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卫视】《大师》系列之

王淑贞

上集她早已离去，但她的美长留。

【采访】原上海医大附属妇产科医院护士长刘吟秋——

她穿着白大褂一走进来，她就像宋庆龄。

【采访】原上海医大附属妇产科医副院长袁耀萼——

风度是非常好的。

【采访】原上海医大附属妇产科医主任医师李超荆——

她那个样子很慈祥，他得和蔼，看到谁她都笑一笑。你看她照片没有？她的照片真是百看不厌啊，有一点洋气，又有一点中国气，中国的洋气。

王淑贞，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祖父王颂蔚是前清进士，做个高官，父亲王季同是着名数学家，子女12人，有7人是中国一流科学家。而王淑贞早年考上清华庚款留美，是庚款留学培养的第一位女医师。从美国学成归来，她成了中国妇产科的开拓者。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曦——

她最早开拓了妇科研究，我们传统中以为妇产科就是产科，甚至带有一些早期婴儿的护理或者围产学这一块，她其实在中国开创妇产科或者妇科教育和研究方面是最早的，称之为中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王淑贞是真正名副其实的。

1925年，王淑贞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她经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介绍，抱着“医学救国”的愿望，1926年来到西门妇孺医院担任医师。西门就是上海老城厢的老西门的外面，在有租界的年代里，这里是华界的贫民窟。当时，西门妇孺医院只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一个小小的门诊部，服务聚居在老西门一带的穷苦平民。

到这里时，王淑贞27岁，她在这个小小的门诊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妇产科，此后直到她离世，她在这所医院里服务了整整60年。

【采访】高曦——

她一直比较敏锐地能够捕捉现代医学、现代妇产科学发展的信息，包括新的技术，她引进到国内来。在整个社会大家都在关注产科医生的时候，她关注女性健康，而且是做学术上的探讨和研究。所以她在妇科在当时可以说是有前沿性的或者有开创性。

李超荆，1948年从福建医学院毕业，慕王淑贞之名到红房子医院做了实习医生，从此她与王淑贞延续了四十年的同事缘、师生情。至今她记忆中最深的印象是老师无声的教导。

【采访】李超荆——

王淑贞查房都是她自己查，查房时看我们非常细小的细节，我在检查的时候有一点不当心，放器械时碰到病人了，病人有点不舒服。她说病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你只有治好病人的责任，不应该有一点伤害病人的动作，你这样做的话不对的，你要跟病人道歉。

她是中国妇产科领域的开拓者，前行者，每次看病、查房，下级医生从没见过王淑贞大声说话，但谁都能感受到她言谈举止间所透出的爱意，犹如无声的示范。

【采访】李超荆——

她自己示范给你看，怎么样用这个器械才使病人不受痛苦，我是感受很深的。

【采访】袁耀萼——

一切从病人出发，但是对下面的人要求非常严格的。

袁耀萼与王淑贞在妇产科领域共事四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作为王淑贞的助手，一起主编了中国妇产科领域的经典《妇产科理论与实践》。

【采访】袁耀萼——

我们在她查房以前都很紧张，他查房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跟在一起，她的言行，她对病人是什么态度，很和蔼的，很关心的，或者给病人检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对于病史应该了解到什么程度，她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了。

作为一个科学大家，王淑贞对第一手资料和基本功训练的重视，今天的人可能无以想象，每一位住院新病人她都亲自检查，询问病史，查房和病例讨论是她每天第一重要的事情，她告诫下级医生：经验从实践中来，医生的经验就是从询问病史、详细检查、做出诊断和正确处理过程中积累起来。

【采访】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张惜阴——

她有时候会坐在你边上听你问病史，你问的时候她不响的，等一下我觉得我问好了，她就开始给你提问题了。

张惜阴，着名妇科肿瘤专家。上世纪50年代，宫颈癌是中国妇女的头号杀手，在王淑贞的指导下她开始做手术，并把妇科肿瘤作为自己一生研究的方向，晚年，她为王淑贞写传记，这也是有关王淑贞的第一篇传记。

【采访】张惜阴——

她从来不骂人，但是大家都怕她，因为她太仔细了，所以要这样子的，你对病人讲话的声音也不能太响，因为病人们总是有点怕医生，你要再一响，病人受惊吓以后话也讲不清楚了。

王淑贞以一生的心血将一不念旧恶原先只是小小的门诊部造就成上海人老幼皆知的红房子医院，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王淑贞，上海就不会有红房子医院，如果没有王淑贞，中国的妇产科事业可能还要走更长的路。王淑贞用高尚的医德培育了一代代人，这一代代人的医术和医德铸成一个中国的妇产科医疗、教育、科研中心。

【采访】张惜阴——

她是觉得医生的职业是很好的，但是头一个要仔细，第二对病人的态度要好，这两个是基本的条件。

【采访】李超荆——

所以她说，你就是要用爱字做医生的主要本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病人来讲，我时刻提醒自己用爱心对待病人。

王淑贞1899年生于北京，后随父母南归居住苏州。这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10岁，王淑贞进入振华女校读书，振华女校是江苏最早的女子学校，创始人就是王淑贞的祖母谢长达，祖母开明果敢，她倡导女放足，主张女子要为自身的自由奋斗，是那个年代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

【采访】苏州市第十中学校长柳泉照——

老先生在办学以后，有一张着名的照片，就是她自己端坐在位子上拍了一张照，然后他又跪在地上又拍了一张照，然后把这两张照片合成，就是自己跪在自己面前，下面提了一个字——求人不如求己。这是这所学校最早的办学的教育理念思想，让我们的女孩子们都自立自强。她的一些办学的主张，一百年以后仍然还是先进的，比如说她主张在学校传承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体现一种感恩的思想。比如说她最早在中国提出让学生，特别是让女孩子到国外去留学。

苏州振华女校开一代女学风气之先，这所学校走出了费孝通、李政道、杨绛、何泽慧等大批杰出人才。

【采访】王淑贞这弟中科院院士王守觉——

我祖母呢是提供女权，提供妇女翻身，我的三个姑姑基本上都没有结婚，到国外去念书。

也是因为祖母的影响，1918年，19岁的王淑贞通过考试获得清华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机会。“我十岁时入振华女校读书，十三岁因病而休学二年，由于自己受过病魔缠身之苦，同时又看到生母因产褥疾病而死亡，继母于第一次生育时又发生病危等等不幸遭遇，因此我立下学医的志愿。”

赴美留学8年，王淑贞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获得3枚金质奖章，这是美国本土的学生也很难得到的。60年后她回忆道：根据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本来可以申请留校继续深造，但是由我是中国女医生而未被录取。

但在美国行医也不是她的愿望，那儿终究不是自己的国家，王淑贞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立场做一个中国女医生。

【采访】王守觉——

她这个时代的人，像她这样一个背景的人，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你学了干脆就在国外呆着，另一种选择就是回国来工作，事业发展立足于国内。她是看到美国的发达，但是又看到自己对中国的责任，所以她自己从来没有想在美国去扎根，她的根在中国。

离别8年后，王淑贞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美国教会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任职，并兼任上海女子医学院教授。王淑贞在这家医院创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妇科。医院临河傍水，河上船来船往，渔民子弟大多出生在船上，只有碰上难道、大出血等特殊情况，贫穷的渔民才会把产妇送进医院，可他们却承担不起医疗费用。

【采访】袁耀萼——

那个西门妇孺医院外头就是一个臭河浜啊，现在是一条马路了，全是那种船民，穷得不得了的，要生孩子了就送到医院里去了，全是这种人，根本就没有钱的，她都是一样的对待。

【采访】李超荆——

她绝对不收病人的礼物，而且病人有时候没有钱看病，就免费进来了，有时候她就给她一点钱吃饭。

王淑贞不因病人的贫富贵贱而区别对待，从来都是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安排工作，不管白天黑夜，只要病人需要，她总是随叫随到。憨厚的渔民们为报答她，送来新鲜的大鱼，王淑贞就将鱼送到医院食堂，当作大家的午餐。

【采访】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退休干部丁静影——

我很想念她，真的，因为想到这些孩子长大了，都长得好好的，他们出生都是由她接生。

王淑贞的年代似乎远去了，当年由她亲自接生过的产妇也已少之又少了，我们找到的丁静影老人今年也94岁了，当年她的四个子女，三个是王淑贞接生的。

【采访】丁静影——

她是很好很好的，她是安慰的，都是安慰人的，还有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你躺下来，我看看，我看看。是这样子的，非常有耐心。

【采访】李超荆——

她就觉得孩子到世界上，他母亲给他制造了生命来到世间，到世间后来保护这个胎儿健康成长，那就是我们医生的责任。接好生以后，她自己接的生，好像对这个孩子特别亲切，她一定要抱这个孩子给妈妈看一下，看一眼你的宝宝是健康的，他妈妈笑了，她也笑了。接到一个新生命，她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有生机了，就有生命的接替了。

迎接生命，呵护生命，直面着生命的脆弱和顽强，而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令人尊敬的医生。1932年，经上海女子医学院董事会推选，王淑贞成为学校首位中国人院长。

【采访】高曦——

她在妇产科领域学术地位是最高的，《中华医学杂志》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唯一一本医学的专业学术刊物，妇产科专栏的主编就是王淑贞，她最大的贡献是把女性从仅仅定位在生产这个领域拔了出来，我们作为医学科学家，要关注女性的整体健康，所以她开创了妇科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妇科在中国传统也有，但是她是作为现代科学的方式去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她最大的两个成就，一个是女性内分泌，还有就是子宫肌瘤，这丙个领域当中她都是开创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八一三的炮火中，地处租界之外的西门妇孺医院及附属的上海女子医学院被毁，一切医疗与教学工作都被迫停止。和当时许多爱国人士一样，王淑贞带领医院员工投入前线医疗救护，组建了难民医院，收治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孕产妇和新生儿。

这时，她的丈夫倪葆春教授也带着上海的医护人员奔赴大后方筹建医院，为抗战服务。抗战八年，夫妻分别也整整八年。

【采访】原上海医大附属妇产科医院护士王义芬——

她要管医院，外国人也走了，都托付给她，她要管财务，她自己还有个门诊，自己学自行车，家里没人教，儿子那时候十几岁，也小，推着妈妈天天晚上在马路上学骑车，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女的那时候学自行车不容易，解放前都是穿旗袍，还不是裤子，骑车很不方便的，她后来学得挺好，自己骑车去接生去了。这是一个毅力，我觉得她毅力很强的，她也不怕。

上海沦为孤岛，西门妇孺医院将幸免于战火的医疗设备搬到徐家汇，建立了临时医院，但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也沦陷了，日本侵略者绕强令各大学必须在日伪政府注册登记，王淑贞被迫解散了上海女子医学院。此时，医院的美籍医生护士均被送入集中营，医院具体工作即由中国人负责，王淑贞负责起医疗业务和财务工作。但物价飞涨，医院的银行存款贬值，入不敷出，王淑贞提倡节俭，公开记账，为医院为患者节省每一分钱，和全体职工同舟共济。

【采访】王义芬——

这些员工都要生活费的，薪水都没法给人家，王淑贞把自己家里头看门诊的钱积蓄都拿出来。

91岁的赵珺琇是1943年来到西门妇孺医院的，从护士做到护士长，到1990年退休时，她和王淑贞共事近半个世纪。

【采访】赵珺琇——

那个时候的钞票是不值钱的，一大捆钞票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她是一个人跑到南京路，拿钞票变成银元，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可以发到一个银元加一叠钞票。

抗战胜利，西门妇孺医院迁回原址，但原址已满目疮痍。王淑贞远渡重洋，为修复医院筹集资金，两年后，新的医院在原址重建，重建的医院屋顶为红色，人们亲切地称为“红房子医院”。

时间已走过一个甲子，历史没有记住究竟有多少生命是从这里诞生的，今天生育已是平常事，人们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就在服务的态度和医术的精湛中，远远近近，几代代人都记住了“红房子”。

就是这样，中国的妇产科事业于无形中悄然成长。

（上集完）

下集

“新中国成立，当时许多亲友出于好心，劝我去香港或美国，我想到，自己是一名中国女医生，假若我要去美国，则当年何必由美国回国？八年抗战的孤岛生活我也坚持下来了，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不离开祖国，不管困难多大，我要坚持把医院办下去。”

早年，她是庚款赴美学成的第一位中国女医生，后来她竟因这个“中国女医生”之名而遭遇歧视，不能留在美国继续深造。1949年，当王淑贞整整50岁的时候，她则是以“一名中国女医生”的留在了新中国，王淑贞依然用她内心深处的爱呵护妇女和婴幼儿的生命。

但公正客观地说，王淑贞的事来正是在新中国才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因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把医药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在妇幼保健方面。如果说在旧社会她仅仅是依靠教会诊所的那点力量做一个行善者，那么在新中国，她则成了妇产科事业的引领者。

【采访】高曦——

在他们这一生当中，他们认为中国就是因为积弱、身体虚弱、医疗设备、医疗条件非常差，还有生活医学落后，所以他们的理想就是为了改变这样一种中国医学落后、百姓得不到很好的医疗治疗的环境，所以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这样一些医学领域当中去做创建性的工作。但是1949年以后，他们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土地上，包括在新的政府当中他们认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样客观地说，中国的近现代妇女卫生事业是在19世纪中叶由外国教会在上海创办妇孺医院而初见端倪，但过了一百年，直到1949年，中国的妇产科学的落后，仍然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许多妇女病也不能得到有效防治。

【采访】原上海医大附属妇产科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光正——

解放初期，妇女疾病还是很多的，像老娘接生造成的尿瘘，也是常见的毛病。

1952年，王淑贞所在的西门医院和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山医院的妇产科合并，组成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王淑贞出任院长、教研室主任。

年过半百的她依然像一个住院医生，以医院为家，但这时她已能够在更大的格局里思考妇幼的生命和健康问题。

【采访】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邵敬於——

真正是废寝忘食的，她除了礼拜六回去以外，大部分每天都住在医院里面。

【采访】李超荆——

我们那个时候难道率比较高，摆在第一位的主要就是产道异常。来的时候很晚很晚了，孩子已经不行了，大人也奄奄一息了，送到我们这里来无法救治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她自己也会感叹、流泪，她说医生无能呐医生无能。

在产科领域，由于骨盆的狭窄、畸形往往造成难产，导致母子伤亡，医学文献的参考数据多是外国人的，虽然自1918年起就有了中国妇女骨盆测量的报道，但从来没有完整的得到公认的中国妇女骨盆的数值。

【采访】李超荆——

产道异常，我们不知道孩子怎么分娩，那个时候我们搬用的都是外国的数据，外国人的骨盆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所以她就组织了一支队伍，就测量我们2500个妇女。

从1953年开始到1955年，历时两年，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妇女骨盆数据，后来王淑贞又组织进行了妇女内骨盆测量。

【采访】李超荆——

这样就齐全了，就把我们中国南方妇女的骨盆的数据都齐了，作为我们的标准一直用到现在。

中国新生儿的死亡率因此大为降低，仅仅十年后，新生儿的死亡率比解放初期下降了5倍，而在1949年前，中国城市婴儿死亡率大约是150‰，农村在200‰。

除了新生儿死亡率，宫颈癌是当时中国妇女病中的头号杀手，而且病患送到医院时大多已是晚期，已无法手术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王淑贞内心很痛苦。

【采访】王光正——

哎呀，要预防工作要紧，就跟我们讲。她就提出来我们应该在街道里开展妇女普查，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王淑贞和年轻的医生一起下街道，进工厂，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摸查、动员，走在防治的第一线。

【采访】王光正——

开展的时候不容易，妇科病人呢她也很保守的，她不懂怎么个意思，为什么要给我查？等到大量的宣传以后，得到广大妇女的支持，也就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就这样，一个宫颈癌的防治网从王淑贞的妇产科医院铺设开来。中国的妇产科界有“南王北林”之誉。就在王淑贞倡导开展对妇科疾病的普查普治的同时，林巧稚也在北方带着队伍做着同样的事情。那一代的妇产科开拓者，都不约而同地做着中国妇产科事业最基础也是最需要的工作。

【采访】李超荆——

在开始的时候她对祖国医学她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那是1958年吧，针灸运动，每个人都学扎针，在自己身上，她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头，她说我死也不扎针。

对于王淑贞这样受西洋教育的人来说，中医是陌生的领域，但她毕竟是大科学家，虽然她不信中医，但这并不妨碍她去了解它，她仍然以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当王淑贞真地了解中医时，她对祖国传统医学变得十分热忱。

【采访】李超荆——

她的观点就改变了，那个时候我学习中医，她就鼓励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中医，中医是个宝，妇科有很多病我们没办法解决，现在靠你们把宝发掘出来以后呢，来解决这些妇科的疾病。

好的医生对病人真诚，对科学赤诚，王淑贞认识了祖国医学宝库，便创造性地把中医的理论技术用于西医，同是学医的儿子从美国回来探亲，王淑贞没有张罗给儿子做好吃的，而是安排儿子到医院观摩针灸麻醉剖腹产。

【采访】李超荆——

她特地安排了一个手术，就是针灸麻醉剖腹产，结果她孩子亲眼看到那个孩子生出来了，妈妈还是微笑着，抱过来，给她看她的儿子。他非常高兴，哎呀，他说这简直是奇迹，他非常奇怪，说中医这么神奇啊！他说我一定要出去宣传。

王淑贞当年是医学院的一级教授，但这个大教授的特点却是把基础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说好医生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仔细，另一个是对病人的态度。做手术她认为不在于你做了多少，有多大难度，而在于你每做一次有没有收获。她反对乱用抗菌素，而是强调严格地消毒和隔离，她说，我做手术时，除非病人已有感染，否则很少为了预防感染而给予抗菌素。她甚至对医生做手术时刀口的长度都会一丝不苟地计较。

【采访】张惜阴——

因为病人嘛，切口不能切得太长，比如说我这一刀切下去了，本来应该是切这么长，我怎么切长了，缝什的时候，她就问你一句，张惜阴，你今天的切口是不是太长了？

她认为，妇产科学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包括着许多有关学科的学问，涉及内分泌学、病理学、免疫学等等，但她更认为在缺医少药的中国，妇产科要有自己的特色。

【采访】王光正——

我们妇产科的特色，能够切实地解决人民的一些疾苦，她提出来教学必须为医疗、科研服务，科研必须对医疗和教学服务。

她规定医生一定要阅读英文文献，以扩大视野，拓展思路，她教导下级医生，阅读文献是让我们开阔眼界，但不能照搬照抄，要有自己的观点，吸取外国人的经验，结合我们的现实为广大病人服务。她的理想是为中国的妇产科学培养出一支完整的梯队，发展出中国自己的妇产医学。

【采访】王光正——

王淑贞院长呢，她的思路，除了医院培养人以外，还开了很多学习班，支持各个科开学习班，把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能推到全国各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堪称我国妇产科学术活动的中心。

【采访】邵敬於——

不断地培养些人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知识传到下面去，这个是最宝贵的，因为知识不是个人的。

邵敬於说自己的记忆中，最清晰最深刻的老院长的话就是“知识不是个人的”。自1959年大学毕业，他前后在王淑贞身边受教十多年，深深感受到一位在中国妇产科领域开拓的长者对后来人的殷殷期望。

【采访】邵敬於——

她很重视外文的学习，她自己来抓的，那时候教英文的话要顶住一些风险，那时候不允许学外国人，学美国人更不行，但是那时候她抓英文抓了好多年。

那时，运动接连不断，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也阻断了，没有教材，王淑贞就自己选文章，打字油印她都亲力亲为。

【采访】邵敬於——

那时候我们有十几个医生，每个礼拜的晚上她总是给我们念应该怎么读的，真正把这些学生，尤其我们这些医生像自己子女一样，我觉得这种精神使得我们非常感动，所以对我们讲，知识是人类的，不是个人的。

伴随着大跃进的还有知识界“拔白旗”运动，一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专家教授成了“资产阶级白旗”被批判，在妇产科，王淑贞首当其冲。

【采访】李超荆——

她被批斗得厉害，说是反动学术权威，主要这里头就是这句话，中医不科学，我死不扎针，就这么一句话也上纲上线。

【采访】邵敬於——

每次运动搞了以后，可能对她是个打击，但是完了以后她还是认认真真去做她院长的工作。

但毕竟经过解放后十年的建设，中国的妇产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60年，王淑贞主编的《妇产科学》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本自己编写的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而且沿用至今。

王淑贞还担任了全国计划生育临床小组的负责人，开始尝试并推广各种避孕措施。当时国外已经推广避孕环，但中国还没能力制造，而且由于西方的封锁，任何资料信息都得不到。

【采访】李超荆——

因为她的儿子在国外，她就叫她儿子想办法把避孕环寄回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结果她的孩子就托人给她带回来了，她高兴得不得了。

文革开始了，王淑贞经历了人生最深的磨难。

【采访】李超荆——

肉体上的迫害，再加上人身上的侮辱，就是给她挂马桶，大便放在里头，用开水冲下去，就挂在她的脖子上，让她熏那个大便的味道。

【采访】王义芬——

闻了觉得分量不够，去她们家里找一个变压器，起码有一二斤重，再扔在里头，就这样受罪，所以后来她到放出来都驼背了，本来挺直挺直的一个人，没办法，头低头低，就直不起来了。

【采访】李超荆——

你说，那个时候她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这样的折磨，但是她一点眼泪也没有出，一声也不吭。

拿手术刀的手拿起了马桶刷，指导中国妇产科最先进的头脑开始面对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她无怨，依旧很认真。

【采访】赵珺琇——

后来等到“解放”以后，她分配到供应室工作。我知道，那时候王院长要洗手套的话，供应室那时候用手套不是一次性的，要重新洗，消毒以后再用，她都洗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厕所要她管，她照样把厕所管得好好的。

远在天津的弟弟自杀了，但王淑贞依旧坚强。许多年之后，侄女才明白她怎么熬过来的。

【采访】王义芬——

我说娘娘，你那时候有想法吗？她说没有，我吃苦管吃苦，我忍耐得了。她说我不要紧，随便他们怎么样作弄我，我都要坚持活下去，我就要看看我到底是个坏人还是好人，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不能死。

她已年近古稀，她被下放到保健科，又一次到工厂、下里弄，但她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采访】赵珺琇——

我就知道群众是非常非常欢迎她，工厂里的工人夹欢迎她来，红房子的院长到我们这里来普查了。

文革过后，王淑贞已是年近八旬，她办了很多的学习班，她仿佛有一种迫切，她要把知识传下去，她更要把医德传下去。

王淑贞八十岁了，她计划着一项大工程，她要编写一本中国妇产科的大书，把自己60年的实践与理论写出来，让所有的后来者在她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她组织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妇产科专家。

【采访】袁耀萼——

天津么是俞霭峰，北京么林巧稚，上海就是王淑贞，哎哟，那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有的稿子她分给这些专家，各地的专家，再拿回来，她都每一个字每一个章节她都要自己看过，审对过。

【采访】刘吟秋——

她背有点驼了，后来岁数大了，她就是都放好，一排排放好，每天从早上吃好早饭开始，就一直站在那里看这个稿子，她是一张一张看下去。

每天早上吃过早饭，王淑贞就站在了书桌前，这一站就是一天，就是三年。

【采访】刘吟秋——

她说我要赶快看，她就怕自己突然生病，她是有病，她这个背上的脊椎经常痛，她后来住院了，这个地方痛得很厉害，也大概因为长时间弯背的关系。她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不赶快做好，哪一天突然病倒，到底已经八十多岁了。

1983年，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妇产科理论和实践》一书出版，这一年王淑贞84岁。有人说她是用晚年的光，照亮着中国妇产科前行的路。

但这位“中国女医生”老了，她走不动了，她的一生负重太多，她显然已背负不动了，她渐渐忘记了过去的人和事。

1991年，王淑贞去世，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忘记中国妇产科事业。在去世前两年，她在自己尚且清醒的时候立下遗嘱，将住的小洋楼拍卖，所得钱款设立奖学金，帮助年轻的妇产科医生出国深造。

【采访】高曦——

他们可以称之为是真正的第一代的现代医生，他们这一代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好医生就够了，在这一代医学家的心目当中，他们有一种国家的关怀精神，他们非常强烈地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包括对这个国家的医疗事业的关怀，这样一种态度，所以他们会付出自己全部的身心，他们是想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学术研究去建设中国的现代医学。

（大师《王淑贞》全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