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中的中坚人物，在“唐宋八大家”中仅次于韩、柳、欧、苏(轼)。其诗歌善于雕词琢句和巧用典故，与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诗文都具有简劲峭拔的风格，有较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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