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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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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

[摘要]陈独秀终生信仰社会主义,在他的晚年,他仍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论述。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要经过很长时间,其间可能出现历史暂时的倒退等。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预见性、非盲从性和探索性,对我们今天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社会主义

CHENDu-xiu’ThoughtsofSocialisminHisLateYears
Author:ChangFei-feiDirector:ZHUHao
(Grade2009.SchooloftheHumanitiesandSociology.AnqingNormalColleg.Anqing,China.246052

Abstract:CHENDu-xiubelieveinsocialismalllifelong.Inhislateyears,hestill
exploredsocialismandexpoundedsocialismactively.CHENDu-xiu’sthoughtsofsocialisminhislateyearsincludewemustdevelopeconomyifwewanttobuildsocialismwell,socialismmustbebuiltonthebasisofpoliticaldemocracy,therecanbenosocialismwithout
democracy,thebuildingofsocialismneedalongtime,thenintheprocessthehistorymaybehaveaback,ect.Theseideashaveacertainpredictability,non-blindnessandexploratorywhichhaveimportantreferencevalueforustoexploretheroadofsocialism.
KeyWords:CHENDu-xiu;lateyears;socialism

陈独秀一生执著追求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到了晚年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极为丰富,虽然有需要商讨的地方,但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他的一些观点,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对我们今天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陈独秀认为建设好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经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落后国家通过跳跃进化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必然带来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建设好社会主义,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平均贫富不是社会主义”。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专门从事分配方法的改变,“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抛开社会生产而单纯变革社会分配,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多数人的幸福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陈独秀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

[1]P462

主义经济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首先,根据中国的国情,即经济发展水平低,生产力发展不平横,陈独秀主张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2]P410在行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中,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他还认为“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
[1]P386
陈独秀认为,即在“国
家社会主义”阶段仍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不要急于废除私有制,私人企业更不应取消。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工业经济,顺利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陈独秀曾引证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
[3]P499
达的苦”并且由此认为“中国更是如此。他认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
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有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所以如果直接从封建经济跨入社会主义经济而不经历资本主义经济,一定会导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半生不熟,最后回阻碍经济的发展。总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制度可以跳跃,但是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超越性。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对外开放。当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整个时代发生了变化。正如陈独秀所说:“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
[1]p1030
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因此,陈独秀认为,任何一个开明的民族,必须睁开双眼,看看世界的新变化、新形式。他认为“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力。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4]P133必须打开国门,与世界经济接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使自己孤立起来都不可能,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才能生存下去,发展自己。经济落后的国家更应该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借鉴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并借助于发达国家的财力、物力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仅靠“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3]P606。同时陈独秀还认为对外开放需要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他说:“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喝任何国家通商往来”“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颈脖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就是报以不是致中国死命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可见陈独秀在对外开放上采用的是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策略,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可以与外国和平往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陈独秀把发展经济作为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避免生产过剩并消除剩余价值
[1]P1153
[3]P503

的被剥削,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但要根本上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就必须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陈独秀毕生关心政治并投身社会改造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总是把政治问题和社会改造运动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并把后者作为前者的前提条件。早在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就多次撰文强调要着重经济方面的建设,他指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
“封建主义时代只有最少数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是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而社会主义的基础即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势力才能真正实现“实际的多数幸福”。否则社会主义也只是理论上好听的名词罢了。
陈独秀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早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开始了民主的启蒙。193210月,陈独秀被捕。在狱中,他开始了对民主制度的进一步思索。晚年他仍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19401128日写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3]P560他激烈地批评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裂开来。陈独秀对三十年代苏联的肃反政策及后果进行了辛辣的抨击,他说:“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姑也。在陈独秀看来,民主主义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分离”,又可以与社会主义“相融”。所以,“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6]不能包容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陈独秀终生追求民主,他的民主观是不断发展的。他在早年称科学与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二者缺一不可,此乃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的利器。到了晚年,他顺乎潮流,与时俱进,认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
[3]P555
宝贵”总之,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连在一起,是陈独秀民主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陈独秀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首先,他认为必须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3]P547同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作了比较分析,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可借鉴的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是有继承性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
[3]P554
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3]P560“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政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
[3]P555
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5]

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陈独秀也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继承性关系而主张借鉴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民主的某些运行机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应当有选择地吸收、采纳,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或抛弃。
其次,陈独秀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在制度建设。所以针对托派中有人仅仅将苏联出现的问题归咎斯大林个人的说法,陈独秀则强调制度的重要,认为社会主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必然产生独裁者。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3]P554苏联的深刻教训就在于“不幸的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我们应该铭记历史教训,不断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真正把建设和管理国家的权利还给人民,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出现“专制魔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也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陈独秀也睿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更加重视制度建设。这同样也提醒我们今天要加强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再次,陈独秀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重视发展党内民主。他对党内民主有自己的看法:“德莫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须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
[3]P52
即是变成了民主集中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党内要发扬民主,必须允许别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正是党幼稚的表现。“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莫克拉西所容许的。[7]
发展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陈独秀对党内民主的重视,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另外,陈独秀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很长时间,其间可能出现历史暂时的倒退。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的曲折不可避免,发展的速度也是时快时慢,有时甚至会倒退。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
[1]P196
简单,太容易了。他在冷静分析苏联的内外政策及其实际状况后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偏离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3]P607在当时陈独秀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偏激甚至是反动的,但90年代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却证实了他的观点。这也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道路上的
[2]P52
[3]P555

曲折,社会主义不是一促而就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信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
当然,由于陈独秀在晚年远离政治斗争第一线,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他曾批评“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认为“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
[3]P502
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种看法,事实上仍然囿于传统的观点,太绝对了。
“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是列宁最早提出来的。他对于“非资本主义前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虽然说得不够明确,但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东方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及反封建斗争中,应该力争把斗争引导到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而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口号的启发下,在实践斗争中创造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领导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人民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从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见陈独秀仍然局限于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的社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没有看到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第二,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意在说明中国不具有“循序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认为中国还“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
[3]P499
可见陈独秀虽然承认中国具有走“跳跃进化”之路的可能性,却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经具备了走“跳跃进化”之路的现实性。因而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前途观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前途观虽有某些相近之处,最终却没有走到一起。
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上,陈独秀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或曰无产阶级民主具有连续性与继承性,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是深刻的,也是正确的。但陈独秀对民主作了“超时代”“超历史”“超阶级”的理解,把民主抽象化了,正如托派分子王文元总结的那样,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了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观念了。
第四,陈独秀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过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轻视民主的制度建设等问题的批评是精辟的;他对斯大林个人独裁制的批评也是深刻的。但是他晚年却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作了全盘否定。他认为苏俄在“官僚政治”和“独裁制”下,其性质已走到了社会主义反面,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社会主义已经“中途变质”,而并非什么“工人国家”。他甚至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完全等同起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法西斯制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两种对立的“政制”一类是英美法的立宪民主制,另一类是“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前者进步,后者反动。这明显是不正确的。

二、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而不乏深刻,而且还有其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预见

性。陈独秀当时的很多言论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可后来的事实却一再证明他是对的,突显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预见性。例如,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其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能凭主观空想和感情趋势而胡作非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期,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不能马上完全废除私有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些理论有的是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有的则是经典作家们语焉不详或强调不够的,有的则干脆是曾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疏忽了的。其中大多数观点已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认同和接纳。一个在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后终为后人所承认和执行的理论,应该说是具有生命力的。[8]
陈独秀认为抛弃民主的社会主义,必然破坏党的领导,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从长远来看必然危及国家的存亡。他在分析苏联实行个人独裁而践踏民主的现状及其后果时指,将来“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3]P340因为“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帝国主义者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它们可以通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3]P3441991,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究竟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还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虽无确切定论,但历史毕竟应验了陈独秀50多年前的预见。“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的晚年著述预言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结局及其从斯大林型的苏俄模式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9]陈独秀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非盲从性。陈独秀最宝贵的理论品质就是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坚定不移。陈独秀自称凡是他认定为正确的东西,必一直坚持下,从不因处境变化而改变。在党内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年代,陈独秀不怕迫害,不怕孤立,不做“随声附和的奴才”和“看鞭影而行之的牛马”[3]P56这种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精神在他晚年仍然没有改变,从而使他这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显示出非盲从性。例如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经过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宣传“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的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10]
结果使群众受欺骗,倒向国民党一边。他认为党的宣传策略应贴近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为广大群众所能接受,才能真正达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目的。他主张以“反对国民党政府误国政策”为宣传口号,并认为“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陈独秀的意见,能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正确而可取的。
陈独秀的这一特点还表现在他对于斯大林问题的评价上。当苏联的问题一个个暴露出来时,托洛茨基因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而把自己的怨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他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斯大林。中国的托派分子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的大清洗等问题完全是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是他的独裁野心使然。
然而,陈独秀没有盲从。他经过冷静的思考,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20年的经验,尤其是后10年的“苦经验”指出,那种认为斯大林现象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他认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

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3]P554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具有不断探索性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最初,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罪恶之源,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
[1]P206
这时他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这样
便可以乘机创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另外,陈独秀还把资产阶级定性为“掠夺阶级”。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制度,不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此后,经过不断探索,他对资本主义有了较为深刻和理性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这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所以“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为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他还特地指出:“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
3P519
不要害怕它。这些都反映了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探索性。

[3]P491
[3]P498
三、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

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是正误交织,他对社会主义所阐述的观点未必完全精当,有的表述因带有感情色彩过于偏激。但是不可否认,他的某些天才预见确被历史实践验证了,有的观点已经成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共识。他的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仍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无论其对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观点,还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对于当时探索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都起过一定的影响,发和激励着后人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懈地求索,他的许多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第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散见于一些政论、演讲和书信中,这些思想正确与错误交,其中有些思想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有些思想则由于受制于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和陈独秀认识水平的制约,而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因此,比较与审视其晚期社会主义观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从而有助于深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研究。
第三,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观是针对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中日益暴露出来的弊端以及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而提出的见解。这些观点是陈独秀“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了解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重新认识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于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直接的现实启示作用。
第四,陈独秀晚年在批判中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也对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命题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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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宝林.陈独秀语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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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人民解放据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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