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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历史学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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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歷史學說研究
2015-11-1814:40:48《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科版》
竺柏松
《清史稿》作者在曾國藩傳後論曰：“國藩事功本於學問”，而我以為，曾氏學問中最重要的部分當為史學，且造詣頗深。近出《曾國藩全集》共三十卷約1500多萬字的作品，大多關乎史學；而其中所寫150多篇序、跋、記、神道碑銘、事狀、家傳、墓表、墓誌銘等又多為人物傳記。他有時用“前史官”的名義，這是因為他在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得派國史館協修官”（註：《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102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他所作300多首各種體裁的詩和大量的奏稿、批牘，多為紀實，極具史料價值。在他的日記、家信與讀書錄中，又時見對史籍之評論。從曾國藩關乎史學的文字中，不僅反映了他“慎褒貶於錙銖，酌群言而取衷”（註：《全集•詩文》，第322頁。）的嚴謹的歷史家品格，也闡發了他的包括歷史發展理論和歷史編纂理論兩個方面的歷史學說。現粗加勾勒，借以表明曾國藩理論應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並望有助於對曾國藩的全面認識與評價。
曾國藩的歷史發展理論
曾國藩的關於歷史發展的理論，亦即歷史觀，除有一篇專論外，余皆發之於對歷史人物或事跡之評論中。它的內容相當豐富且多為前人所未及，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在反因果論基礎上產生的“順性命之理論”
“順性命之理論”是曾國藩一篇專論的題目。這是他的歷史觀，也是他的人生觀。曾氏認為，對一個人來說，“性即寓於肢體之中，„„而命實宰乎賦界之始”；聖人可以“盡性立命”，而一般“中人”則只需有“復性知命”（註：《全集•詩文》，第133-134頁。）之功。曾氏倡“順性命之理論”是為了破除佛教所宣揚而為一般人所深信的因果報應論。曾氏認為，司馬遷已經懷疑“天道福善”之說。他說，《史記》“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註：《全集•讀書錄》，第75頁。）。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曾國藩對性命之說作了發揮，認為他應當像聖人那樣，“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註：《全集•日記二》，第814頁。），他又說，“閱王而農所註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已，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註：《全集•日記二》，第814頁。）。他又根據對歷史的研究，認為“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註：《全集•家書二》，第1057頁。）。曾氏之好友孫鼎臣和他的四女婿郭剛基均以“才子早世”，這更使他對“天”與因果報應說進一步發生了疑問，“豈天之所可否，與人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耶？抑人事紛紜萬變，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無區別耶？”並

進而對中國古代流傳已久的“天人感應”論表示了懷疑，說“天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註：《全集•詩文》，第326頁。）
曾國藩認為，對現實生活中同因而異果的現象不能責怪於“天”，而應歸之於“命”的不同。他說：“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註：《全集•詩文》，第251頁。）在曾氏看來，人只要持萬事不責報的態度，則“陶然有余歡”。他在己未（1859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因思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盡可信，有有因必有果，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雲：‘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吾更為添數句雲：‘„„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註：《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445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他又從更高的修養標準著眼說，“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他以此高標準來衡量歷史人物，以為只有文王、周公、孔子三位聖人和王船山能達此境界，而“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非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註：《全集•詩文》，第251-252頁。）根據“順性命之理論”，曾國藩教育他的兒子曾紀澤說：“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註：《全集•家書二》，第1214頁。）而所謂“盡其在我”，即“盡性”之謂；而所謂“聽其在天”，即“知命”之說。“盡性知命”，亦即“順性命”。
綜觀曾國藩的“順性命之理論”，它作為一種歷史觀是唯心的，因為用因果論來說明歷史（包括人類和個人）的發展，雖有有因無果或因同果異之例外情況，但不能以偏概全，將因果律予以否定；另外，曾氏用“天之所操尤大”來解釋所以不能凡事責報，又說“天者可知而不可知，無可據而自有權衡”（註：《全集•詩文》，第169頁。），可見他仍視“天”為人格神。但“順性命之理論”作為一種人生觀來說，卻有其一定的積極因素，因為它要求人們積極做事，但不要刻意地去尋求某種結果，這有利於培養人們積極而樂天的生活態度，確能減少不必要的煩惱。

二、“一二人者之心之所問”或“當路在勢”決定風俗論
曾國藩的這個理論是在《原才》一文中提出來的。什麽是“風俗”？即“倡而為風，效而成俗”（註：《全集•詩文》，第214頁。）之意。“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註：《全集•詩文》，第181頁。）根據前述理論，曾氏主張讓“一二賢且智者”“皆當路在勢”，這樣“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而如果“世教既衷，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註：《全集•詩文》，第182頁。）。雖然，曾氏所說“一時之人才”是指一些在野的不同政見者，類似於龔自珍在《尊隱》中所說的“山中之民”。

曾氏又認為，“當路在勢”者對風俗（或風會、風氣）的正與否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他說，“一省風氣系於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氣為轉移者也”（註：《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683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為此，他認為“為人上者，專重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註：《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681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
曾氏又認為，“當路在勢”的“達官貴人”能影響風俗主要是由於他們“高據勢要”，而不是由於他們的“材智加人萬萬”。他說：“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無以異也。”（註：《全集•詩文》，第221頁。）這種話能出自一個也是“達官貴人”之口，實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