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30年发展的历程

来源： 作者：肖滨 时间：2009-08-22 点击： 237

中图分类号：D0／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5－0147－06

如果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那么，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已经整整行驶了30个年头。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被视为奇迹，中国的社会进步也有目共睹。然而，30年的中国政治却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尚未取得共识的故事：在不同的叙述话语里，30年来的中国政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即使在同一叙述话语里，相同的故事也可能有不同的讲法和不同的版本。举例来说，在政治改革论的叙述话语里，30年中国政治的故事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故事，另一个是相对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延缓或停滞的故事；在政治建设论的叙述话语里，30年中国政治则是中国政治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故事①；在（选举）民主转型的叙述话语里，30年中国政治则是（选举）民主转型尚未真正启动的故事；在有效政治论的叙述话语里，30年中国政治是一个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故事；在渐进演化论的叙述里，30年中国政治则是从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体制向后全能主义新权威体制渐进演化与转型的故事；……显然，在不同的叙述话语里，30年的中国政治呈现出极不相同的面孔，人们据此可以得出差异极大、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些判断不仅是对过去的历史把握，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对现实的观察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学界已经建构的、各有得失的把握30年中国政治的诸多叙述话语中，我们究竟选择哪一种叙述话语，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30年的中国政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取先破后立的论述策略：先分析、检讨三种比较典型的叙述话语，由此说明单一的叙述话语不足以全面、系统地把握30年的中国政治，进而论证复合演化论才是把握30年中国政治恰当的叙述话语。

一、政治改革论：有无政改之争的困境

政治改革论作为把握30年中国政治的一套叙述话语，其叙述的逻辑前提是确认何为政治改革的对象。然而，在国内政治学界，确认政治改革的对象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划定了什么可以改、什么不可以改的底线。由此，学界的一种努力是试图区分体制和制度：前者被视为可以改、应该改的领域，后者则被归属于不能改的范围。这样，政治改革论的话语实际上被分为两种②：

一是在所谓“体制”层面谈政治改革，把政治改革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针对政治制度本身，而只是针对政治制度的某些具体实现形式和实施方式。在此话语中，一方面，论者高度肯定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宪法权威提高、个人政治权利和自由日益得到充实和保证等；另一方面，论者坚决拒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其片面性体现在一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状况来比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二是“将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标准”③。

二是在所谓“制度”层面谈政治改革，把政治改革归结为“政治制度改革”，政治改革被定义为触及政治核心领域亦即涉及政治制度的实质性改革。在此话语中，论者通常把30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对比。正是基于这种对比，有论者认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迟缓，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没有多少突破，相对来说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还停留在浅层次改革的‘外围’阶段，实质性的改革即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改革还没有什么重大突破”④。由此出发，有论者甚至比较极端，断言：30年来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

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30年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就对30年中国政治的把握而言，政治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观察视角，离开政治改革来谈30年的中国政治无疑是一件不可理喻也不能接受的事。在此意义上，政治改革论的叙述话语有其历史正当性。然而，由于论者对政治改革的定义极不相同，上述两种叙述话语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存在非常明显的分歧：按照前者，30年来中国不仅推进了政治改革，而且政治改革的成果非常巨大；依据后者，30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迟缓、甚至根本缺乏。显然，如果在这两种叙述话语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那么，我们会陷入一种“30年来中国有无政治改革之争”的困境：如果选择后者，否认30年来中国存在政治改革，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吻合，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确实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无法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但是，如果只选择前者，不仅难以解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始终并不完全相称的事实，而且意味着接受了政治改革具有不可逾越的固有边界。这种困境清楚地表明，把握30年中国政治演变可以接受政治改革的观察视角，但不能囿于政治改革的叙述话语，否则，我们就走不出“30年来中国有无政治改革之争”的困境。

二、有效政治论：以逻辑替代历史

有效政治论⑤ 从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联系的理论出发，主张在方法上对30年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进行整体的和逻辑的把握。据此，它一方面力图勾画中国30年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行动框架，并确信能够通过这个行动框架来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另一方面，则着手梳理这个行动框架的内在逻辑，找寻这个行动框架的逻辑起点或者说整个行动框架的中轴：“由于这个逻辑起点决定着这个行动框架下的具体行动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所以，也就构成了整个行动框架的中轴。”⑥ 一旦确立这一逻辑起点或者中轴，我们就可以对30年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整体历程进行有逻辑的还原和再现。而“这个逻辑起点就在于保持中国政治的有效性。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政治有效性出发来把握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可以这样说，政治有效性是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轴原理，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轴结构”⑦。在有效政治论的叙述话语里，30年的中国政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主法治的建设与发展过程，而应看成是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过程。换言之，虽然民主与法治是中国政治始终追求的核心目标，但30年中国政治实际的逻辑起点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保持中国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有效性。

有效政治论的论述逻辑不难理解：中国30年的发展是有效发展，政治是促成中国有效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有效发展说明中国政治是有效的；因此，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这一叙述话语的长处在于，不把30年的中国政治想当然地、简单地视为发展民主法治的过程，而是平实地看成是平衡权威、秩序和活力以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有效发展的过程。然而，政治有效性尽管是30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把它确立为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或中轴原理，并由此出发把30年的中国政治归结、定性为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故事，这套叙述话语却很难成立，其致命的硬伤在于：以逻辑替代历史，或者说，理论逻辑演绎与历史事实把握的割裂。这不仅意味着有效政治论在理论上颠覆了逻辑与历史必须一致、统一的原理，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本身不支持其理论逻辑的演绎：

从历史行动的起点看，30年中国政治起步的行动出发点不是“以变失效的政治为有效政治为行动起点”，而是以解放思想作为历史的行动起点。邓小平于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可以为之提供清楚而确切的历史证据。在这篇被誉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邓小平针对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思想禁区和不少人当时的思想“还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把解放思想视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解放思想的基调下，提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落实经济民主“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等基本命题⑧。这些论述不仅在历史事实层面清楚地表明，以推进民主、落实经济自主权、加强法制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解放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30年中国政治的历史行动起点，而且在价值目标层面说明解放思想所倡导的政治民主、经济自主和法制规范一起构成了30年中国政治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并不是政治有效性的概念所能涵盖的。

从历史过程及其结果看，30年中国政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只是逐步体现于30年中国政治的过程之中，它本身既不是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也不是其历史行动起点，而只是这一历史进程所展现的历史成效而已。何况，在30年的中国政治中，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虽然是这一历史成效的一个非常重要、极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全部；除了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外，30年的中国政治中还有许多结构性和实质性的变化，它们也不是仅仅用有效性就可以概括的。

总之，30年中国政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有效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有效政治论单纯从政治有效性出发来把握30年中国政治之复杂多面的历史过程，如此叙述话语不仅因其逻辑演绎与历史事实的割裂而偏离了30年中国政治过程的历史真实性，而且因其以结果的现实有效性替换30年中国政治在其历史行动起点中所蕴涵的价值正当性（政治民主、经济自主和法制规范），从而在历史价值的评判上反而降低了30年中国政治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因此，有效政治论的叙述话语虽然也有其可取之处，但并不是把握30年中国政治恰当的话语选择。

三、渐进演化论：理论与历史的限度

渐进演化论把30年的中国政治纳入转型政治学的视野中来加以考察，但反对简单地把它归入国际学术界所概括的诸多转型模式之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转型有其独特性。在渐进演化论的叙述中，30年的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性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一政治转型的历史线路是从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体制向“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的转型⑨。这是一个读起来颇为拗口的判断，其蕴涵的要点有三：首先，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体制是这一转型的历史起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与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动员力。”⑩ 其次，后全能主义型新权威主义体制是这一转型的初步结果：相对于以往的全能主义体制，这是一种以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扩大、意识形态世俗化、技术官僚当政、低度政治参与等为特征的新型权威主义体制。再次，这一转型的历史过程并没有终结，依然在进行之中，其转型的方向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这是因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体制只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11)。

另一方面，这一政治转型的历史特点是渐进－演化。30年来，中国不是通过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通过局部试点、由点到面、循序推进的方式，逐渐告别了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并逐渐演化、蜕变为一种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因此，30年来的中国政治转型有其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学界所概括的拉美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和苏联东欧模式，而是政治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可以被称为中国—越南模式(12)。

相对于上述政治有效论的叙述话语，渐进演化论对30年中国政治过程的整体把握无疑更具有历史的解释力：它不仅揭示了30年中国政治渐进演化的基本特征，而且勾画了其转型的历史线路和发展前景。不过，这一叙述话语也有其理论透视和历史把握的限度。

从理论看，全能主义体制及其转型这一分析框架虽然为渐进演化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但也正是这一理论视角构成了某种限度：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根据邹谠先生的界定，“‘全能主义’一词专指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形态，而与国家政治体制无关”(13)。因此，全能主义政治虽然揭示了国家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政治社会现象，“但仅限于表达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某一种特定的形式，并不涉及该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14)。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全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关注的重心所在，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架构倒不是其分析、把握的主要对象。换言之，全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它本身并不提供一种容纳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等在内的全景式的把握政治现象的理论视角。

从历史看，渐进演化论借助全能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虽然勾画了30年中国政治转型的一条基本的历史线索（从全能主义体制向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体制转型），但它所提供的30年中国政治的历史画面却主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图景：在此图景中，体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一些基本元素，如国家权力的收缩、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和社会自主领域的出现成为这一历史画面的主体，而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变化（例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行政系统的结构重组与角色转变、国家汲取能力、监管能力的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的起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等）则似乎被忽略、遮蔽了，以致被排除在它所提供的历史画面之外。尤其是，它生硬地炮制出一个所谓“后全能主义体制”概念，以此来概括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结果，更是典型反映了它对30年中国政治整体历史画面把握的残缺不全。

简言之，渐进演化论对30年中国政治的叙述无疑有其优势与长处，不过其理论和历史的限度也表明，单靠这一叙述话语，我们也难以客观全面地把握30年中国政治的整体历史画面。

四、复合演化论：整合性的叙述话语

上述分析表明，就对30年中国政治的把握而言，单一的叙述话语都有其各自的长处和限度。因此，超越上述叙述话语，建构一种整合性的叙述话语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选择：它以渐进演化论为基调，但不局限于某一叙述话语，而是吸收上述其他叙述话语中的学理资源，消解其中的历史盲点，并在整合诸多分析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解释话语。我们称之为复合演化论。在复合演化论的叙述话语中，30年的中国政治不只是渐进演化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复合演化的历史过程，其复合演化的性质与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演化起点的复合性。作为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不是由单一元素（如全能主义）所构成的，而是多种元素集于一身的复合体。举例来说，这种复合性的典型特征之一是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复合(15)：一方面，在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权力结构上，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集权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以集权主义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权力不受制约、肆意扩张、毫无边界，社会的自主领域为国家所吞没，个人的自由空间被国家所侵犯，这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呈现全能主义的格局。在复合演化论看来，正是这种演化起点的复合性在一定程度支配了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复合性。

演化方式的复合性。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方式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多元演化方式的复合体。在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历史过程中，既有某种意义的或者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局部性质的政治改革（比如渗透于经济改革中或者以经济改革名义出现的政治改革），也有重心在于国家政权建构的政治建设，同时也有某种意义的政治转型（比如以阶级斗争为工作重点的革命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的建设型政权的转型）。换言之，在此历史过程中，政治改革、政治建设与政治转型实际上彼此渗透、相互交织于一体。因此，复合演化论不把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方式单一地归结哪一种，而是将之视为集政治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转型为一体的复合体。

演化内容的复合性。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内容不是单面的，而是立体、多面的，其中国家与市场和社会、国家与公民、政党与国家和社会是把握这一复合演化内容的基本层面。在国家与市场及社会层面，随着国家纵向权力关系（比如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和横向权力结构的分化（比如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不仅国家政权结构得以重构，国家政权角色开始转变，而且市场机制替代政府计划，经济自由与社会活力重现，这样，一个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构分化的三分格局初步呈现；在国家与公民层面，一方面，随着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逐步收缩、国家行为边界的初步划定和日益受到约束，不仅国家权威得以重建，同时，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监控社会运行、调控市场经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国家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强化，不仅公民的自由权利空间不断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也逐步得以彰显（例如，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开始起步），而且公民平等的社会权利开始得到重视；在政党与国家及社会层面，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逐步转型，它不仅将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从致力于计划经济转向面对市场经济，而且努力改善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其执政能力，推进党政关系的制度化建设，由此，不仅国家的政权组织架构（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日益健全、国家权力的运作规则逐步完善和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趋于规范，而且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同时服从国家法律的公民社会也初步浮出水面。故此，复合演化论极力避免把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历史内容单一化、平面化，而是力图通过多维的透视展示其复合演化的立体画面。

演化取向的复合性。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取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经济增长、政治秩序、社会正义与法治民主共同构成了这一演化的基本取向。历史地看，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取向优先着眼于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是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基本动力和主要着力点；与此相应，搭建、强化政治权威架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不可缺少的政治秩序，同样是30年中国政治演化重要的基本取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贫富悬殊的急剧分化，以权利平等、规则公平、机会均等、社会保障为内容的社会正义凸现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无法无天的无序局面和公民权利累遭侵犯的严峻事实，规范、约束执政党和国家的权力，使之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运作，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逐步增加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机会，一直是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根本性的核心取向，这就是法治民主的取向。概言之，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取向是四维（经济增长、政治秩序、社会正义和法治民主）一体的复合结构，复合演化论拒绝将其化约为单一取向。

演化结果的复合性。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结果不是由单一要素组成的，而是多种要素复合而成的，其复合性主要体现在新旧杂陈的要素混合：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空间的逐步收缩，一个权力受到一定规范和约束的有限政府正在出现，相应地社会自主的领域日益扩大，全能主义已处于瓦解之势，但另一方面，由于约束国家权力的宪政制度有待建设，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展或者说公民社会的成长仍然深受国家权力的压制，全能主义的余威还在；在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上，一方面，党政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任命体制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民主推荐”、“民意测验”、“任前公示”以及党委讨论干部任免实行“票决制”等民主程序的引入，在传统的领导干部任命体制中又增添了几分选举政治的因素；在国家权力运作的方式上，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法制建设的迅速推进，法制为国家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运作中人治的色彩仍然浓厚，以致被称为“有法制的人治”(16)，而“有法制的人治”毕竟不是法治……正是由于上述新旧杂陈的要素混合，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结果在性质上同样具有某种复合性，这是承上启下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过渡性的复合：诉诸过去，它离那些不断革命的、全面专政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已经很远很远，但某种斗争式的政治思维和运动式的领导方式却并未彻底根绝；对照现实，它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有效性有目共睹，然而，相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建设的发展需求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其进展的迟缓性也相当明显；面向未来，它在逐步走向法治民主的理想目标，但步履蹒跚，距离依然不小。正是基于这些基本事实，复合演化论确认，任何单面化、简单化的概念比如“后全能主义”、“有效政治”都不能概括30年中国政治演化的复杂结果，相反，揭示构成这一结果的元素的复合性、多元性，确立其承上启下的历史过渡性，才能比较全面地展示30年中国政治演化结果的真实面目。

总之，30年中国政治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改革或政治建设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故事，更不只是向（选举）民主转型的故事，而是复合渐进演化的故事：无论演化的起点、方式、内容，还是演化的取向、结果，都是多元、多面、多向的复合体。因此，把握中国政治30年恰当的叙述话语是复合演化论。这就是我们的判断，也是本文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8－07－03

注释：

① 如果说政治改革论着眼于“破”，它更多地流行于学界，那么，政治建设论的重心则是“立”，它主要是政权机构使用的论述话语。当然，政治建设论突出“立”，并不意味着它否定“破”。实际上，在此叙述话语里，30年中国政治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渐进、有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而政治体制改革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30年中国政治既是中国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过程，更是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政治建设过程。这种叙述话语不仅强调要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30年中国政治的历史进步、历史成就，而且要求从建设性的角度来总结30年中国政治的历史经验，以便为未来中国政治的建设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这种叙述话语不仅有其历史合理的成分，而且更具有政治正确的特征。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予详论。

② 当然，由于学界对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概念界定不一致，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不少学者在论述中经常把二者交织在一起：比如，有论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具体的政治制度而非基本制度，但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时，又总是把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列为改革的对象”。参见洋龙：《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

③ 王邦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发展路径》，《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④ 王贵秀：《谈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

⑤ 在某种意义上，有效政治论与政治建设论本质上属于同一叙述话语，但由于其论证方式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将其单独作为一套叙述话语来给予分析、讨论。

⑥⑦ 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1－146页。

⑨(11)(12)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⑩ 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13)(14)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3，69页。

(15) 何增科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16) 何增科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