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关张之勇”补证及其历史记忆性质论
作者：关健赟
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8期

        摘要：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关羽、张飞的勇武有所论述。除了他举出史料外，尚有史料可予以补正。赵翼使用的史料实际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关张之勇”的认识。这种认识更接近于后人对“关张之勇”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关张之勇；廿二史札记；赵翼；历史记忆

        赵翼是乾嘉史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廿二史札记》奠定了他在清朝学术史中的地位。钱大昕在为《廿二史札记》写的序中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其中的许多论断已成不刊之论，而其余的成果也能起到开风气之先，引发后辈学人不断探索的作用，《廿二史札记》可以说是史学界一笔无价的财富。以下，我将从《廿二史札记》卷七的“关张之勇”条出发，首先对赵翼的分析做史料层面的补充论证，其次分析赵翼的论证逻辑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人对“关张之勇”的认识作出新解。

        在展开论述前必须说明的是，赵翼在探讨“关张之勇”时将“勇”定义为冲锋陷阵的武力之勇。根据李硕先生的研究，三国时期对武将冲阵之勇的重视源自于当时重装骑兵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以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改革。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这种情况下将帅个人之勇就有用武之地了。

        “关张之勇”条在史料运用上可分为三个层次：“见于二公本传者”（对“关张之勇”的正面描写）；“魏人、吴人之服其勇”（即同时期人对“关张之勇”的认识）；“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即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关张之勇”的认识）。笔者对“关张之勇”的补充论述将侧重于后两个层次。能够反映三国时人“关张之勇”认识的史料除趙翼已列举出的程昱称关张为“万人之敌”、刘晔称之为“勇冠三军”、周瑜称其为“虎狼之将”外，尚有傅干称其为“万人之敌”（《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注引《傅子》）以及温恢所谓“关羽骁锐”（《三国志·魏志·温恢传》）。将温恢此言归入“关张之勇”的范畴可能被认为过于牵强。因为从上下文而言“关羽骁锐”可以被理解关羽所率荆州军队之骁勇，与赵翼对“勇”的定义不符。我认为温恢的“骁锐”评价，可能兼指关羽个人之勇与关羽手下军队之锐。而能够反映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关张之勇”认识的材料除赵翼举出的以外（文多不载，详见下文），有陈寿在《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末尾所附的史评，陈寿依然沿用了三国时流行的“万人之敌”说法（《三国志·》卷三十六），西凉政权的创始人李暠的《述志赋》中有“嘉关张之飘杰，誓报曹而归刘，何义勇之超出！据断桥而横矛，亦雄姿之壮发”（《晋书》卷八十七）的说法，魏收在《魏书·长孙肥传》中的“史臣曰”中认为长孙肥可与“关张万人之敌”相媲美，王伟在其为侯景代笔的《为侯景抗表违盟》（此为严可均在《全梁文》中的题名）中将赵伯超、胡贵孙贿赂朱异，使其在梁武帝面前美言的行为称为“使咸称胡、赵，比昔关、张，诬掩天听，谓为真实”（《梁书·侯景传》），亦以“关张”为勇武之代表。此外赵翼在史料的征引上存在些许疏漏。例如前秦使者阎负、梁殊以“关、张之流，万人之敌”夸耀的本国将领除赵翼举出的王飞、邓羌之外，尚有彭越、范俱难、徐盛（《晋书》卷一百十二）。再如宗敞（赵翼作“宋敞”，王树民先生据《晋书·秃发傉檀载记》改为“宗敞”，并据《魏书·索敞传》以及《北史》卷三十四认为此人即“索敞”，此处因赵翼史料引自《晋书》载记，故仅据《晋书》改为“宗敞”）口中“武同（张）飞、（关）羽”的武人除赵翼举出的梁崧、赵昌之外，尚有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晋书》卷一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