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作为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突出。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遵守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实在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占GDP比重提升到4％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GDP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1990～2004年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我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使得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到了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我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人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

完善教育体制的几项措施

(1)完善拨款体制，增加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中央财政中的教育经费针对基础教育的专项资金投入比例过少，滋生了一部分地区和学校以择校费、借读费、赞助费等为名乱收费的不合理现象，不规范的收费引发了教育领域内部的不正之风，甚至导致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拨款体制，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对义务教育相应减免费用，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使教育经费的主渠道畅通无阻。

(2)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我国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政策，由于其教育产品明显优于其他学校，会吸引较多的学习者，因而这些学校在提供自己的教育服务时可以收取明显高于其他学校的费用，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没钱人的悲剧和“有钱就可以上重点学校”的状况。因此应均衡师资，降低重点学校的收费，监督其选择学生的公正性。

(3)大学教育和社会挂钩，大量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就业难和企业招人难的矛盾对我国大学的教育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学习能力。因此，学校不仅要增设社团，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还应该多和知名企业联合，用讲座等形式让学生随时了解社会的需要和预测科技的发展方向，让知名企业多给学生一些实习机会，在实践中学习，这样就有利于学生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缓解企业招人难的状况。

(4)高校应该建立心理预警干预机制。高校应广开心理辅导课，让学生了解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增设心理咨询机构，增设心理热线，方便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学生和只想通过电话咨询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建立在校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利用学校、社会、家庭的合力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和现实的心理危机，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危机的突发性和意外性。其中辅导员的作用很大，要经常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应号召周围同学和其家长共同帮助，有效阻止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发生。

(5)在学术腐败和教师不尽其责的情况下，整顿教师队伍非常重要。使不合格的教师退出岗位，让其他有资格者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这样有利于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在紧抓资质的同时也要用优秀教师的事迹来进行宣传，增强教师的道德建设。

(6)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教育体制的冲击，引发了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教育部门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样不仅可以使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学习机会而不会对其家庭造成经济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