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事议论，以小见大

诗，本来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而且是借助具体形象来“兴、观、群、怨”的。说理，则走的是抽象的路径，似与诗性不符。所以有“诗忌说理”的说法。但抽象的思想有时也可用具体形象来表达，比如，用“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来表达世事多变盛衰无常的道理，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表达机遇先给有准备者的人生经验等。因而，咏史诗，便用此办法为自已争得一席生存空间。这一办法也常用于绝句的议论结尾。有时诗人想用议论来为绝句收结，通常便走以小见大、用具体形象表达个人看法的路子。

杜牧的《赤壁》可谓用议论作结、以小见大的典范。其诗曰：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据说杜牧是熟读兵书自负知兵的诗人，因此杜牧把赤壁之战周瑜的取胜归结于东风的偶然因素，就大有阮藉在登临广武战场慨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味道。也许，杜牧只是借史事以抒发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而已，不一定非有“不足周郎处”的实指。总之，此诗结尾，以“二乔”(孙策之妻大乔、周瑜之妻小乔，合称二乔)有可能被曹操掳去关在铜雀台受辱这一具体形象来论断：假如不是有东风相助，孙、刘必败，历史形势可能改观。那么，历史形势有时竟被偶然因素所影响，这怎不叫人扼腕。这种大道理在诗里直说便令人生厌，如今“借‘铜雀春深锁二乔’说来，便觉风华蕴藉，增人百感，此正风人巧于立言处。”(引自贺贻孙《诗筏》)

可以说，杜牧《赤壁》以诗说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成功，开启了理趣诗一扇大门。从这里出发，宋代诗人更将诗的哲理化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创了哲理诗新时代。而在绝句的结尾中，借事议论，以细节的形象托言人生的道理，使诗意更加含蓄、深遂，更是得心应手，运用娴熟。如欧阳修的《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对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结句说的是鸟，读者便可理会到人。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结句说的是看山，读者当然会联系到看人生、看世事。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结句说的是水源，读者更会推及到世间万事万物。以上列举的这些绝句的结尾，均以一事一物的具体形象借事议论，以小见大，以浅喻深，蕴含智慧，乃感人至深，以致成为人们千古传诵的人生格言。

看看今人诗中运用这一手法比较出色的几首绝句。

吉林诗人李汝伦有一首《武侯祠》，结句的借事议论，相当精彩。其诗曰：

劳心空筑读书台，公辅終无后继才。

独为武侯悲失策，未招皮匠百千来。

结句的议论，是以民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为依据反思而来，这显然是对精英政治、寡头垄断乃至倾向轻视人才、浪费人才、作践人才等政事或行为的有力鞭笞与批判。尽管孔明不一定有作践人才之行为，但不妨诗人指桑骂槐，毕竟任何时代，都有作践人才的权势阶层在。

上海诗人杨逸明有一首绝句《游达蓬山，戏作》，结句的借事议论，也是极为巧妙。诗曰：

庆幸求仙事泡汤，只留崖刻说荒唐。

秦皇真得长生草，百姓何年达小康！

秦始皇派人去仙山寻长生药草的事史书记载甚祥，所以现在还有一些遗迹和崖刻可以招来游人实地游览。长生不死的欲望，也许对于那些孤家寡人会更加强烈一些。但假如真有长生草而又落入这些人的手中，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那将是一场大灾难。这诗作者巧妙地将秦皇旧事与奔小康新现实联系起来，结句的议论就有催人警醒之深味。

上述二诗结句的借事议论，都有高出一般人的见识，但略嫌说理的成分多了一些。前一节介绍的东北诗人许清泉那一首绝句《值春雨故宫午门外感作》，结句也是议论，但诉之感觉的成分多一点，理性深藏于感性之中，读来更显得蕴藉一些。

广西诗人朱少文有一首咏物诗《七绝·鞋》，结句也以拟人手法杂以议论，说的是人生最浅明的道理，但因为切入“鞋”的具体物象，便没有抽象空洞之感。其诗曰：

东途踏尽又西征，水蚀风侵漫折腾。

何苦匆匆寻出路，只缘身在最低层。

读之便知道作者要说什么，但因为拿所咏之物“鞋”来借题发挥、兴发说理，这理便有了寄托的具体形象，而非凭空说教了。

笔者有一首绝句《春景》，结句也杂入议论，但说理的手法更为隐蔽，因为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物象描写：

经冬草树闷恹恹，一染春光绿粲然。

新叶犹知遮蔽苦，纷纷拔萃出头天。

是写景，也是议论，因为写景中植入了某种人生哲理。出头天也罢，身在最底层也罢，都是将感悟、人生至理融入所写物象、风景之中。这种借题议论，常可收到以小见大的效果，让一首小诗，读来情趣横生，幽默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