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伯承的“大公”思想

二、“天下为公”——为救国救民而苦心求索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随后，同盟会在国内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苦心寻找革命道路的刘伯承，把目光转向了同盟会并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是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总是遭到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抬不起头，自己也没有出路。他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他提出的“天下为公”思想，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共同理想。在“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下，年青的刘伯承决心追随三民主义，投身革命队伍，为实现“天下为公”的新社会去战斗。

当时的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中心。刘伯承抱着对革命强烈向往的心情，于1910年邀集在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们茫然地在上海东撞西碰，既没有遇见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连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着落，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消息很快传到开县，时年19岁的刘伯承决心参加反对清王朝的军队。12月，刘伯承说服家人，怀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的雄心壮志，剃掉长辩子，徒步翻山越岭到万县参加了反清学生军。翌年初，刘伯承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后改为将弁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在战火中职务不断提升。

1914年秋，刘伯承在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奉派回川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战争，1916年初参加组织川东护国军并负责军事指挥。在攻打丰都县城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不幸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钻入，又从右眼飞出，当即昏死过去。“天下为公”的信念使他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无麻药做手术的巨痛，被誉为“军神”。

1918年，刘伯承参加护法战争并担任熊克武部第九旅参谋长，随熊克武占领成都。1920 年7 月中旬，熊克武兵败，刘伯承随部转移到阆中，并在扩编中升任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0 月15 日，刘伯承部在友邻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重庆。1921年8月，熊克武出兵援鄂，在安安庙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名播川军内外。1922年7月，熊克武部打垮刘湘，第二混成旅声名鹊起，刘伯承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3年6月，刘伯承在一次战斗中大腿中弹，前往成都就医，这年秋冬，一直在成都治伤。其间，部队的战事每况愈下，由胜转敗，先是重庆得而復失，隨后成都也受到敌人的重兵威慑，危在旦夕，四川形势大幅逆转。越来越对军阀混战心生厌倦的刘伯承，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精神的苦恼困扰着刘伯承。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进错了门。

刘伯承躺在病床上，説客却是络绎不绝。熊克武等人親自到医院探视，敦促刘伯承帶伤上阵，以挽救战局。刘伯承以身残为由，婉言拒绝。刘伯承的好友王尔常受上司委托，也前來传話，请刘伯承担任师長。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説：“尔常，你我相处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岳飞-笔者注）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來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現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虛名和显示荣耀。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順利時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祿相诱，真是有眼无珠!”王尔常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

三、“立党为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刘伯承在旧军队的15年中，经历了很多坎坷，多次多部位分别受伤，还失去了一只眼睛。其间由于治疗伤病以及革命形势等原因，刘伯承曾多次离开军队，但不是很长时间就又返回军队，这表明了刘伯承的坚强的革命意志。但是，15年的往返征战，却未能解救其民众之苦，更没有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反而把民众推向了更加痛苦的深渊。民尤涂碳，未得稍缓，刘伯承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就在刘伯承苦闷徘徊的时候，他的兩个共产党的好朋友，及时給他指明了方向，一個是吴玉章，一個是杨闇公。从他们那里，刘伯承领悟了苏俄的“大公”（即共产主义）之义。

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長，和惲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介紹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視病情，一面介紹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苏俄的革命形势。后來，通过吴玉章的介紹，刘伯承又結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四川党团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領导人，重庆的革命領袖。

吴玉章、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经常与刘伯承促膝长谈，並送一些进步书刊；一起評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討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共产主义。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見解，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杨闇公多次在日记中称赞刘伯承。他曾写道：“伯承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出。返川許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伯承机警过人，並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內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來，但我已决意与其長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並可同行于一个道路。10年來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4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他真是天才，頗有見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銘，遇事总要独立思考，决不隨波逐流，对於政治问题，他更是格外谨慎。有一次，刘伯承在将校学堂的学友、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在与刘伯承交谈时，诚恳地劝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杨闇公也在座，並对此寄予希望。令他们意外的是，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來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見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於各派都沒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極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不仅沒有責怪刘伯承，反而更加敬佩刘伯承。认为刘伯承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慎重选择的态度，正是他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的体現。杨闇公在日記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喲！比起那因情而动，隨波而靡的人來，高出万万倍。”杨闇公更加坚定把刘伯承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內來，为党输送一个杰出的军事人才的决心。

1924年夏末，熊克武被逐出四川，刘湘、杨森等人控制了四川政权，大肆迫害進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辗转到了犍为。他向刘伯承介紹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坚决斗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精誠合作，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刘伯承怦然心动，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去实际考察革命形势，考察中国共产党，再决定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貴州、湖南去上海。期間，他们看望了老朋友熊克武。熊克武动员刘伯承到自己的部队来，刘伯承断然拒绝，两人还大吵了一架，从此分道扬镳。到达上海后，刘伯承很快給杨闇公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杨闇公感受到刘伯承的思想进步，非常高兴。

1925年2月，刘伯承同吴玉章坐火車到达北京，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以及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4月，赵世炎介紹自己的老师吴玉章（46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沒有立即隨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继续观察、思考。5月，刘伯承与吴玉章再次返回上海，拜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向他们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加深。

此时，正值“五卅”运动兴起。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殺害中国工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強烈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領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許多商人罢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暴发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罢课、罢市。刘伯承被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所感染，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6月下旬，刘伯承又隨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正巧赶上省港大罢工。刘伯承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半年多來，刘伯承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通过实际考察，认定中国共产党才是“立党为公”、真正地在救国救民的先进组织，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希望所在，于是决定跟共产党走。

7月，刘伯承隨吴玉章返回四川。1926年5月13日，经杨闇公和吴玉章兩人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旧军人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不折不扣地践行“立党为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为了“拯民于水火”，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九次负伤，失去右眼，曾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压腿、伸拉，使有可能截肢而导致终生与拐杖作伴的伤腿恢复如初；运筹帷幄，英勇善战，多次临危受命，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动，使他痛失在延安保育院的长女。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立党为公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无私无畏的坚强信念。正如他失去爱女时对部下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所说：“敌人以为暗杀我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痴心妄想！孩子的惨死对革命也是有贡献的，警告我们永远不能麻痹，只要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刘伯承之所以毫不动摇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是因为他通过深思熟虑、慎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中国共产党将“天下为公”升华为立党为公，将“天下为公”的大公思想升华为共产主义并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这恰恰就是刘伯承苦苦追寻的理想世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因困难和挫折而动摇，不因顺境与和平而躁动，不因一时、一地、一部的小公而彷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邓小平曾经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旗帜。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一旦形成，它就沉积为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内核，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刘伯承就是靠这个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才经受住了革命征途上的种种考验。他出生入死，甘愿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兢兢业业，大公无私，顾全大局；淡薄名利，推功揽过，忍辱负重，真诚地为广大人民服务。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浪，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党的立场，不为金钱、地位所惑，不为人情关系所困，不为敌人的强势和威胁所惧，坚贞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刻下‘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四、公而忘私——践行立党为公不含任何杂念

刘伯承一生只想奉献，从不谈自己的功劳，方显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博大胸怀。他常说：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确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刘伯承就是像牛一样地默默奉献，而又从不张扬自己的功劳，用自己的行为对立党为公做出了诠释。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50诞辰举行“庆寿”活动，以鼓舞敌后军民斗志，应对根据地空前残酷的斗争形势。《新华日报》（华北版）领导派出一名记者前去采访刘伯承，想写一篇刘伯承的略历为庆祝活动之用。记者知道刘师长从不谈个人的事，只要提到他个人就不说话，感到很为难。报社领导说这不只是给刘师长祝寿，还是一次政治发动，通过祝寿进行一次集中、深入的政治教育，学习刘伯承大公无私、坚韧为国的精神，振奋军民斗志，是十分必要的，记者才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任务。

为了能让刘伯承说话，129是政治部的张柯岗被派陪同记者访问。他们两人十分了解刘伯承的性格，估计说不动，就请了参谋长李达敲边鼓，一同来到涉县赤岸村刘伯承驻地。不出所料，刘伯承像往常一样平易、和蔼，对他们两个年轻人十分慈祥，但是心设阵地寸步不退，一口咬定他个人没什么可谈的，如果要说部队建设、理论学习可以考虑。记者不惮繁琐一请再请，刘伯承非常客气，但仍不松口，再次加以拒绝。他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现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在主客相持不下之时，和刘伯承同住一个院子的邓小平政委出来解围，他简要、干脆地说：“师长，我看你还是要谈啊！祝寿是党的决定，没有略历，怎个祝寿嘛！”说完就走，不给刘伯承继续推辞的机会。刘伯承党的组织观念很强，听说祝寿是“党的决定“，只好从命，及时不愿意，行动上还是要服从，而且自己的生日已过，于是才开始谈起自己的人生，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出生谈到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记者根据刘伯承本人的介绍，结合对了解他的战友、亲人的访问，写成《刘将军伯承略历》一文，以129师政治部的名义，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在12月6日的庆祝大会上，邓小平致词说：“今天祝贺你的五十寿辰，应该学习你的好学、谦虚、诚恳、严正的风格，艰苦奋斗、忠实革命的精神，在你引导下，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迎接新中国，走向新社会！”赤岸村周围涉县、黎城等县许多村庄的农民，抬着全猪全羊赶来，既是为刘师长祝寿，也是对子弟兵表示慰劳。

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命令，刘伯承率领的二野部队，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穷追猛打的军事行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部队很快土崩瓦解。12月27日，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一胜利面前，刘伯承坚持一贯的谦虚礼让品德，不抢功，不争利，带领部队在成都城外祝寿3天，等候兄弟部队到达，恭请兄弟部队进城后，才带领部队进城。

革命成功后，刘伯承功成身退，坚持不受总参谋长一职，请求创办军事院校。他深深地知道，我军的高级将领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需要创办一所我党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的指挥才能。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他于1950年11月30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首任院长，不辞劳苦，白手起家，办起了我军第一所培养高级指挥人才的高等军事学院。他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严谨治学，亲自翻译教材、编写大纲、主持专题研究、培训教员，并亲自讲授重点课目，为我军培养了大批能够适应现代战争形势的军事指挥人才。其间，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写道：“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将“革命军事家”改成了“革命军人”。

正当刘伯承致力于建设“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1957年春天，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他被卷入并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反教条主义运动在军事学院进入新的高潮时，进驻学院的国防部工作组向军委写的报告称：“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便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在莫须有的冤屈面前，刘伯承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脑部旧伤复发的病痛，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7月，中央军委召开主要议题为批判教条主义并直接指向刘伯承的扩大会议，他带病出席，被搀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其违心自责、委屈忍让将自己，事实就是、客观公正评价学院工作和别人的检讨，引起全场上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去世后，1986年10月7日，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致此，刘伯承喊冤蒙屈的尘封往事才昭示天下。

立身为公、立党为公、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刘伯承，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他一生征战，功高众望而自奉很薄，谨以“中国布尔什维克为最大的光荣”。对他的这种布尔什维克品质，毛泽东曾称誉为：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侯的共产党人楷模。

（文/开县县委党校高级教师，退休干部，原党校副校长  胡金勇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