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优势在于综合

30年后的上海，脱离不了30年后的相关大背景。首先，历史经验证明，市场经济愈发达，上海愈能发挥自身特有的要素配置优势（如地缘优势、上海人讲法治、重契约“天然”地吻合市场经济等）。20世纪30年代，上海借此一举成为远东最大城市。而未来二三十年，涉及最为深刻的市场化历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世界特大城市群之一（长三角）的引领者,上海将逐渐展露出其无人能及的资源整合与激活能力，重回远东经济中心之位。

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兑现。第三次工业革命主打可再生资源利用与互联网技术嫁接。其真正想要表述的核心思想，即在于能源分布式、分散化供应将促使生产、制造小型化（如3D打印等），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去集权化，向去中心化、扁平化过渡。全世界范围内，欧洲已率先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洗礼，分布式新能源供应初现端倪。鉴于中国环保压力最大，无疑将充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急先锋。至少，未来30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基本到位。

最后，经济总量及大部分经济指标将比肩美国或超过美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GDP总量为美国的54.7%，如按以往5年的平均增长率计算，中国很快就会在总量上超越美国，即便中国增速放缓至中高水平，用30年时间填平差距也足够。当前，中美之间的差距重点在于均值与第三产业。研究表明，截至2013年底，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40年前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相当于美70年前的水平（2014年上半年为46.6%，美国在80%以上），但从《经济学人》预测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还要考虑到中国离散度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去年增速已超第二产业来看，比肩美国应该并非难事。

专家普遍认可全球城市至少有三大基本特征：经济实力强、总量大，对全球经济起到支撑作用，人均GDP程度高，全球总部多；对全球先进的市场要素、生活要素、生态要素组织有集合能力，是高端的人才、信息、金融、交通的流动空间；在文化、舆论、组织、制度等软实力方面，对全球的影响力大。

以此对照上海。2001年，上海GDP为香港的44%，2009年超过香港，用了8年。2012年上海GDP为东京的38%，按照上海目前的增速，不考虑币值因素，总量赶超东京亦属囊中之物。2013年新加坡GDP总量为2780亿美元，而上海2013年GDP总量2.16万亿元人民币，总量已超越新加坡。人均GDP方面，2013年上海为90765元约合14000多美元。同期日本为38491美元，新加坡54776美元，香港地区37777美元，台湾地区20930美元，韩国24329美元，可见上海正迅速缩小与周边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即便考虑到今后的人口膨胀，30年后人均指标超越这些传统强势经济体依然难度不大。上海所引领的长三角城市群，将成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中国第一大城市群。

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将空前提高。截至6月底，上海共有跨企总部470家，已成中国大陆投资性公司与跨企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城市。目前，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近370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更是达全国1/3左右。从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总部的数量上看，在研发投入强度最大的1000座城市的排名表上，上海目前仅次于东京和硅谷。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的占近1/4，在全国来说也是最高的。此外，观察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有个比较微观的维度，即在这个城市工作的外籍人士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如纽约海外人口占到37%，伦敦24%，东京也超过3%。上海占比为0.7%，但增长火速，仅1996-2009年期间就增长了13倍，而2009-2012年又翻了一番多，总数已占全国的1/4。

国际大都市通常都是国际会展中心，据说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每年至少要举办150场以上80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海还远未达标，但国际会议中心转移往往与经济重心转移密不可分，未来30年间，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中国时间”，上海成为资源配置中心的同时，将自然地承接会议中心、会展中心及时尚中心。

目前，世界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中，上海将相当程度地至少在离岸金融、离岸贸易方面比肩香港，在高精研贸上远超香港。当下，自贸区便承担着为离岸金融、离岸贸易探路的重任，上海将以此为突破口。上海胜在既有基础庞大的实体产业支撑，又有香港无法比拟的腹地纵深与金融纵深。

然而，对上海构成竞争威胁的城市也将增多，上海的地缘优势在工业文明鼎盛时期得天独厚，但在网络经济、信息文明时代，顶多只能算是先发优势。那些有着显著产业或文化特征的城市，很可能以单个网络节点的形式凸显出来，如环境友好型城市、慢生活城市等，相对节奏紧张的大都市，未来或许更具吸引力。一些有特色的城市，可以凭借单项优势找到自我生存的空间，而上海的优势将集中体现在综合上，即特色、优势的集成，如交易成本低、生活便利性、国际化程度、教育医疗资源集中度、政府去行政化程度等。

也要看到短板和重大风险

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迁移，亚洲必将出现顶级全球城市。从GAWC全球城市排名来看，亚洲城市的崛起态势十分明显，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城市成为新的重要力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研究报告称，全球经济重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欧美向亚洲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2000-2010年全球经济重心以每年140公里的速度向亚洲移动，比二战后的十年约快30%。预计到2025年，亚洲的GDP将占世界GDP近50%的份额。

亚太地区城市竞争激烈，没有明确的区域中心。香港、上海及新加坡、东京等一批亚洲城市虽有望或已经成为世界城市，但都面临着一些严重的挑战。

课题组结合上述五个功能特征，选择了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及香港、北京和上海作为比对城市，研究了近年上海的地位和排名的变化，由此作出初步的远景预判。

（1）上海总体判断。综合实力而言，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排12名，有冲击全球顶端城市的基础与潜力。网络联系程度而言，2012年，上海GAWC排名第六位，表明上海与其他全球城市功能联系十分密切，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作用较为明显。金融排名靠后，这可能与金融体制有一定关系。创新方面，上海与北京都比较靠后。

（2）上海功能特征评价一：全球主要金融商务集聚地？GPCI 7-16系列报告中，伦敦、纽约、香港及新加坡金融中心地位稳定。上海地位有一定波动。2012年，上海金融中心功能得到加强，但与香港、新加坡的差距依然存在。目前，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达到瓶颈，如果在现有金融体制环境下，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很难有所突破。若上海结合自贸区试点能取得成功，并能推广，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上海未来30年可能会具有冲击全球金融中心的实力，作为亚洲代表，跻身全球前三。

（3）上海功能特征评价二：全球网络平台及流量配置枢纽？上海的网络关联度日益提升，目前处于世界网络体系中的第二梯队。GaWC小组的研究显示，2000-2012年上海的网络关联度由第31位上升至第6位，排名提升较快，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目前，纽约、伦敦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处于第一梯队，上海网络关联度从2000年开始有较大提升，2008年以后增速有所放缓，与新加坡、东京和北京、香港的排名比较相近。未来上海的连通程度将取决于上海与国际和国内其他城市的联系。同时，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及城市生活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落户，使其在全球城市联系网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随全球化进程推进，全球网络格局扩展，提升网络平台连通性及流量配置能力对未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尤为重要。

（4）上海功能特征评价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创新排名与伦敦、纽约等城市的差距在拉大。目前上海的创新排名相对不高，且自2011年以来呈现相对下降趋势，未来发展并不乐观。纽约、伦敦等全球核心城市越来越关注科技创新，希望完成从财富中心、资本中心向创新中心的转换过程，科技创新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5）上海功能特征评价四：诱人的全球声誉？本次确定的全球声誉重点包括宜居、文化魅力和环境三个方面。上海从全球声誉来看，位次偏后，尤其是环境方面存在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未来上海在文化宜居方面还有上升空间，但如果政府与社会在环境方面，不能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环境问题可能会成为未来上海 全球城市声誉的明显短板。

（6）上海功能特征评价五：面向全球的政府？纽约、伦敦以市场为主导，但政府也在助推城市走向全球并稳固地位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上海目前在政府管理效力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局限于自身发展，对上海与长三角的联动发展关注不够。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离不开中央政府多方面支持，中央政府应制定出台相关的政策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打破行政区经济；政府应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多学习借鉴其他全球城市经验，结合自身特色发展，助推未来30年上海真正走向全球城市。

综上，上海面向全球城市，目前两个比较突出的短板是创新和绿色发展，值得政府关注。

风险一：人口扩张超过城市负荷极限。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过60万人，中心城和周边新城，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7%和28%。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中，上海排名第十位。国内仅次于深圳（第五）。该杂志同时指出，排名靠前的城市，由于发展太快，地方基础设施无力满足居民需求，因此，生活品质不是很高，交通经常堵塞。人口规模、人口布局与公共设施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风险二：高端人才流失。人才规模与人才结构可能与全球城市的需求不相匹配。人才规模尚未达到建设全球城市标准。目前，上海高学历人才总量不及纽约、香港等国际化大都市，与北京也尚存一定差距。高端服务人才缺乏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一个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0%左右时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2010年，上海金融业从业人数为23.19万人，仅占总从业人员的2.2%。中心城内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仍偏高，与伦敦等国际城市比较差距较大。

风险三：经济转型未达到预想。上海外贸依存度较大，易受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国际经济环境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加；虚拟经济具备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随着比重增加，加剧上海产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风险。人均GDP从1万美元进入到2万美元的阶段，可能因为结构转型、驱动创新因素缺乏而难以完成（上海2012年人均GDP为13668美元）。总部经济绝对优势尚未建立，增长速度有减慢趋势。由于制度利好红利逐渐减少，跨国公司总部、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研发中心数量的增长都出现趋缓，未来或达天花板。

风险四：交通严重拥堵。目前上海高峰时段平均行程车速较低，主要快速路拥堵现象已成常态化，路网整体服务水平偏低。交通对于重点地区的支持不够。高峰时段内环以内浦西地区的主要道路大都处于拥挤状态，平均行程车速普遍低于20公里/小时。射线道路邻近中心城段普遍存在常发性拥堵，部分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甚至处于0.7-1的饱和运行状态。中心城越江通道的机动车交通量月101.4万辆/日，高峰小时平均饱和度较高，整体处于较低服务水平。

风险五：环境诸多风险。环境污染引发人才逃离上海。一方面，空气污染正促使外籍人士离开上海；另一方面，较差的空气质量加大了企业延揽国际人才的难度。低碳城市建设存在挑战。虽然上海单位经济产值的能耗不断降低，但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规模扩张，上海的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并没有明显下降，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能措施，2015年用能总量将达到1.4亿-1.5亿吨标准煤。2008年，上海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11吨，大大超过世界和我国的人均水平（目前世界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吨，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吨左右。）

风险六：贫富严重分化引发社会问题。上海贫富差距明显存在。住房贫富差距大，12.5%的人拥有的住房面积等于56.4%的人的面积。2008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人均GDP水平最高的静安区是最低的崇明县的7.5倍。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国家中部分人口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成果时，他们的不满情绪最终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荡。决策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那种排斥大多数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不会带来和平及民主的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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