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七十周年征文：沈钧儒与“五一口号”

70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共23条， 其中第5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立即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认为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民盟“一贯的奋斗方针”，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自觉自发地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五一口号”发布的前前后后，追寻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我们发现，沈钧儒与“五一口号”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

“五一口号”发布，民盟与中共共襄伟业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摧枯拉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与共产党“携手合作”。随即，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并建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也提议：解放区应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

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沈钧儒、陈嘉庚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23条。当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新华社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予以发表。当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说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项事宜。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等12人发表联合声明，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七君子事件”、“皖南事变”中共与民盟共担风雨

为什么沈钧儒会为中共提出这么披肝沥胆、这么具有远见卓识的国策建议?这要从他与中共及其领导人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共同战斗建立的深厚友谊说起。1936年11月，沈钧儒与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位民主人士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人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沈钧儒等“七君子”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赢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12月“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六个条件中，就包括“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这件事对身陷囹圄的沈钧儒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深为钦佩，把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大义之举铭记在心。当时沈钧儒与周恩来素昧平生且相距千里，但共同的理想信念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1937年夏，“七君子”从苏州监狱被释放不久，沈钧儒就来到南京，这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正在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8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沈钧儒应邀出席。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1937年11月，沈钧儒到达重庆后，与中共党员王炳南住对面。由此，沈钧儒与周恩来、董必武有了直接的较为密切的联系。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与中共如此旗帜鲜明地站在一起，招致国民党及其仆从的非议，说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沈钧儒坚定自豪地回答：“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1944年11月，因事暂时离开重庆的周恩来，时隔一年五个月之后，又飞到重庆，参加了郭沫若欢迎柳亚子的集会。沈钧儒于集会后，喜而作诗“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重庆。沈钧儒寓情于诗，表达对周恩来的钦佩，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

“重庆谈判”，民盟与中共共克时艰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彻底揭露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山城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沈钧儒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中午便赶到了九龙坡机场迎候，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此后，毛泽东专程登门拜访沈钧儒，同他商议时局对策及建国大计。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素有“民主之家”之称的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了。”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康之道，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共话“五四”往事，如同家人一般亲切交谈，其乐融融。

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宴请沈钧儒、张澜等民主人士，并就促进国共双方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沈钧儒等都表示为了国内和平，必当尽心竭力。

为了便于谈判和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3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30号、35号、17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同时以上海的马思南路107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经常往返于宁沪之间，与周恩来同志密切联系，谈论工作，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奉中共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重庆三地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沈钧儒毅然同意。周恩来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临行前，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送给沈钧儒，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沈老的莫大信任。直到建国后，沈钧儒一直珍藏着这把如意。

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礼堂主持团拜会，招待在京七十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和参事中的老人。同时，为沈钧儒等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宴会上，周恩来向坐在第一席首宾位的沈钧儒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沈老听到周恩来的祝辞，十分激动地起立举杯祝酒，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沈钧儒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一生经历的最好总结。

2018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2017年12月10日，丁仲礼任民盟中央主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民盟要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秉持“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建有效之言，献精准之策。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沈钧儒，盟之典范!“建有效之言，献精准之策”，沈钧儒，盟之楷模!沈老这面“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在新时代新征程，将更加风展旗帜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