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xx的评价

生活在士族秉政，门第观念压倒一切的时代的陶渊明，他那高尚的人品是受到人们尊敬的，可是，他那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学创作却很不被理解和接受。就连他的崇拜者、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对他的诗文创作也仅仅以“文取指达”四字而轻轻带过。身世寒微，才俊人杰的鲍照，首先以诗人的眼光注意到陶诗的价值，他曾经写过《学陶彭泽体》诗歌，并且标明是“奉和王义兴”的。王义兴即王僧达。诗歌抒写幽居之乐，闲逸之情，有意识地规步陶渊明的艺术风格。

这是迄今为止最早注意陶渊明的诗歌并且以之为楷模的效仿之作，说明陶诗的价值已经有人注意了，这大约离陶渊明辞世已经20多年。钟嵘《诗品》把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进行评价，不管他的评论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今人的标准，但是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已经被确认（前文已有论及）。萧统出于对陶渊明作品和人品的敬重，广事搜求陶渊明的作品，辑成了第一部《陶渊明集》，并且写了《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不仅高度推崇陶渊明的人格，而且对他的诗文创作也极为赞赏，还在他编纂的《文选》中辑入陶渊明的诗8首的同时，对他称颂不已。沈约在《宋书。陶渊明传》中不仅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还把《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和《命子》诗辑入《宋书》，只是令人遗憾地是他基本上没有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评价。令人惊异的是陶渊明这样潦倒坎坷的文人竟同时被《宋书》、《南史》和《晋书》列传记载，这在历史上和文学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唐代对陶渊明的评价是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的。无论李白、王维，还是杜甫、白居易等人对陶渊明的隐逸既理解又不太赞同，而对他的文学创作倒是基本肯定和赞扬的。李白一方面欣赏“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梦见五柳技，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寄韦南陵冰？？》）。却对陶渊明的归隐未必赞同，“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登巴陵道酒？？》）。杜甫和王维几乎也是如此。杜甫既说过“焉得思如陶令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山值水如海势？？》）。又嫌陶渊明不够“达道”：

“陶潜避欲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王维曾经想学陶渊明的归隐：

“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中作》）。“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送六舅归陆浑》）。却又讥笑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一

惭之不忍”招来“屡乞而多惭”。（《与魏居士书》）在唐人心目中完全赞同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是遭受政治挫折之后，阅历丰富的白居易，他心目中的陶渊明是“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效陶潜体十六首》）对陶诗及陶的为人更是敬佩不已：

“常爱陶彭泽，文恩何高玄”，“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题寻阳楼》）宋代对陶渊明基本上是待肯定和颂扬态度的，把陶渊明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予以颂扬，对于他的艺术造诣更是推崇备至，苏轼《与苏辙书》中认为中国诗人中只有陶渊明最为独立特行：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正是由于他对陶渊明有这样的偏爱，居然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成为中国诗歌中史上的一大奇观。布衣终老的诗人林逋则认为：

“陶渊明无功德以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省心录》）。并且身体力行地隐于孤山，以陶渊明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至于具有强烈建功立业之心的辛弃疾，也是把陶渊明看成是孔明一流的历史人物：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陆游对陶也是极为心仪赞誉不已的：

“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读陶渊明诗》）朱熹也把陶渊明视为高士忠臣：

“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题霜杰集》）。遍览宋人对陶渊明的评论，无论对其人格和文品几乎是无保留地赞美。苏轼推尊陶渊明为迥出众家之上的唯一诗人，指出他的风格“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美。

xx更主张：

“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是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曾纮更有陶渊明的作品“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的盛誉（同上）。和上述评论相映衬的是蔡倏《西清诗话》中的一段话：

“渊明意趣真古，清谈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金元明清时期对陶渊明的研究更加深入，元好问《论诗绝句》评论陶是很有影响的：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元人赵孟顿则称赏陶渊明：

“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操，黄华霜中鲜。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下。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题归去来图》）。

明代的茅坤和张溥对陶渊明也高度肯定（已详前），而清代更出现了研究陶渊明

的热潮，陈沆是其代表，他对陶渊明的评价已在上述章节中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晚清的梁启超和王国维是研究陶渊明最有建树的。梁启超的研陶专著《陶渊明》从陶渊明的年谱编纂到陶集考证，以及关于陶渊明其人其诗文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考辨及论证，不乏真知灼见。“五四”运动后的的鲁迅、朱自清、朱光潜等人也都对陶渊明的研究倾注过心血，这里就不再细述。

综观历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和评论，可以发现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词穷而后工”，“诗人少达而多穷”，几乎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坎坷不遇的普遍规律，历数曾经在文学史上有过杰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的诗人、作家，有几个能有稍可人意的境遇和令人称羡的结局？屈宋、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竹林七贤也少有善终者，陶渊明不必多说，唐代的李杜？？这难道真的就是杜甫所说的“文章憎命达”的必然规律吗？文人不遇现象，当然反映了封建时代压抑人材的痼疾，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真善美被社会接受的缓慢过程。美好的事物，杰出的作品并非一开始就被理解和接受，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冲涮裁汰，待到认识的提高和眼界的开拓之后才会发现其真正价值。陶渊明作品的历史命运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当我们对历代关于陶渊明的认识和评价的历史巡视之后，不难发现其规律。隋唐以前的陶渊明是被冷落和寂寞的，虽然有少数具有超前意识的研究者认识到陶渊明的意义，但其认识水准和研究高度都还处于资料搜集，考辨整理的初级阶段。萧统的见解和钟峰的评价则已十分重要，具有奠基性质。钟嵘的评论虽然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已经具有拓荒性的建树，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不必苛责。唐代是研究陶渊明的发展时期。唐人二元论的眼光，对陶渊明既肯定而有所扬弃的见解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自然与唐代思想解放，儒释道兼容，与整个时代充满蓬勃向上乘时建功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

他们既推崇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文，又对他的归隐和守穷有所微词，不管他们的见解是否允当，二元论的思想方法还是很可贵的。宋代是研究陶渊明的高峰，编出了几种有影响的年谱，整理的陶集也有十七种之多。对陶渊明的人品和文品都有深入的开掘和创造性的发现。可是宋人昧于理学和善造偶像的治学原则，显然影响了对陶渊明的深入而全面的把握，偏颇和绝对化也就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高峰之后就是向下滑行的开始吧。元明清时代是宋代研究的继承，但是其成就无非是唐宋水平的延续。倒是梁启超的出现，王国维的评论，朱光潜、朱自清等人的

深入研究，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对陶渊明的理性审视，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评陶的敏锐眼光和全面审视，廓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是陶渊明研究的新阶段。

透过以上历史性的扫描，虽然不免挂一漏万，可是，对每个时代的研究特征有了大致的理解。最值得深思的是唐代和“五四”运动后的两个阶段，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是和这两个阶段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科学的，理性的人文研究不是塑造偶像，而是融入时代精神的理论建树和价值判断、审美透视。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无非是局部的发现和个人好恶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