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

李成贵

　　一、有关统计数据的辨析

　　1、两种来源数据的差异。最近20年间，尽管我国粮食消费的趋势性变化十分显著，然而准确的消费数据像谜一样地难以确定，原因是不同来源的数据均有所差别。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量和支出数额，由于没有包括外出就餐部分（包括餐馆、职工食堂和工地食堂等）和单位分发的实物，所以比实际的水平明显偏低，据估计（卢峰，1998），1995年上述因素总计使肉、蛋、水产品实际人均消费量被低估了7.03，1.84和6.80公斤，分别占官方统计的人均居民消费量的45%，33%和132%，二者之间的差距相当可观。另外，若按收支平衡表计算法测算消费量，即从生产量减去储备量、净出口量和损耗量的角度推算消费量，也因粮食储备量（特别是民间储备）和肉类生产量难以搞清，而仍然无法得出准确的消费量。在后一种测算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肉类生产量有很大的水分，所以推算出的消费量被夸大了。

　　2、对统计数据的进一步质疑。许多有关粮食消费的研究在无法通过抽样调查而获得准确的数据或无法确认准确的参数进行调整时，只好使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然而，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这些数据的纰漏和失真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数据。在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从1982年的144.6公斤迅速下降到1996年的94.7公斤，蔬菜由159.1公斤下降到118.5公斤，而同期的动物性产品（猪牛羊肉、禽肉和水产品）的消费量仅从28.7公斤增加到35.1公斤，主食和蔬菜的消费量都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畜水产品的消费仅有有限的增长。这从热量角度讲，根本就不能平衡。人们吃得不可能越来越少。

　　这里，所以选择1996年，是因为1997年缺少城市水产品消费数据，1998年的城市水产品消费水平只有5.1公斤，比1982年还少2.6公斤，颇值得怀疑。如果以1998年为报告期，就更容易发现消费数据的异常变化。1998年的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猪牛羊肉、禽肉和水产品仅有30.6公斤，比1986年的33.5公斤低了10%，其中，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由8.2公斤下降到5.1公斤，下降了40%，猪牛羊肉由21.6公斤下降到19.2公斤，下降了11%.考虑到最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长增速减缓，预期支出增加，所以对价格较贵的动物性食品需求有所收缩，也属正常变动，但像上述那样比十几年前还下降了10%，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这无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可理喻，几乎无法使用。

　　如果与日本进行比较，我国食品消费的变动更显得不规则。表1显示，日本的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从60年代起，一直呈稳定增长趋势，直至90年代后期稳定下来。这与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表1日本国民食品消费变化情况单位：kg



　　*：为了对比，这里按照我国的粮食标准进行了折算，即这里的粮食概念包括了薯类和豆类。

　　资料来源：《食粮关系主要指标》，日本食粮厅，平成9年10月。

　　二、收入与粮食消费

　　1、弹性值的不稳定性。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收入是决定食物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变量，并且收入上升与粮食需求的结构性变动紧密相联。但是，在我国，由于统计数据失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以致使得收入差异无法有效地解释不同居民的消费差异。比如，1998年上海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407元，与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5458元大致相当，但前者粮食消费高达每人244公斤（按75%的换算率计算，折合贸易粮183公斤），而后者仅为每人86.7公斤，相差近100公斤，非常显著。再如，1998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982元，与上海相差1425元，按理说北京的粮食直接消费也应比上海多，但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上海反而比北京多了70公斤。如果我们把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对应的粮食消费做成散点图（图1），可以更为形象地看出我国的粮食消费是很不规律的，利用现有的收入统计数据去解释粮食消费的地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是远远不够的。

　　表21991年和1998年城乡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注：收入水平是按1990年的价格指数调节后的可比收入。

　　人均收入对粮食消费的复杂影响和不稳定性还表现在利用消费的时间序列资料（by year）和横截面资料（by region）分别计算出的弹性值的巨大差异上。有些研究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了负的粮食消费弹性，而另有一些利用横截面资料得了正的弹性值。我们利用时间序列资料分别计算了1991年和1998年的的弹性值（表2），得出的结果也无法用常规的理由去解释。





　　图1粮食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收入差异

　　2、粮食消费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农村。在过去的一个时期，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基础较低，所以收入增加后改善饮食的行为很突出，1986？/FONT>96年间，农村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由原粮按75%的转换率折算而来）仅从194.6公斤下降到192.2公斤，而动物性食品（猪牛羊肉、禽肉、水产品）从14.4公斤增加到了18.3公斤，同期城市居民口粮消费迅速从137.9公斤下降到94.7公斤，动物性产品的消费却仅从33.5公斤增至35.1公斤。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失真，我们分别假设1986年城市居民动物性产品消费被低估了20%，农村居民被低估的情况可忽略不计，1996年二者分别被低估了40%和10%，重新计算的结果是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的人均动物性产品消费增加了5.2公斤，口粮下降了2.4公斤，而城市居民动物性产品增加了8.9公斤，口粮消费下降了43.2公斤，如果按照1.8？/FONT>4.0：1的料肉比折算，则农村居民人均粮食综合消费增加了7.0？/FONT>18.4公斤，而城市居民却减少了28.7？/FONT>7.6公斤。这种格局，加之农村居民人口数量庞大，足以说明前一段时期，我国粮食消费的增加主要是在农村居民中间发生的。

　　三、城市化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增加还是减少？

　　在我国，收入增长对粮食消费（包括间接消费在内，下同）的影响很不稳定，难以准确地计算，但是没有人怀疑随着收入的增长粮食消费也将不断增长的长期趋势。相比而言，对城市化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即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费将会因此增加抑或是减少，人们至今还没有给出一个基本判断。黄季焜（1995）研究认为，在收入水平和价格同等的前提下，一个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一个中小城市，其粮食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到特大城市将减少64.2公斤，蔬菜减少23.25公斤。与之相反，畜产品的年消费量增加4.2公斤（中小城市）至7.2公斤（特大城市）。与此同时，水产品、水果和其它食品的消费也将相应提高（表3）。这里仅是单项产品增减的比较，没有给出综合的结论。如果我们按照表3中所列的数据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以5：1的料肉比折算，结果也是一位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后总体的粮食消费是减少了，而并非有所增加。何况，由于后院饲养方式的普及化，中国的料肉比远没有这么高。

　　表3城市化对人均食品消费的影响（单位：公斤）



　　资料来源：黄季焜《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问题》（研究报告），1995.

　　另一位研究者（马晓河，1996）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粮食消费总量增加1054万吨。”计算的根据显然是把城市化的水平与粮食消费的增加看成了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没有考虑到城市化的影响与收入的影响之间有很大交叉。

　　二位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前者的结论是我们根据其资料推论出来的），那么，究竟那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呢？对这样一个不能不回答的基础性问题，根据一定范围内的了解，学术界的认识似乎还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的初步观点是，城市化确实是影响我国粮食消费的一个因素，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城乡居民食品结构差异（口粮和饲料粮比例的变化）造成的。但是，较之于收入因素的影响，其影响要小得多。1996年城乡食品消费差异为（仍按前文的假定进行了调整），城市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比农村居民少97.5公斤，而动物性食品消费多28.1公斤，如果再加上其他食品消费的差异，则城乡居民的最终粮食消费实际上是相差无几的，也可能城市居民要稍微多出一些。不过，即使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比农村居民多，那也主要是因为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引起的，在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消费肯定要高出城市居民。所以，如果不考虑收入因素而单谈城市化对粮食消费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使粮食消费减少了。

　　参考文献：

　　1.Milton Friedman（1957），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Princeton，。

　　2.黄季焜：《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研究报告，1995年11月。

　　3.马晓河：《中长期粮食供求状况分析与政策思路》，研究报告，1996年12月。

　　4.世界银行：《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研究报告，1997年5月。

　　5.钟甫宁：《关于肉类生产统计数据中的水分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10期。

　　6.卢峰：《我国若干农产品产消量数据不一致及产量统计失真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