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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不等于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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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语言学会第15次年会暨“泰山文化”研讨会论文

2007.11.16-18 泰安

“字母”不等于“语文”

——附论混淆语言和文字对文字改革的危害

王开扬

摘要《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27日D3版“东张西望”栏发表的“北塔”的文章《蒙古国人只会写俄文》错把“字母”当成了“语文”。蒙古人民共和国用斯拉夫字母记录蒙古语，这样的书面语是“新蒙文”，而不是俄文。该文的“古蒙古文”不等同于古汉语和拉丁文。混淆语言和文字、字母和语文的，其危害是给文字改革制造“语言更换”恐慌症。

关键词语言；文字；字母；语文；文字改革

《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27日D3版“东张西望”栏发表署名“北塔”的文章《蒙古国人只会写俄文》（以下简称“北塔”文）。这篇文章缺少语言文字学常识，外行话甚多，概念混乱，立论错误；核心的错误是把“字母”当成了“语文”。

“X文”有时是“语言”和“文学”的合称，例如“中文系”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有时是“某种语言的书面语”，例如“中文”就是“中国语言的书面语”，一般指“汉语书面语”。“北塔”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其实也不完全是，见下），我们也只在这一个义项上讨论问题。

还有一对概念必须预先搞清楚，就是“语”和“文”。“语”是说和听的符号系统，“文”是写和看的符号系统，例如，“他说英语”，“他写英文”。

好，现在可以顺利讨论问题了。“俄文”是什么涵义呢？就是“俄语的书面语”；那么，蒙古国人写的是“俄语的书面语”吗？不是，写的只是俄文的字母（也不准确，见下），记录的还是蒙古语。“北塔”文的引题说“蒙古国人儿时学的是蒙古语，上学时学俄文”，第二段说“蒙古族语言只停留在嘴上，一动笔出来的是俄文”，这里的“俄文”，其实都是用俄文字母记录下来的蒙古语书面语，不是俄语书面语。“X文”的命名原则是根据语言，不是文字书写形式，因此，“用俄文字母记录的蒙古语”只能叫“蒙古文”，不能叫“俄文”。

“北塔”文把字母形式与“X文”划等号，把“俄文字母”当成“俄文”，这百分之百错定了。世界上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在二战前有六十多个，二战后由于殖民地独立，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增至一百二十多个。同为拉丁字母，记录什么语言就是什么文，记录英语是英文，记录法语是法文（其中有少量“穿靴戴帽”的字母变体），记录德语是德文，记录越南语就是越南文……；相应的，字母的名称结合具体语言，也可以分别叫做英文字母、法文字母、德文字母、越南文字母，但是其上位概念仍然是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也同样道理，记录俄语是俄文，记录乌克兰语是乌克兰文，记录白俄罗斯语是白俄罗斯文，记录保加利亚语是保加利亚文，记录塞尔维亚语是塞尔维亚文，记录马其顿语是马其顿文，记录蒙古语是蒙古文；相应的，字母的名称结合具体语言，也可以分别叫做“X文字母”。不可以因为包括蒙古语在内的某个语言书面形式使用了与俄文同样的斯拉夫字母，就把这种语言的书面语叫做“俄文”；相反，由于斯拉夫字母在这里记录了蒙古语，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倒是可以叫做“蒙文字母”。

这个道理还同样适用于汉字。汉字记录汉语是中文，记录日本语是日文，记录韩语是韩文。例如“樱花”，日本语读sakula，“丰田”，日本语读toyota，“我”，日本语读watakushi，“多谢”，日本语读arigatoo gozaimasu；“将来”，韩语读riӘ，“今日”韩语读onal。这些汉字组成的词语，用日本语或者韩语读，只能分别叫日文或者韩文了；“我的，马途逛步的有。小孩，大目的，可爱大大的”，你能说这几句话是“中文”吗？

再拿《汉语拼音方案》来打比方。《汉语拼音方案》既可以给汉字注音，可以用来记录汉语；如果用来记录汉语，并不因为使用的是拉丁字母，就说这是“拉丁文”，或者说是“英文”，例如“Bàba māma ài bǎobao”这句话仍然是中文，所用字母在这个具体环境里也可以叫做“汉语拼音字母”。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苏联派来的顾问极力推荐使用他们的斯拉夫字母，并且说可以提供斯拉夫字母的打字机和印刷设备，中方没有接受。假设当初中方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采用斯拉夫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那么按照“北塔”文的逻辑，采用斯拉夫字母作为字母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书写出来的汉语拼音岂不就是“斯拉夫文”或者“俄文”了？

蒙古文的演变过程是：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本来没有文字。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落，在乃蛮人的帮助下试着用回鹘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邀请西藏喇嘛僧八思巴到元朝来，根据藏文字母创制蒙文字母，称“八思巴字”。由于八思巴字书写不便，1310年又重新改用回鹘字母。现代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内的以及居住在其他省、自治区的蒙古族使用的蒙古文从传统的回鹘字母演变而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则在1945年废除传统蒙古文，改用斯拉夫字母（也称基里尔字母。公元9世纪，由传教士基里尔创制）设计的“新蒙文”。这样一来，蒙古语文就形成了“一语两文”——同一个蒙古语，有两种书写形式：用回鹘字母书写的“老蒙文”和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

类似“老蒙文”与“新蒙文”这种“一语两文”关系的还有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中文和海外华文都用汉字写汉语，但是生活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用斯拉夫字母记写汉语。19世纪后半期，原本生活在甘肃、陕西的回民暴动失败后，一部分人越过天山逃亡到中亚，他们带过去汉语，但是没有人会使用汉字，于是1928年用拉丁字母，1953年又改用斯拉夫字母，他们的书面语言看上去像是“俄文”的模样，可是读出来却是地道的汉语（在汉语方言分区的最新研究中属于官话方言－中原官话－陇中片和关中片）。二是朝鲜半岛的语文。北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在1948年废除汉字，全用谚文字母；南部大韩民国实行谚文夹用汉字（1800字）的混合文字制度；记录的是同一种语言——互相都听得懂的现代朝鲜语（南部叫“韩语”）。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破解“北塔”文中的“俄文”是怎么回事儿了——“北塔”先生所说的“俄文”其实就是用斯拉夫字母（索性就叫“俄文字母”吧，因为俄语在斯拉夫语族中影响最大）书写的蒙古语！文章中“蒙古国人儿时学的是蒙古语，上学时学俄文”、“蒙古族语言只停留在嘴上，一动笔出来的是俄文”、“蒙古国本地的诗人拿出来的，大多数是俄文，他们自诩能有俄文自由地表达”、“年纪比较大的，还是只会俄文”，这些所谓的“俄文”，统统要按照“用俄文字母书写的蒙古语”来理解，应该叫“新蒙文”，绝不是真正的“俄文”。这些所谓的“俄文”，念出来，俄罗斯的人根本听不懂；而念给中国内蒙古的人（蒙古族）听，却完全听得懂；中国内蒙的诗人（蒙古族）用“老蒙文”写的诗歌，蒙古共和国的诗人看不懂，念出来，他们就能听得懂。“北塔”文说“大多数内蒙古人都能到蒙古国去当蒙古文老师”，那也只是当“老蒙文”的老师，教会了回鹘字母和拼写规则，就该“下课”了。

“北塔”文由于分不清语言和文字，还有其他错误：

——“蒙古国诗人赠送给我的诗集有很多是双语——俄文和英文，还有一些是三语——加上蒙古文。”“俄文”，不说了；“三语”，错了。应该是“两语”——蒙古语、英语，“三文”——老蒙文、新蒙文，英文。

——“在内蒙古通行的真正的蒙古文，在蒙古国被叫做‘古蒙古文’，相当于我们的古汉语；我们的现代汉语尽管与古汉语有很大的区别，但毕竟属于同一文字范畴，……。”“在内蒙古通行的真正的蒙古文”“在蒙古国”是不是“被叫做‘古蒙古文’”，那是蒙古国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说“在内蒙古通行的”是“真正的蒙古文”，“在蒙古国被叫做‘古蒙古文’，相当于我们的古汉语”，这却严重混淆了语言和文字。在蒙古国通行的也是“真正的蒙古文”，不是“假”的蒙古文，这在上文已经说过。“在蒙古国被叫做‘古蒙古文’”，却绝不“相当于我们的古汉语”。所谓“古蒙古文”，就是内蒙古用回鹘字母写的“老蒙文”，它和蒙古国用“俄文”字母写的“新蒙文”，仅仅是字母形式的差异，记录的对象都是现代蒙古语，即使有少量方言差异，也同属现代蒙古语，就像用汉字书写的“中文”和中亚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的“东干文”一样，都属于现代汉语。我们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却不是文字问题，而是语言的历时变化问题。这么说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用简化字写是古汉语，用汉语拼音写也是古汉语；“有朋友从遥远的地方来，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用繁体字写是现代汉语，用小篆来写——哪怕用甲骨书法来写，也仍然是现代汉语。把字母形式不同的老蒙文、新蒙文比附于历时变化的古汉语、现代汉语，这哪是哪儿啊？

——“古蒙古文在蒙古国渐渐地被弄成了一种考古意义上的死文字，如同拉丁文。”错了。“死文字”是文字，“拉丁文”是语言（书面语）。古代的拉丁语在文艺复兴以后，派生出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里亚语等近代诸语言，于是人们日常使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里亚语等语言，只在医学、天文学等学科沿用拉丁语的词语作为术语，以及在天主教会中沿用拉丁语（到1963年）。拉丁语是基本“死”了，但是记录拉丁语的拉丁字母却仍在记录着现代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里亚语等语言，是“活”文字。

从文章最后一段我们知道，“北塔”先生的专业是英语；从文末括号注我们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这就不奇怪了——非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人常常犯混淆语言的文字的错误，就是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人还常常难免呢。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生前批评《光明日报》1988年2月16日第3版“语言文字”副刊上的《中华母语及其教育科学化》是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吕叔湘《未晚斋语文漫谈》第41－43页，《奇文共欣赏》，语文出版社，1992年）。希望非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读一读吕老的这篇文章，建立起这样一个观念：语言文字学是需要专门学习的学科，不是会说汉语、会写汉字，再加上会说一两种外语、会写一两种外文，就能随意谈论的；在需要谈论的时候，多查查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教科书，或者请专业人士把把关，以尽量避免“想当然”的错误。

笔者并非存心找茬，与“北塔”先生过不去，实在是因为这种混淆语言和文字的错误极大地妨碍中国的文字改革。类似的言论有王蒙先生的一段误解：“这（指钱玄同建议废除汉字）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伟大’幻想！你能想象一个正在地头干活的山东老农民，见人都能用‘hello’打招呼吗？”（2006年9月27日在山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济南时报》2006－9－28－A24版）。王蒙先生完全误解了钱玄同的意思。钱玄同是曾建议废除汉字，但是他是要用国语罗马字来书写汉语，就象现在用汉语拼音写汉语一样，不是把汉语替换为英语。例如“你好”记录的是汉语，“Ní hǎo”(现代的非专业人士不熟悉国语罗马字，这里用汉语拼音来代替) 记录的同样也是汉语；反过来，“哈罗”是两个汉字，记录的却是英语。钱玄同的意思是不用“你好”这两个汉字写汉语，而用“Ní hǎo”这几个罗马字母（就是拉丁字母）来写汉语，哪里是换成英语［’helou］、英文‘hello’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改革都只是替换书写符号，绝不更换语言。“用‘hello’打招呼”不是钱玄同的“匪夷所思的‘伟大’幻想”，恰恰相反，是王蒙先生自己的“匪夷所思的‘伟大’幻想”。王蒙先生这是用误解在大众中制造“语言更换”恐慌症，无中生有地、人为地给中国的文字改革制造阻力。“北塔”先生和王蒙先生犯了同一性质的错误。如果任凭“北塔”先生、王蒙先生的错误到处泛滥——譬如把用汉语拼音文字书写的汉语书面语当成英文或者拉丁文，使全国的人都以为将无法张口讲话而惶恐不安，就会使中国的文字改革在误解中夭折。这是笔者为什么要对“北塔”先生“拨乱反正”，并且联系王蒙先生的错误一同加以澄清的深层动因。

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

《王力文集》第九卷《汉语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林涛主编《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刘涌泉《1955年三个语文大会的回顾》，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48期，1995年6月。

附录：吕叔湘先生《奇文共欣赏》文节录

写这篇文章《指光明日报》1988年2月16日第3版“语言文字”副刊上的一篇题为《中华母语及其教育科学化》的文章——王开扬按）的人当然是个知识分子，很可能还是“高知”，可是写出来的文章叫人无法理解。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常常来自他们。有人会说，不是现在的中学课本里隔三间五有“语文知识”课吗？以后的情形会好起来的。可是我不敢这样想。因为那些“语文知识”课都讲的是某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某些句子格式的分析和运用，是我称之为微观语文知识的东西。至于宏观语文知识，这些课本里是不谈的。什么叫做宏观语文知识呢？我以为至少应该包括：语言是怎么回事？文字是怎么回事？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的语言能用拼音文字来书写，有的语言不能？汉语除了能用汉字书写外，是不是也能用拼音字书写？为什么直到大约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这样一种畸形现象：嘴里说的是方言，笔底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这种情形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因而要进行改革？哪些方面的改革已经成功或正在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还迟疑不决，止步不前？汉字要使用打字机，以及通过打字机使用电脑，是不是必须经过汉字形体的分析编成号码？因而不能脱离专业化，即限于一批以此为职业的打字员，不能通过拼音打字，打成汉字，使电脑这个一切现代化的关键手段普及到每一个会说汉语普通话的人？这一系列问题，其中的是是非非，都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答案。（请看《语文建设》1990年2期64页《受留学生青睐的中文信息处理课》）这就是我所说的宏观的语文知识。这样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具备，正如他应该知道他的身体里有脑、心、肺、胃、肠、肝、肾等器官，各自起什么作用一样。这样，像前面转录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文章就永远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