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言论甚嚣尘上，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骤升。2010年3月15日，美国130位众议员对中国汇率政策发难，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敦促其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采取行动，“通过一种由法律行动和国际压力组成的综合策略，中国有可能检讨它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迅速履行政府在法律等方面拥有的各种资源，来保护美国企业免受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果这些措施不成功，我们将要求政府考虑所有可以动用的工具来应对中国操纵汇率，包括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这种强压态势前所未有，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有黑云压城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国内为数众多的专家和学者也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建议人民币汇率升值。尽管在升值的路径与操作上众说纷纭，有建议小步快行升值的、也有建议一次性大幅升值的，但人民币汇率升值似乎已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人民币汇率究竟是否低估？判断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分析和把握，对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选择和实施人民币汇率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真的低估了吗？

一国的汇率是由该国的基本经济状况决定的，汇率的变动也是由经济的综合情况来决定的。一国货币汇率是否合理或者是否低估，通常可通过该国国民经济运行是否正常而评估和衡量出来。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模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口速度显著增长，无论是进口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出口增长而言都是如此。根据2009年的统计，从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来看，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即便是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欧元区，其出口总体下降了20.3%，但对中国的出口也只下降15.3%。以德国为例，2009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多达760亿欧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美国也是如此，2009年美国出口总体下降17%，但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0.22%。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成为欧美的主要出口市场。 这种状况与有些人所说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或大幅度低估是完全相悖的。

另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遭受冲击导致出口大幅下滑，充分表明中国出口受制于外需市场变化的影响，而并非由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或高估所决定。如果人民币汇率真的被低估了，必然有利于促进出口，然而危机爆发后两个月之内，中国出口从危机前的超过20%的高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并未低估。

如果用一篮子货币来衡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非被低估了，恰恰相反，人民币汇率是被高估了。中国自2005年启动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2008年初已经超过模拟目标汇率水平并有一定的高估。而在2008年7月以后由于篮子货币中除美元外其他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模拟目标汇率相应大幅贬值，但人民币由于盯住美元而使其对美元名义汇率严重偏离其模拟目标汇率，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均大幅升值。陈学彬教授的研究表明，从汇率水平看，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水平远低于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目标汇率水平，即相对于篮子货币基期汇率（不论是以何时为基期）整体水平，目前人民币汇率被高估，而非低估，因此，并不存在人民币升值问题。如果人民币在2008年以来不是改为盯住美元，而是继续盯住（或者参考）一篮子货币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在2008年下半年到年底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贬值，这对于缓解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期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将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没有低估，从而当前人民币也就没有升值的必要。

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个伪命题

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的依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占款；二是通过各种模型特别是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估算人民币“适当”汇率，模型数值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存在大幅低估。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以此为人民币升值的重要论据。其实，这两种所谓的依据都属于伪命题。

1.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低估

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是导致美国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其基本逻辑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中国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国企业出口利润的萎缩和失业的增加，进而致使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显然，这种逻辑判断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一般事理和科学道理，贸易顺差等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个伪命题。

（1）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关键因素在美方。

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而在于美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中美贸易地位不对等问题，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主要由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组成，中国处于贸易结构的低端，虽然中国有较多的贸易收支盈余，但获得的利润却很少；而美国则处于中美贸易结构的高端，其出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不仅赚取了较多的利润，也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消费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尽管中国希望进口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试图改善贸易顺差的状况，但始终未果。长期以来，美国为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这与客观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又如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问题、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顺差。

在中国贸易顺差中大约80%-90%是加工贸易产生的顺差，而外商投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最大经营主体并创造这部分顺差。随着全球经济分工深化与资源优化，全球制造商将其劳动密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通过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经过加工装配将制成品销往美国或他国，进口商品总价值与出口制成品总价值之间理所当然存在着差额。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顺差，随着加工贸易的转移而转变成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失衡的延续。实际上，中国国内经济即国内企业主导的部分并不存在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可以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和美国的一些公司如今迁移到中国生产。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是产业全球化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大趋势下的附带结果，并不说明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的。

（3）中美两国贸易统计方法存在差异。

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两国贸易统计方法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美方使用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大大高估了对华贸易逆差。这种高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进出口使用不同统计标准，进口货值被高估，而出口货值则被低估；二是由于美方未考虑增值因素，将通过第三方中国商品对美转口全部算做从中国的进口，而与此同时又将美国商品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忽略不计，对华贸易逆差被进一步夸大；三是美方在统计对华贸易逆差时只计算商品贸易，而不包含服务贸易；四是许多中国商品是通过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但美方将这部分转口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2.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滥用

购买力平价理论（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是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 Cassel）于1922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是决定汇率的基础，汇率的变动是由两国货币购买力之比变化引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包括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绝对购买力平价是指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均衡汇率等于本国与外国货币购买力或物价水平之间的比率。相对购买力平价则是指不同国家的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相对变化，是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认为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不同国家之间货币购买力或物价的相对变化。

这里引用的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对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经典”解释：“最广为人知的汇率指标可能就是购买力平价（PPP）。由于汇率衡量的是一国货币相对于贸易伙伴的购买力，因此让购买力相等的汇率往往被视为均衡汇率。换句话说，能在中国买到的相当于1美元在美国买到同样数量的产品和服务的人民币数额就是购买力平价汇率。”

“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最著名例子是《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巨无霸（Big Mac）指数。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每个国家和地区的GDP（所有商品和服务之和）时使用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更为复杂一些。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计算结果，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约为3.8，美元/人民币的市场汇率则为6.8。可能会有人就此断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低估了40%以上。” 

国内外大多数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主要是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测算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程度，并以此来推断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从西方和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其结论千差万别、大相径庭。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滥用，即忽视了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理论基础错误、忽视了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忽视了中国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大幅升值的事实，从而导致其得出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结论成为伪命题。

（1）忽视了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基础错误。

尽管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国际金融领域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该理论存在着诸多理论基础的错误：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但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不相符合的；该理论把汇率的变动完全归之于购买力的变化，忽视了其他因素如国民收入、国际资本流动、生产成本、贸易条件、政治经济局势等对汇率变动的影响，也忽视了汇率变动对购买力的反作用。与此同时，该理论在计算具体汇率时，存在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物价指数的选择上，究竟是以参加国际交换的贸易商品物价为指标，还是以国内全部商品的价格即一般物价为指标，很难确定。从绝对购买力平价来看，一价定律 缺乏存在的基础而失去意义。因为诸如运费、关税、商品不完全流动、产业结构变动以及技术进步等会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化从而使一价定律与现实状况不符。美国经济学家吕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指出，购买力平价理论“亦如货币数量论，至今聚讼纷纭，因为严格的说法通不过论证，而过于灵活的说法却又显得没什么用处。”

（2）忽视了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

根据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成立,必须有四种假设前提：一是国际间的贸易必须完全自由；二是所有的商品价格均呈现同幅度的变动；三是物价为影响汇率的唯一因素；四是影响购买力的因素只有货币数量而已。然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这些过于严苛的假设条件，或近乎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很难满足，与现实情况偏离甚远：当今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国际间完全充分的自由贸易，而普遍存在的是贸易壁垒、非贸易品以及垄断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商品价格均同幅度的变动；汇率除了受物价或各国通货膨胀率变动的影响以外，还受制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资本流动状况，以及利率水平、政策干预、投机炒作等诸多因素的变动，都会对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影响而导致汇率的变化和波动；影响购买力的因素也并非只有货币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消费结构，甚至心理预期因素都会影响到购买力。

由于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条件完全不相符，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以购买力平价为依据得出的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观点有失偏颇，缺乏科学依据。购买力平价只是人民币汇率长期变动的基础，短期汇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市场外汇供求关系，并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3）忽视了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大幅升值的事实。

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2005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即便是在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世界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也没有贬值，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贸易模式转变的效果明显、进口增速大幅提升。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还是处于升值状态，如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不断上升，2008年全年上升了约12%。因此，判断人民币汇率水平，除了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还需要考虑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水平。人民币汇率在经过大幅升值后，当前已无明显的低估迹象。

遗憾的是国内外一些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全然不顾中国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已升值21%的事实，也无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贸易模式已发生重大转变的事实，依然鼓噪人民币汇率低估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这恐怕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考虑，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

（4）莫衷一是与靠不住的研究结论。

国内外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主要依据购买力平价和有关模型，无一例外都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而且据此提出人民币汇率升值建议。但是，人民币汇率究竟低估了多少、究竟应当升值多少，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由于各种模型存在着先天缺陷以及其对客观世界的过度简化，至于选择哪些变量以及做出何种假设就带有研究者或模型作者的主观倾向，假设条件不同，以及参数、权重均各不相同，必然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同，从人民币汇率无升值空间到应升值50%的结果应有尽有。如有人认为“仅仅基于不同的经常账户顺差标准的假设，低估的计算结果就可能介于13%至30%之间”；有人认为“基于伸展的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2000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了45%左右。但此前用于计算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购买力平价的价格数据有问题。按照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2008年公布的调整后更加全面的数据，人民币兑美元只低估了约15%。”

由于人民币并没有完全可兑换，要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其结论可能因研究者所掌握的数据及假设条件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三位学者对关于人民币估值的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回顾和分析，指出大部分研究的基本假设存在问题。 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得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伪命题。

三、破解人民币汇率难题的战略选择

2010年4月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推迟决定中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近期欧洲债务危机推动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升值压力似乎在减弱。然而，只要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利益存在、两国间存在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争论将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为实施其经济战略必将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汇率低估为借口，为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提供依据，作为中美经济协调与谈判的重要筹码，以便向中国要价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牌，也是一把悬在中国头顶的一把剑。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即：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仅要积极应对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要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认为，破解人民币汇率难题的战略选择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

1.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10年5月2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指出：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这是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的肯定，同时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外汇市场的规模仍然比较小、市场结构还不完善，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依然有限，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的需求和供给，而外汇市场在汇率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核心依然是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创新：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健全外汇交易方式、改革和完善管理政策、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也可能都与汇率有关，例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为此，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少应认真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改革方向上坚持市场化取向。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之所以坚持市场化的取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涉及汇率变动的三个因素，即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波动的参照体系和汇率波动的幅度，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那么通过市场寻求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就不可能实现，任何调整汇率水平的决策也都会因为缺乏市场支持成为主观臆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本内涵体现在市场供求、有管理与浮动汇率三个方面。在推进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较好地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其一，力图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扩大外汇管制区间，使经济主体的自愿选择尽可能落在外汇管制区间内，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体现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的真实交易意愿，为汇率进一步市场化奠定基础。其二，采取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既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应包括结合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调节本外币的供求量、利率水平的调整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其三，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浮动区间,促进人民币汇率从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而过于僵化的汇率制度容易受到国际游资冲击。

（2）在改革操作上坚持三原则。

早在2005年6月，中国政府就提出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原则，即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并强调中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推进改革。 此次，胡锦涛主席再次强调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三原则中，就主动性而言，就是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来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并在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并且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隐患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屈从外部压力、为满足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调高人民币汇率，也没有必要依据过时的理论而盲目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可控性的内涵包括风险控制和加强管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同时又要避免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即循序渐进，从近期和中期来看汇改是重归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长远来看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充分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

实际上三原则秉承了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一贯的、始终不渝的立场，强调三原则有利于消除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种种疑虑和误解、有利于把握汇率改革的操作路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操作，首先要求主动性，主动有利于可控，在被动的情况下，可控无从谈起；而可控性与渐进性又是密切相关的，可控则意味着为渐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可控才能较好地把握改革进程的节奏。另一方面，在汇率改革的操作中把握住可控和渐进，在某种意义上又会赢得主动。强调三原则有利于正确导向市场预期和抑制投机。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增加，导致热钱大量涌入豪赌人民币升值。三原则中的可控性和渐进性，实际上是对投机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警示，有利于降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也有利于抑制投机性资本的流入。

（3）在改革路径上坚持完善形成机制优先。

人民币汇率制度涉及形成机制和汇率水平，其中重点是机制问题。因此机制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就是空中楼阁。长期以来中国在汇率水平上不断的遭到贬值或升值的压力，货币管理当局因此也往往陷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之中，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问题，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扭转这种状况并解决汇率水平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重在机制的完善，而不在于简单的汇率水平调整、或者是单向的升值。

由于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来共同入手，全方位进行调整。显然，这种促进中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的调整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的短促突击，而改革的渐进性也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优先。

总之，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自主的选择，在推进这一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避免汇率大幅度波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金融风险。

2.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

（1）中国汇率政策目标的界定

根据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要求，中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可界定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显而易见，汇率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核心内容，即：保持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与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关键在于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在一定时期内，使国际收支保持均衡，而不引起国际储备额变动的一种汇率。这里所指的一定时期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通常为三年左右的时间，国际收支保持均衡是指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外部均衡相一致的状态。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也将继续成为国际金融货币稳定的一个积极而重要的因素，并且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2）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内涵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显现、全球性问题突出，中国国内仍存在着一系列较为突出的棘手问题：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非理性的升值预期高烧不退、国际投机资本仍然持续流入中国；二是国际经贸摩擦问题，美国和欧盟在中国出口商品，特别纺织品贸易等方面屡屡制造事端；三是国内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结构调整仍然滞后；四是外汇储备超常快速增长问题，贸易顺差仍在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所有这些都使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选择和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成为当务之急。

所谓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是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

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水平本身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

（3）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四大举措

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包括四大举措：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汇率调整双管齐下、改进外汇管理体制、创新外汇储备管理。

举措一：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

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因而促进中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必然要求采取政策组合进行调控。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二是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来共同入手，全方位进行调整。

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地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所谓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就是指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要求，以适应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调整名义汇率或调整实际汇率，或调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相结合。

举措二：汇率调整双管齐下。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

关于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少，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是小幅的、渐进的。正如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建议的：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 维持货币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的短促突击。

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逃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举措三：改进外汇管理体制。

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轻流出的不对称性正在改观。现阶段，“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汇管理中的“宽进严出”政策。

在宽出方面：一是继续有序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二是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三是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户事前审批，提高企业账户限额；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并放宽审核权限，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允许证券、保险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

在严进方面：一是改进外债管理方式，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检查和非法外汇交易的打击力度。三是继续落实和巩固贸易外汇收结汇、个人外汇和外资进入房地产等监管政策，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密监测。这些改革也将促进外汇市场创新，从而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在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热钱以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已成为推升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热钱而来，热钱的涌入又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预期挥之不去。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以控制外汇过度流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防止范热钱的进出，对待热钱要坚决实施“严进严出”。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口交易额的外汇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得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赋，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

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给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举措四：创新外汇储备管理。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重要原因，因此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政策、降低外汇储备增速就理所当然成为以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为主要任务的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外汇储备政策调整的基本点是控制外汇储备规模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并举。

从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方面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结合点，中国可以利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外汇储备进行调控。外汇储备内生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国际收支运行的结果和残差项，在国内经济情况允许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利率和汇率水平以有效调节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从而达到调整外汇储备规模的目的。

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方面来看，要构建新型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该体系最重要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最佳的外汇储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注重对外汇储备的风险管理、提高外汇储备运营效率。除发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作用之外，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至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结合，如推进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建立起更加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新建企业的方式促进产业链的转移，加速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

二是拓宽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对外投资渠道，鼓励投资于境外资本市场，提高外汇投资收益。

三是支持民间部门利用国际市场稳定资源供给和投资于先导性产业。

四是合理选择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适当减持美元，增加非美货币等币种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通过储备资产多元化而保值增值。实施这些举措时，可根据各经济主体的需求重新配置外汇资源，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同时还可缓解外汇市场供求不平衡，加快实现外部经济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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