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讲稿

宋词的发展历史

词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起源于隋唐之际，发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中兴于清代。唐五代是宋词的准备时期，元明是宋词鼎盛之后的衰微时期，固然不能与宋词比盛；即使是清词号称“中兴”，毕竟是鼎“盛”之后的复“兴”，已落于第二位，难以与宋词之“盛”并驾齐驱。

1、词的产生

宋词是在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词被称为曲子词（因为词与诗歌不同，它一般是先有乐，然后按乐填词），作为俗乐的一种。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词为诗余”，诗作为正统的文学形式存在，而词则是从民间的俗曲转化而来。诗歌可以用来批评朝政、促进社会发展，在孔子那里就有“兴、观、群、怨”的说法。而词主要用于娱乐、消遣。一般认为，词的渊源是胡夷之曲和中原里巷之曲融合而成。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胡夷音乐深受人们的喜爱。刘禹锡在朗洲作司马时，当地人所唱的竹枝曲被刘禹锡改成了竹枝词。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认为江南的地域、民情风俗以及政治状况对词产生了很大影响：（1）江南多水，帮助造就了词境的柔媚（2）斜桥红袖帮助造就了词情的香艳（3）江南小气帮助造就了词风的软弱。

2、 词发展的基本脉络

（1）、北宋初年，很多人认为奢靡轻软的文风助长了社会政治的腐化而导致了前后蜀、南唐的灭亡，再加上当时的官吏选择制度考察的主要是诗、赋、论、策等，而词是不入流的，因而在这个时期词坛沉寂，60年间词人与词作寥寥。

（2）、北宋中期，宋仁宗好词，他在位40年，使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承袭晚唐五代词风，在风格上以个性化的色彩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创新。

词发展到柳永，他因为仕途坎坷而自我放纵，沉溺于歌楼妓馆之中，在词的创作中以市民生活入词，并把传统的小令发展为慢词（依慢曲而填的词。慢曲，唐宋杂曲的四种体制令、引、近、慢之一，每片八拍），丰富了词的体式。

词发展到苏轼，他以旷达超逸的襟怀与深沉的思考开创了词的豪放风格。同时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再有任何的局限。

（3）、北宋后期，秦观、贺铸走得依然是柔婉词风的道路，把婉约词写得更加细密、更加柔弱。

之后，周邦彦在词的章法技巧上更加纯熟，成为婉约词的集大成者。

（4）、北宋与南宋之交，最杰出的词人当是李清照，她奉行“词别是一家，形成了柔丽清新的‘易安体’”。

在此之后，张元干、张孝祥、陆游等词人在词中诉说报国之心、内心之苦。

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在南宋气势最盛，更加逞才使气。

（5）、南宋后期，周邦彦影响下的格律词复兴，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注重词的典雅精巧、音律和谐。

宋词在体制上的演变

词为曲而填，因而词的体式受曲体的影响。词的分片、句式的长短、节奏的缓急、音调的抑扬等都依曲而定，因为曲有曲调，所以词也有词调，词调的名称就是词牌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词牌名看词的格调，比方说满江红就是激昂的格调，临江仙谈的是游仙之事，渔歌子写的是打鱼之事。另一方面，作者在填词时虽按乐谱填写，但在某些音节，可以你多填上几个字，我少填几个字，在个别音律处还可以略变一下平仄韵律，使演唱更为悦耳动听。可是“宋代以后，乐谱逐渐散失，再加上多数诗人本来就不懂音乐，他们填词意在作诗而不在演唱，于是干脆不去理睬曲谱，只按前人已经填了的某调，一字字、一句句地照填下去，‘依样画葫芦’——你叫《更漏子》，我也叫《更漏子》，你开头三字的格式是‘仄平平’，我也照填‘仄平平’。这样一来，格式反而固定了，严格了。明清两代更有人归纳旧词，厘定词谱，使填词者有所依据。于是词便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一种格律十分严格的诗体。”（陈振寰《读词常识》，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词的内容与格调渐渐与词牌相分离，使词渐渐独立于音乐之外。同时从字数上分为小令（58字）、中调（58——90字）、长调（90字以上）。

词根据乐调上的变化，发展出长短不同的篇章，一般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

宋初小令独盛

小令又称「令曲」，唐五代文人词多为小令，少则十六字，如《十六字令》，多可至二百一十五字，如《胜利令》。北宋前期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令。中调长於小令，一般又有「引」和「近」的称呼。「引」是引歌的意思，原是指唐代大曲的先头部分，「引歌」做为词调填词，比小令长。「近」又称为「近拍」，也是长於令曲的词调。中调词一般在词牌上就加有「引」，「近」，「近拍」的字样，如《清波引》，《翠华引》，《荔枝香近》，《隔浦莲近拍》等。

长调又称「慢词」，是词调中的长曲子。从词在文坛上的演化和发展上看，最早出现的是大量的令词，稍後才出现了大量的中调和慢词。唐五代词作中，也有个别的长调作品。虽然唐代民间已有长调出现，但文人很少仿作。由中唐至宋初，文人词仍以小令为主，及至张先，柳永出，才打破小令独盛的局面。

柳永大量创制长调

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喜作慢词，对词的形式起过一定的作用，而柳永则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制长调词的词人。此後，苏轼，秦观，黄庭坚等词人也创作大量的慢词。在他们的努力下，北宋词就由小令发展到慢词的成熟阶段。由於慢词的出现，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能够把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尽致，所以它不仅影响了婉约词风，也影响到豪放词的风格。

周邦彦审定词的格律

词的体制发展到北宋後期，便进入了集成的阶段，代表词人是周邦彦。在柳永的努力创作下，长调篇目甚多，但当时的长调，在字句和音律上，仍未达到严整的地步，审诣协律的工作，最後留待周邦彦去完成。周「好音乐，能自度曲」，并且「尽力于辞章」，故其造诣之高，无与伦比。他曾任职大晟府，整理并创制词调，尤其是他创制了《花犯》，《倒犯》，《绦闷》等诸调，对宋词体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宋後期，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词人务求辞句雅正工整丽和音律谐协精密，使词的体制更加完美。

宋词在风格上的演变

宋词不像唐诗与宋诗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诗歌流派，但对宋词风格划分自古有之。明代张綖在《诗余图谱•凡例》后的“附识”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此论一出，词分婉约、豪放即不绝于耳。然而宋代词人并没有有意识的词派，词人中有纯粹的婉约词人却没有纯粹的豪放词人，写豪放词的人往往多有婉约之作。晚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细分宋词的流派，有十四体之说；近人詹安泰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提出八派之说；今人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按照宋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了划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词人对词风演变的历史贡献。

宋初词风绮丽婉约

北宋初期，词坛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以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为代表词人。他们的词作内容多写男欢女爱，或上流社会闲逸生活和离情别绪。作品内容空虚，辞藻华丽，是《花间集》风格的延续，形式上多是字数较少的小令。

随著诗文革运动的兴起，范仲淹，王安石等为宋词开辟了新境界。他们写词是为了即景抒怀，打破了花间派词人托女性写艳情的的局面。

柳永开拓词的内容

词至柳永为一小变。他在都市的歌楼酒馆中致力於「变旧声作新声」，反映都市繁荣，以其不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趣味，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开拓了词的内容，形成深婉含蓄，感情真摰，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这样柳永便成为北宋婉约词派的早期代表。

苏轼建立豪放派词风

苏轼别开生面地建立了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词风。在词的语言上，他以诗为词，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在词的风格和内容上，他扩大了词的领域，涤除了当时词坛上那种「绮罗香潭之态」，使词和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开了先路，对後世有著深远的影响。

秦观博取婉约众家之长

北宋後期词坛，在意境，声律各方面有所开拓。其中秦观沿著婉约词派的道路，博取婉约众家之展，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作品平易含蓄，文笔淡雅轻柔，虽然与柳永词同属婉约派，但不像柳永那样尽情倾吐。

周邦彦讲究词的格律

格律派词的创始者周邦彦则善於巧妙而自然地融化古人诗句入词，尤其注重词的雕琢，章法的严整和声律的谐美，於是形成了含蓄蕴藉，工整典雅的艺术风格。

李清照词婉约中带豪放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是公认的婉约派正宗词人。她能在书写语言和口语基础上，锻鍊出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象。她是继秦观之後的另一个婉约派的大家，却形成了婉约中带有豪放的艺术风格，也是秦观所不能比拟的。

宋词的派别之分

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代高邮人张綖(字南湖)。他于明万历年间著《诗余图谱》三卷，取宋词一百十首，以黑、白圈标识平仄，著为图谱，这是最早的一个词谱。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之说，亦由此传开。

（一）  婉约派

该派词的内容、题材，偏重于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委婉缠绵、含 蓄蕴藉、清丽柔和的阴柔美。词作者大多是“太平丞相”、风流才子、文人学士，他们在词中表现了在诗文中不宜表现的微妙情感，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艳情和闲愁。我们可以称之为“词人之词”。可以归纳为西江派、市井派、奇艳派、正宗派、大晟词派。

1、西江派（婉雅派）。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论欧、晏词时说：“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西江派或称江西派，是北宋前期承前启后的一个词派，以江西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为代表，谢绛、王琪、杜安世、王诜、魏夫人等属之。该派特色是：和婉;温雅、轻愁淡恨的情思意绪，柔美沉静、含蕴清隽的情韵风调，明丽婉妙、细腻清华的语言风貌，多用小令的体制特点。他们的不同点是：大晏雍容闲雅、温润沉静，小晏稼丽曲屈，深婉凄楚，欧词则又有意境开阔、疏宕明快的一面，故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欧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2、市井派（俚俗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柳永一生潦倒，混迹于青楼楚馆、市井苍巷陌。故其词语言通俗，易唱易记，“天下咏之”。他的词俗不伤雅，雅不避俗，雅俗并陈，自成一体。如其《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 ，更显示了文人词的高妙风韵。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采用层层铺叙的赋体手法，淋漓尽致地叙写市民生活，抒发送别羁旅的离恨愁思。与此同时，大力创造慢词。学柳而可归入市井派的有北宋中后期的晁端礼、万俟咏、沈唐、王齐叟、李甲、曹组、向滈hao 、赵长卿等，还有北宋末南宋初左誉、康与之等。俚俗派词对金、元散曲形成起了一定影响。

3、奇艳派。西江派重雅，长于小令；市井派偏俗，擅写慢词，介乎两派之间而又有独特的奇警秀艳风格的，是以张先、贺铸为代表的奇艳派。张先一方面既写小令又作慢词，一方面又善于精雕巧琢，造语艳冶纤腻，时有奇警之辞，追求朦胧美、藻绘美和浓郁的情韵。如他得以自称“张三影”的三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等等，都显示了他的造诣。稍后于他的贺梅子（贺铸），其词色彩浓丽，精新奇警，情韵深长，如《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薄倖》（淡妆多姿）等,词又能在浓艳中揉进幽凄的情调，抒写朦胧的意境。如“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与张先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奇艳派的词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宋祁及王观、李之仪、舒亶、李廌zhì、蔡伸等人。

4、正宗派（清婉派）。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被誉为“词家正宗”、“当行本色”。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南唐、西江派的基本风调，又融柳词长处而避其浅俗，呈现一种中和清婉之美。以真挚明净之情感，清新淡雅之语言，柔婉深蕴之风味，凄婉哀怨之情绪，确定了婉约派中的清婉体。堪称纯粹的抒情词人。他们的词情韵兼胜，清疏柔婉，语工合律，缠绵凄怨，令人陶醉，感人肺腑。特别是女词人李清照，身历南渡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其后期词愁苦哀婉之情，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因而，有人称她为哀婉词人。与此相同的尚有朱淑真，她的集名为《断肠集》，其风格可知。和秦、李走同一路的正宗词人，尚有赵令畤、陈师道、张耒、谢逸、谢过、吕渭老、孔夷、李祁、程垓等人。

5、大晟词派（精雅派）。北宋末，婉约词坛出现了一位兼采众长、创调定型的大词人周邦彦，被后人视为“集大成者”。南宋雅正派视其为宗主，使他成为联通南北宋词学源流的“圣手”。他精通音律，后又主持大晟府，就词调之收集、考证、审定、创制来说，确有集大成功劳。他首先以四声入词，所制词调音韵清雅、词律严细，为历代词律家奉为圭臬。其词既有花间、南唐、西江派词之神髓，又有柳词之体格，张、贺的艳丽，秦词的清婉柔媚，深具曲丽精工、缜密醇雅、浑化圆融的艺术特色。他比贺铸更善于采融前人诗句，进一步增强了词的文学色彩。他擅长于下字运意的技巧，笔力顿挫，成为后人作词之指南。曾先后位列大晟府的词人还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风格相似，形成以周为首的大晟派。南宋初年，王之道、李石、史浩、康与之、曹勋、曾觌、沈端节等人词风近于此派，可看作余流。

（二）  豪放派

宋豪放派有自己的渊源。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已论明敦煌词的多种题材与风格，任二北《敦煌曲新控》列豪侠、感慨、志愿、勇武等类共130首，较婉约词百首为多。李白《忆秦娥》、韦应物《调笑令》（胡马）、李晔《菩萨蛮》、韦庄《喜迁莺》（街鼓动）、牛峤的《定西晋》（紫塞月明千里），已深具悲壮刚健之气。入宋来，范仲淹的边塞词、王安石的怀古词，都显示了豪壮风格。诗文革新之主将欧阳修虽属婉约派，但其词终不能完全掩盖豪健之气，如：《朝中措· 医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浪淘沙》（五岭麦秋残）等。至苏轼出，有意以诗入词，以理入词，以横放杰出入词，学之者一时追从，遂形成了与婉约词主导风格迥异的新流派。南渡后，时代剧变，爱国词如浪如潮，终于汇成声势浩大的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大流派，几取婉约而代之。后期稍歇，雅正派闲逸派风行词坛，但宋末亡国前夕，豪放派又兴起新余波。如果说婉约派词是词人之词，那么豪放派可谓诗人之词，英雄之词。根据不同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豪放派似可分苏派、中兴词派、辛派等三派。

1、苏派（豪旷派）。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他驰骋疆场的豪情壮志，《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洋溢着天上人间的磅礴气概，《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写同仇敌忾的爱国豪情，《满江红》（江汉西来）抒江山壮阔、人物古今之慨，《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显示出“英雄本色”、“横槊气概”（徐釚《词苑丛谈》），致使王世贞详曰：“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秦之，必能使江波鼎沸。”（《弇州山人词评》），同时，苏轼还有较多词充分表现了高旷浩逸的风格。如《西江月·平山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由豪放而趋高旷，乃东坡宦海风波、屡遭坎坷境遇所致，也与他个人旷达胸怀、浩逸气质息息相通。苏子开创的豪旷词风如一股强劲雄风吹进词坛，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李光、陈与义等起而效之，形成一个新流派。即使婉约词人亦受其影响，如贺铸、惠洪、五安中、陈克、蔡伸诸人，亦写了一些豪旷词。后又南启中兴词派和辛派，北传金人蔡松年、吴激、赵秉文、元好问等，并延绵后世，代有名家名作。

2、中兴词派（豪雄派）。北宋陵替，宋室南渡，靖康之耻，激起了抗战名臣、文人志士的爱国热忱，唤醒了热切的民族雪耻心。这时词坛上出现了许多豪情似火、悲愤激越的英雄之词。如李纲的《苏武令》（塞上风高）、《水在吟》（汉家炎运中微）、（古来夷狄难训），赵鼎的《鹧鸪天》（客路那知岁序移），张元平的《贺新郎》《曳杖危楼去》、《石州慢》（雨急云飞）、《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王以宁的《蓦山溪》（雕弓绣帽），胡铨的《转调定风波》（从古将军自有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遥望中原），邵缉的《满庭芳》（落日旌旗），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木兰花》（拥貔貅万骑）等词，都抒发了恢复中原、雪耻中兴的爱国之志，沉痛悲愤、同仇敌忾的爱国激情。这些词章一变北宋初承平享乐之风，如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似悲壮凄凉的战场笳鼓声，忠愤填膺，气吞山河，写下了宋代词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3、辛派（豪壮派）。如果说南宋中兴词派的爱国词，犹如平地第一声春雷的话，那么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更大更持久的阵阵风雷。辛以苏为先导，以中兴名臣词为前驱，集豪放词之大成，并将其推向鼎盛之峰颠。其爱国词章，豪迈奋扬，悲壮淋漓，沸腾着满腔热血，如《满江红》（鹏翼垂空）、《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词，雄气凌人，坐啸生风，铮铮有金戈铁马之声，唱出了爱国词之最强音。同时因投降当道，屡遭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在他词中亦不免充满着愤恨之气、悲凉之情，使之带上一层沉郁悲壮色调，打上了不幸时代的印记，而与苏轼豪旷词有别。此外，他比苏词“以诗为词”更进一步，既善于取各派词家之精华，又长于遣经、史、子、集之意句，博采兼收，纵横如意，融合无间，别立一宗，形成一种摧刚为柔、百转千回，壮美与优美、英雄之气与悲郁之情交融妙回的特有风格，呈现出多棱面的立体美和深蕴沉蓄的韵味，使回肠荡气，长歌当哭！辛派词人阵容壮大，陆游、陈亮、韩元吉、杨炎正、毛 幵、袁去华、王质、赵善括为羽翼，刘过、刘仙伦、戴复古、魏了翁、黄机、岳珂、刘克庄、吴潜、李曾伯追随其后。宋末，又有陈人杰、文及翁、姚勉、刘辰翁、王奕、文天祥、邓剡、蒋捷、汪梦斗、汪元量等沉痛悲歌，继其余绪，为其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