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瀚文：关于“通三统”的一些思考

——读甘阳《通三统》有感

崔瀚文

我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这门课上接触通三统的概念的，当时老师就推荐了这本书，一直没来得及看，这次读后感触颇深：甘阳先生以一个理性学者的态度，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通三统”的观点，这其中他对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了一个与我们大学生息息相关的一个课题，那就是如何构建新的中国大学课程。甘阳先生恳切的口吻中蕴藏着一种对现实社会思潮尤其是对当今教育走向的担忧，他的论述逻辑严密，说理清晰，深入浅出，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读完了这本书，自己真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下面，我就本书所提出的一些话题，结合我自己的学习生活，谈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于“通三统”的历史和内涵的思考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课上，老师向我们介绍了这一概念的历史由来和基本内涵。“通三统”是汉代今文经学“公羊说”的一个重要命题。据汉儒之说，通三统乃是受命之王对其前代二王之后地位、特权的一种承认。何以要通三统：这是受命之王表示对先圣的尊崇和自己的谦让之德，也是对前代制度的保留和损益，更表明了一种开明的政治思想：天下并非一家之独有，唯有德者可居。由于“通三统”主张对前代制度有所保存，因而它在政治上表现出继承、比较、借鉴的宽容明智态度，在思想上表现出通观全面的认识特点。可以说，“通三统”思想的认识基础就是“为了全面认识问题，必须有多方面的比较借鉴”。

那么，新时期的“通三统”有什么新的内涵呢？甘阳先生提出，当代中国三种传统并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点，大致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一个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传统，强调平等和正义；最后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所谓的中国传统或儒家文化。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也是我们今天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对此，我很赞同，这种观点正是对“通三统”这一传统概念的借鉴、宽容、全面等本质特征的继承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理论，甘阳先生对中国思想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和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传统是否具有传承性——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对此我的感触尤其深刻。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将这两段历史分裂开来看的，认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甚至存在“此优彼劣”的看法。但甘阳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一说几乎颠覆了我以前的观念。他先是提出了问题：同是改革，为什么当时各方面势力都数倍于中国的苏联走向了一条不归路？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让人深入思考的问题，不能简单说是由于苏联的改革由于集中于政治领域，并且动作太大所以才一败涂地，因为苏联改革实际上是从经济领域转向于政治领域的，苏联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几乎寸步难行。高中的课本告诉我们，这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恶果。那么，中国为什么成功了呢？在很多人看来，包括以前的我在内，谈到毛泽东时代，就会想到大跃进，想到文革，想到个人崇拜，这同样是集权和专治啊？但甘阳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的轨道上进行的，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他的“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它同时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建的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邓小平是继承“地方分权化”这一政治逻辑，将其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了政治领域，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甘阳先生的观点或许还值得商榷，但是他着实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毛泽东时代传统的新的角度和方法。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尤其在中国这个传统积淀极其深厚的国度，政治的发展一直有一根线贯穿着始终，那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治国的智慧。邓小平时代同样是这样，即使从表面上看，它与毛泽东传统有很大差别甚至是截然相反，但是继承与发展的线从来不曾断过。现代社会亦应该如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珍视与发展传统文化，走出一条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认识中国，研究西方——“通三统”的现实之路

如何实现“通三统”呢？从甘阳先生的论述中，我将其归纳为“认识中国，研究西方”八个字。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三种传统的融合统一，其关键在于对这三种传统都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样才可能找到其中内在的传承与发展，从而获得一个较高水平的认识。

那么，应该如何去认识中国呢？甘阳先生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那就是“熟知不等于认识”，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中国可谓是真正的熟知，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中国有很深刻的认识。相反，熟知往往会给我们戴上一层有色眼镜，影响我们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度。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西方，只有深入地研究西方，我们才有自己的辨别能力，在中西的比较中真正了解我们的中国。

甘阳先生强调中西文明的差异，认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因而反对所谓的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全球化。但是他却极力反对将研究中国和研究西方对立起来，而是提倡更深入、更广阔地研究西方，从而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研究西方是研究中国、认识中国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方面，更是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信的表现。这对我们学习西方文明可以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目标和挑战。

改革大学教育，打造中国精英——“通三统”的文化之根

知识分子永远是革命与改革的先驱，是社会思潮的推动者，在实现中国传统与现实对接的过程中也不例外。而知识分子的摇篮——大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现代社会文化复兴的担纲者。

什么是中国精英呢？甘阳先生认为，打造中国精英，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中国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唤起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由此，他提出，中国大学应该大力发展通识教育或者共同教育，建立大学所有师生的共同文化语言，这样才能沟通传统与现代，使文明不致断裂。

甘阳先生以美国为例，对其大学教育改革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是重视对经典的研读，而不在于课程分类、设置等外在形式上的东西。中国大学往往只借鉴了其形式，对其本质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因而所谓的通识教育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我对这个说法深表赞同，大一一年的学习经历给了我这样的感觉——通识课就是人最多，老师要求最低的课程，往往成为学生们凑学分的“水课”。甘阳先生所提出的美国式的通识教育让我好奇而又向往，可是现在我所能做的可能就是选择几门不那么“水”的通识课了，毕竟，那是培养计划里所必须要求的。

这就是我对于“通三统”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了，我很感谢甘阳先生，他的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看法，关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看法，关于大学教育的看法等等，对我的一些固有的想法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让我猛然觉醒：很多东西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而复杂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创新、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