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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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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杨琳【摘要】Pristinaphilosophicalprose,whichhasthepropheticecologicalthinkingandenvironmentalphilosophy,arehighlypraisedbycontemporary"ecologicalliterature"theorists.ButheiskeenofdescribinghuntingscenewascriticizedbyNewCentury"eco-ethics"theory.Infact,fromthebodyofthetexttounderstandtheconcept,Pristina’snaturalfeelings,ecologicalconceptsandhunterscomplexarenottheonlyconflictaspect,heexpressedtheinstinctivenatureofallthingsbetweenhumanandmoralyardstick,andthismeasuremayalsoreflectthecontemporarystatusquo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thenaturalworld,andexpressadeepercriticalHeavenrelations.%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期刊名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期】2015(000003【总页数】6(P113-118
【关键词】普里什文;自然情怀;生态观念;生态伦理;猎人情结【作者】杨琳【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广西崇左532200【正文语种】【中图分类】I106.6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Пришвин(1873-1954是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哲理散文大师之一,他将自己的文学作品体裁定义为“诗意的理学”,在以自然为鉴,为自己照亮从“孤独走向人间”道路的同时,他也以诗意的方式表露出对自然万物的感同身受与对自然母亲的赤子眷恋,为此他被人们冠之以“俄罗斯的梭罗”。普里什文的作品多撰于20世纪40年代,其中频繁出现对动植物乃至无灵沼泽地温情细腻的诗意描写、“和谐”、“自然保护”等表现生态观念与环保思想的字眼,现有的生态文学研究者多关注于此。与此同时,他在作品中以颇为矛盾的笔触描述自己炽烈的猎人情结的方式又令人困惑不解,并遭到后来生态文学批评家及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诟病。然而,若立足于作品文本的本体性进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文本向度解读,不难看出,普里什文所表达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生态保护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这种衡量不仅可以映照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现状,而且以更具人文精神的生态观念超越单一意义的“生物保护”思想,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这种思想观念不仅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是后来的生态文学批评理念的先行者,而且对当代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具有预言式的警醒之义。劳伦斯·布伊尔认为,撰写生态文学作品的时候,作家的审美应当“是一种感知过程,而不只是不变的、给定的模式”,“这种审美旨在表现自然本身的美,而不是
表现人对自然的抽象性认识,不是表现人的思想”。[1]普里什文的作品既是对自然万物之美的直接书写,也将他的生态理念与自然保护思想贯穿于“片断式随想、札记、日记的方式”的哲理性散文,使之浑然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2]按照普里什文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为后来者撰写“一篇关于心灵的遗嘱”,在红尘纷扰的现世,不静下心来仔细品味,便难以真正吸收继承这篇“遗嘱”的精要,难以体味他“孤独地”在大自然中享受与万物共舞的狂欢精神。普里什文并非只是发出单向行动的具备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能的学者,他虽自称是一位视万物皆似人的泛灵论者,但他并不单纯是“鸟儿、大地和星星的歌手”,他自己就是那融入大自然当中的鸟儿、大地与星星。普里什文以诗意的方式展现的一个文本向度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流动的哲理生态观念。他的自然情怀与传统的自然审美观迥然不同,他将自然之美放置在了一个万物共荣的生态大系统中,并在多半情况下以温婉可人的笔触在呈现这个系统。他致力于他所遇到的“场所和环境的实在描写”,以散文诗的文本结构摒弃了某种学术的生硬的“实在的描写编码”,[3]为自己的生态思想输入文学的生命力,并将其内嵌在对大自然深切入微的体悟里,为读者构筑赤子可以与之亲昵的具象、自在并宽容的自然母亲。他谈到诗歌的创作时曾如是说:“当我的生命已近暮年,这些数不尽的伤口开始愈合了”[4]30,而“你们,大自然的爱好者们,当你们在树林里心不在焉地拿起一小块树脂,尽情享受有益于健康的树脂芳香时,请你们记住,树木就是用这种香脂医治自己的伤痕,它们的全部生活就是经常不断地对光的追求。而人也有他自己的树脂:诗”[4]31。普里什文以作诗的方式所叩响的是灵魂之门,而自然是照亮通往这扇大门的路径,树木用香脂医治创伤,他认为真正的诗歌来自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原初依恋。他甚至戏谑地嘲弄“莎士比亚撷取夜莺和云雀放进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纯属偶然;‘我却把这当作我的道路’”[4]32。在他的眼里,只有融身自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夜莺和云雀”。他也多次地提到“对故
土的经验”,而这种体验是由在大自然中所产生的“处处皆故土”的感情自然生发而来的。带着这种对自然的原初依恋,自然万物都在不可预料地带给普里什文启迪与感悟,并带给他关于存在的另一种理解与阐释。他认为“笛卡尔的定理,用猎人的语言可以这样表达:‘如果狗能在千万足迹中辨认出你个人的足迹,那就是说,你是存在的。’”“关于自己,我们还非常没有主见,却指责别人说:‘他自命不凡’。而一条狗嗅一嗅就知道: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心灵会发出这种气味来。”[4]37这不仅是对自然力量的一种敬畏与尊重,也是对大自然中其他生灵存在与天赋的温存与赞叹。在此,普里什文还将其对自然万物的生态理念延伸至人与人的关系,人类不应该将他人生硬地抛入自己的世界,而应向自然与自然中的生灵学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会散发独属自己的热量,而彼此的平等对待与互相拥抱才能营造一种温情的关系。在普里什文的笔下,雄白嘴鸦也颇具绅士的礼仪,“黑色的羽毛闪射出五光十色,在散步时意外地遇到一只爱打扮的雌鸦,于是用它自己的方式,绕着它行了个屈膝礼,耷拉下来的翅膀尖划破了地面”[4]14松树具有高洁的品格,枞树是英明睿智的君王,橡树具有强大的臂膀,白桦柔情脉脉地向你低语,甚而有点多嘴多舌。大自然中的一切,树干、花朵、蕨类、青苔、溪流、以及玩弄沉甸甸的松球的松鼠,都在与普里什文对话。即使没有生命的“融雪的田野,也出现了鱼鳞般的波纹,色彩缤纷,‘喜鹊的王国’”,成为生命流动的一隅。[4]234在以诗意散文将自己的哲理生态思想进行展示的同时,普里什文还以一种万物流转的生态方式独到地看待死亡。在《生命力》当中,他以优美的语言对死亡予以平静、淡然的描述,死亡只不过是能量从生态链上的一个节流向另一个节的自然绵延,“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在凋零,但什么都不会死亡,即使死亡,也会立即转变为旁的东西。瞧,一个树墩渐渐腐朽了,却披上了常春藤似的青苔。老树桩紧紧裹着青葱的常春藤外衣,在它的怀抱里长出一棵美丽的毒蝇蕈来。”[4]222死亡不再如黑洞般幽秘可怕,它只不过是一种生命形式的能量转
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继起而已。除此之外,普里什文对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的丰富能源以及独特的地貌提出了他预言家般的生态保护思想,这种前瞻性与思想的深邃,是人与自然亲昵的童真之心被井然有序唤醒之后大自然对其最纯真的接待。在上述的文本当中,大自然是可以与之同呼共吸、亲密无间的友人,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居高临下的掌控;自然间万物莫不欣欣生发、平等自然地呈现本态。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BachelardGaston认为只有当人们抛弃了将形象仅仅“当作对象性指称的习惯方式”来理解的时候,形象在他们的头脑中浮现,他们实际上就已经把握了自己的心灵,在这样由形象所构境的梦想之中,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焦灼的心灵得以找到“洞穴般的抚慰”。[5]1这种人们习惯指称对象的方式是将对方当作可操控掌控的他者进行把握,而不是将对象看视为可以与之交流的具体形象,展开一场心灵之间的平等对话,从而认识自身真正的需求。在普里什文的书写中,读者看不到他将自然当作征服对象的傲气,而是以各种随时邂逅可以与之对话的具体形象,如哲学家般的小鹬和在林间小路上沉思的小青蛙,它们也如人类体验自身生命一样在体验生命旅途的温暖。[4]10-11借此,文本当中所流溢的不仅是普里什文自身对生命的体验诉说,也是他所体验的生态链条中另一生灵对自然隐秘的诉说。这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人与自然生灵伙伴般的理解关系,不是简单地遁入自然的诗意描写,而是不同存在路径的彼此宽容与接纳。在作品中,自然以各种具象的形式呈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系统,“从对有生命的小鸟儿的感谢到对代表大自然的慷慨的枞树送给松鼠挂满礼物的树梢,再到无生命的桌子、凳子、一小瓶墨水盒和用于书写的纸张”,[4]21到他多次书写人在童年之时对自然的稚子之情。正因为这种浑然一体没有断裂的童真,对自然母亲纯粹的感恩之心,成人世界所忘却的记忆找到了抚慰的平静。人们追寻的是一种童真的意识居所,只有在自然母亲的面前,人才会回归感恩的正途。与此相比,现代人在钢筋、水泥与混凝土搭建的栖所
里日益成为背对自然的物质追逐者,难以有闲忆起灵魂所需寓居的自然家园。在此意义上,普里什文的生态理念实际上已然超越生态理念中以人为主体所发出的“生态保护”与“和谐共处”的思想,自然原本不是人类所要保护与怜悯的对象。他所追求的对自然的童稚之心并非人类在滥用自然后进而有所意识而主动发起的一场生态救赎,而是人作为自然之子所原属的与大自然共同的脉动。他将对人与自然融和共处、对自然间万物平等相待与对人际关系思考的描述以及对死亡的泰然解读融为一体,形成了其娓娓道来的生态观念与环保思想,而且独具其人文关怀意义。除了通过对植物的诗意描摹、对沼泽地能源进行前瞻性的预言,进而由植物、动物推及到人类关系以及死亡与新生的自然交替以表达他的生态观念之外,普里什文作品还描述出一种共享、尊重与对话的生态观。在大量的文本当中,普里什文用优美的文学语言所书写的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空间共享与心灵对话的伙伴关系,进而是由这种伙伴关系生发的和谐与感激心情。文本中普里什文写到他与梅花母鹿的美丽邂逅:先是“母鹿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研究起我来,琢磨我是石头还是什么能动的东西。它那双美丽的、又黑又亮的眼睛把我的注意力全吸引住了——那简直不是眼睛,而是两朵花儿。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把这种珍贵的鹿叫做梅花鹿。那是这种鹿像梅花一样好看呀。”继而他的思绪铺展开去,想到了人类对美好的毁灭与摧残,“真是难以想象,有的人看到这样花儿般美丽的动物,竟会用枪瞄准它,射出那可怕的子弹,使它身上出现透亮的弹孔”[6]122-123“他们把捉来的鹿养在家里,直到长出珍贵的鹿茸,把鹿茸割了下来,然后杀了鹿吃肉”[6]133。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获得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的过程中,工具理性不仅奴役了人类自身,还为人类营造了一个人类可以独享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文化并不在于西服衬衣的袖口和袖口的扣子上,而在于所有的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上,这种关系甚至把金钱变成了‘良药’”[4]278。然而,这种关系在海狸们的面前只是一种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的无意
义,海狸们更像是深谙生活的哲学家。《灰猫头鹰》中《被收养的“孤儿”》进食之后,“这些温柔的小东西表现出毫不戒备的友善态度,仿佛认为人们对它们的态度本来就是极其自然的,它们让人们把自己放在手上怜爱。很快,它们就习惯了在人们的怀里,或者在袖子里,或者蜷缩在人的脖子周围睡觉”[6]131。这种稚子般的纯洁与美好在《和“女王”在一起的冬天》中又演变为一种足智多谋的交流技巧。海狸杰与灰猫头鹰“不停地‘讲话’,千方百计地延续话题。它在冰下秘密地开辟了一条回家的道路,总能顺利地到达‘家里’”。[6]144“失宠后,它常常爬到放在桌边的箱子上,把头放到主人的膝盖上,看着自己的主人,用它简单的语言唠叨着,好像在说:‘人们关心桌子有几条腿,或者斧子有几个把柄,这又有什么意义呢?’”[6]151沙鸡向来被人们认为是愚蠢的鸟儿,在很多动物故事中是狐狸与猎犬等玩弄与抓捕的对象,除了牺牲自己,它们别无所长。在普里什文传神的描述中,读者却看见了不一样的亲情融融的沙鸡。沙鸡母亲有着长者的警觉,沙鸡孩子有着自身习得的聪慧,“有多少次,带着一大堆孩子的沙鸡凭着敏锐的听力,在人还走在苔藓上的时候就听到了动静,它朝着你来的方向伸长脖子等着。孩子们也学着妈妈的样儿,一起把小脖子挺得高高的,整整一窝小沙鸡齐刷刷地站在那里,就像一只倒在地上的耙子。于是它们就藏在土墩的背后。你发现了这个,斜眼看看它们藏身的地方,笑了笑,继续向前走……”[6]152。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歌德错了》一篇中,“歌德说‘大自然所造之物是没有个性的,惟独人是有个性的’”[6]59-60。普里什文却为人们呈现了大自然所创造的有个性的一切,相比而言人类创造出的却是“绝无个性的机械”。小蜘蛛可以乘小伞翩翩而降,麻雀们相亲相爱,《猫》瓦西卡白天看飞鸟,夜里捉老鼠,“就连生命注定短暂而有时生命只在于瞬间的动植物,也活得义无反顾”[6]105。论及动物形象的研究,“至少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年代,文学艺术批评家也已详细论述了与动物象征与动物主题”。[7]人类对动物的情感关注一直是复杂暧昧的,
一方面单向度地声称动物没有灵魂,智力低下,缺乏感情,但是另一方面却暗地里承认与动物具有类似的血亲关系以及识别特征。自法笛卡尔以降的数百年中,人们将动物等同于机器一样缺乏理性,与人类相去甚远。因此,“动物受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又合理合法的。动物要么是像机器一样为人们减轻劳作之苦,要么是当作消遣娱乐或者取食烹煮的对象,由此引发的是动物歧视,动物是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末,整个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动物转向(TheAnimalTurn”。这种转向预示着由早先的“人类中心主义”位移到各种新关系的建构,并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动物的看法,并对现存动物产生新的理解。这种新理解将动物置于保护的中心,并通过将对非人动物的怜悯与同情转为素食与赎罪式的行为,重视动物福利并从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大环境探讨解放动物。然而,“动物转向虽然另辟新天地,但却一直在重复难以答复的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领域动物研究已经日益流行,越来越受人尊重,但它远难获得一个得到认可的中心地位,仍流浪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地带。[7]在上述文本中,普里什文所呈现的是一个人与动物互利共荣、共享自然空间的面貌。动物不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虽然被他的情感所投射,但却不是他情感认同的对象。在普里什文的笔下,各种各样的动物具有人一样的神态、孩子一般的娇憨、母亲一样的睿智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它们不是电影《奔腾年代》(Seabiscuit中人们眼中先是被人们当作残次品弃于一旁,而后又被三个新主人的成功唤醒潜能在比赛中获得成功的老赛马“海饼干”,也不是克里斯多弗·盖斯特执导的《宠物狗大赛》中可以为主人赢得巨额奖金的宠物狗温迪(Windy,它们只是和人们一样地生活在自然这个大空间里,可以安详地做梦,可以与人们进行眼神、行为甚至心灵的交流,并享受存在的真正意义。人的聪明在这里也只是一种良善与使他者也存在的宽让与温和,是摒弃留居在人们意识深层里的一种‘罪过感’,给予鸟儿一个不惊的所在。这并非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人的情感与想象为轴心散射的浪漫情怀,这
是在灵魂深处对生命的礼遇与朴素感情。借此,普里什文对自启蒙主义思想产生以来人类对自然与自然界万物理性掌控与个性创造产生质疑。在他的笔下,动物不是需要人类救助的被动关怀对象,也不是低人一等毫无个性的被造物,而是需要共享自然空间与心灵对话的伙伴。读者随普里什文细腻温婉的笔触步入美丽的大自然,体会一种完整、和谐、自在的万物共荣氛围的同时,也会促不设防遭遇其间冷酷与残忍的文本书写向度。如屠格涅夫撰写其《猎人笔记》一般,普里什文在他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所写的散文中有大量关于“猎人故事”的描写。他用“我抓住了自己的幸福,如同一枪准确地射中了一只飞鸟。”来描述打猎的激情所带来的幸福感,并声称对他而言“打猎是一种回归自我的手段”。[6]209一方面是自然之子并以一种“无意识”的道德想象力关怀大自然中的每一个成员,小到一棵蕨类植物、一只蜘蛛,甚而貌似毫无生命的沼泽地,大到一棵松树、白桦,甚而远至浩瀚宇宙;另一方面他却毫不犹豫地拿起猎枪,在《跟随魔力面包》中的《希宾山脉的艳阳夜》里,体会到“狩猎中的那种瞬间把一个文明人变成野蛮人的返祖力量油然而生,我端起枪,就向那只向我们跑来的松鸡开枪。”[6]5这种复杂的心态在普里什文时代就已经颇遭非议,在生态伦理观念中“动物关怀”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下,更是引起生态保护主义者的不解与反感。他自己也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如是写道:“我的狩猎嗜好和依恋大自然是不是有点类似非常不好的东西,于是,我便觉得,好像这种感情同时包容着杀戮和仁爱,因为它来自大自然的深处。”[6]13此后他更多的是使用相机来“打猎”,以聚焦自然间温存美好的瞬间,并在后来勉为其难地为自己找到了打猎的两个理由,一是维持生存,另一个是为博物馆提供标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与深生态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将生态问题归结到“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论”上。后来的素食生态主义更是以提倡“食素”来表明保
护自然的姿态。迪恩·柯廷(DeaneCurtin的“关怀伦理”理论认为生态问题应是一种政治化的道德方向,从而培养人们行动的意愿。法国的生态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就提出“敬畏生命”的说法,认为要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自己之外的所有生命意志”,[8]“所有的生命都具有同等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9]这种敬畏生命的观念倡导一种尊重大自然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视所有生命为神圣的存在,认为人们应带着责任感与良知意识尽自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生命,并视它们为人类的同胞,而不是随意杀戮或对其进行麻木不仁的伤害或灭绝。上述生态理论更多关注的是道德与伦理问题。在人类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现在,政治化的道德规范对改变动植物数量大量消减、大气污染严重的现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观念以及相应的规范在半个世纪以前也为普里什文所怀疑,因为这仍然是以人为核心所发出的单方面思考与行为,而不是一种主动进入并参与的生生不息、流动循环的生态系统。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殊不知,在这野生动物将近绝迹的地方正在贯彻落实保护野生动物法,颁布这些法律并非出于对鸟类的同情。”[6]在他的“猎人情结”遭人诟病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声音无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作法,但这种预言对当代生态环境的问题仍不啻为长鸣警钟。按照普里什文的看法,本能的爱心与同情所产生的力量远远强于道德培养所带来的力量,如通常情况下父母对子女出于本能之爱与子女对父母在道德约束之下的孝敬行为难以并论。在普里什文的文学作品中,没有抽象的道德说教,自然界可以通过人与动物平视的感性场面得以展现生命存在的真谛。植物是具有某种拟人品格的存在,每种动物都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个体,还可以如海狸那样自由地表达情感。这种多样化的存在是活动而非静止的,是连续而非断裂的链条,人是其间不可或缺的一环。普里什文深深陷于自己的这种猎人情结,而另一方面又因自己的残酷行为而自愧自疚,实际上他所书写的是一种更具人文精神的生态观,这种观念将人纳入整个生态循环的系统,是对
单一意义上的“生物保护”观念的超越,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是表达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在罗杰·阿勒斯与罗伯·明可夫执导的《狮子王》中,“猎人情结”在大自然的生物链条上并不是一种纯然无益的存在。影片开片不久,狮子王穆发莎与儿子辛巴语重心长的对话意味深长,它拥有自己的一套国王哲学,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所有的生活都值得了解与尊重,包括处于食物链低端爬行的蚂蚁与跳跃的羚羊,处于最高端的捕猎者死后尸体也会变成草,而羚羊是要吃草的。“所以,在这个生命圈里面,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捕猎者猎得所需之后,对周遭跳跃的羚羊熟视无睹,羚羊的总体数量也没有减少,但生命力却因逃避追捕而变得更强。《狮子王》是人在大自然中与万物关系的一个隐喻,而这个隐喻或许可以解释普里什文的猎人情结。这是一种张弛之度,是一种自己生存同时也在总体意义上允许他者生存的本能与道义相结合的情结,与满足私欲赶尽杀绝的捕猎与看法截然不同,也非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可堪并论,普里什文的生态思想是一种需要静坐如辛巴一样用心灵去聆听的童真与烂漫。尼可拉斯·凡尼尔执导的电影《最后的猎人》(LeDernierTrappeur中,诺曼温德(NormanWinther是最后一个“猎人精神”的坚守者,他与印地安人那哈尼族的妻子涅芭斯卡深信大自然是一个由互相依存的各种关系组成的大空间,他们有着最为素朴的认知:动物、植物、河流、风甚至天空大地与人共享一个大自然空间。他们认为位居食物链顶端的奇怪动物─人类是保持大自然间平衡的重要因素,猎人也是其中一环,因为猎人的追捕,动物才会砥砺本能的天赋以保持整个种群的存在而不被淘汰。而在现代建设不断吞噬森林之时,他们与动物一起不断撤退,森林消失了,动物失去了家园,猎人也成了“最后的猎人”。泰勒认为“我们有尊重其他生命的义务,也有尊重人的义务;人的福利与其他生命的福利常常发生冲突”。为此,
他“提出了五条化解这种义务冲突的伦理原则: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小错误原则,分配正义原则和补偿正义原则”。[10]这样的道德伦理诉求或许是对普里什文猎人情结的细节化,但在《大地的眼睛》中《人的脸孔》一篇里,“最后的猎人”放下了猎枪,却为读者呈现了一副超验忧伤的场景。“我觉得,在森林的深处,一张忧郁的人的脸孔正向我张望。我定睛看去,才明白,那不是脸,而是一个肉色的断面。树被断开了,断面上偶然落下的斑点构成了人脸的模样。然而,还不止这些,脸孔上有着异样忧郁的神情和意味。看起来,仿佛这个人和一切都已不相干,除了怀着对未来的信念,这样忧伤地眺望远方,这样地盘桓不去。”[6]219这种奇异的场景使得“忧伤又拢上我的心头,倒不是为了摧毁的树木,而是因为那吸引我前来的神奇的面孔消失了,我朝向它的脚印永远不会有人看得懂。”[6]220这个文本与其说是书写一场超验的遭遇,毋宁说是大自然凝视不断追逐物质获取却忘记回望的人类背影的忧伤面孔,已达森林深处的人类砍伐行为实际也是在导致人类自身的忧伤,是对人类内心欲望不断膨胀、贪婪索取的终极拷问。普里什文的哲理性自然情怀、他的生态思想与猎人情结的冲突所展现的是人对自然界万物的本能冲动与道义行为之间的度的思考。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流动不息的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万物共享福利的自然环境,而不是单一意义上的人类向度、“动物福利”或“动物保护”。这种生态观超越始终以人为出发点的道德与伦理思考,将人纳入整个生态循环的系统,是一种真正人文精神的自然情怀。与此同时,这种情怀引发当今人们反思的是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自然不是一个抽象遥远的概念,而是通过生存于其间万物的具象向人类显现,只有以主动参与、对话交流与生生不息的方式才可能实现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界的良性共存。【图书与评论】
【相关文献】[1]LawrenceBuell.TheEnvironmentalImagination:Thoreau,NatureWriting,andtheFormationofAmericanCulture[M].Cambridge:HarwardUniversityPress,19958.[2]李勇.普里什文作品中的生态文学思想及其浪漫主义气质[J].江西社会科学,2013(4149.[3]RobertKern.Ecocriticism:“WhatIsItGoodFor?”[J].Interdisci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2000(19-32.[4]普里什文.普里什文随笔选[M].非琴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6]普里什文.普里什文散文[M].潘安荣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HarrietRitvo.OntheAnimalTurn[J].Daedalus,2002(4118-122.[8]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91-92.[9]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42-43.[10]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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