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主题研究

张爱玲，本名张煐，她的父亲张志沂为清朝末年著名大臣张佩纶的儿子，母亲黄逸梵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之女，继母孙用蕃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长女。上海沦陷时期，陆续发表《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震动上海文坛。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她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可是一段时间后，胡兰成背叛了她。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目前研究界对于张爱玲小说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局限于对张爱玲小说创作历程的单阶段，或几个阶段进行归纳，而缺乏对张爱玲小说创作历程的整体研究。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可以发现有几个主题始终持续于她的整个创作。本论文按照张爱玲小说主题的分为三大类型，选取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依次进行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主题涵盖了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创作，但并非全部，之所以划分为此三类，是因为它们在张爱玲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重要的位置，共同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要资源。

一、对婚姻悲剧的形象描述

（一）金钱至上型

张爱玲小说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欲望，对金钱的渴望。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促使她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张爱玲自小就是个拜金主义者，她在《童年无忌》中写道：“……一学会‘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个拜金主义者。[1]”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与“钱”直接相关的代表型作品就有《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怨女》，其他诸如《琉璃瓦》、《倾城之恋》、《连环套》等也不同程度涉及到“钱”的重要性。

张爱玲的小说多以婚恋为题材，叙述了一个个情爱的悲剧。张爱玲小说所描述的婚姻大多数一副副黄金、传统的枷锁，婚姻仅仅是女性的“卖身契约”。不少女性为了自己的生存或为了一辈子不至于受穷，把自己的婚姻作为生命天空中惟一的坐标，而把青春作为赌注的一桩婚姻买卖，又以金钱为最终归宿。为了金钱，不惜以婚姻换取生存是女性无奈的选择。《沉香屑——第一炉香》作为张爱玲的处女作，它的发表，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使张爱玲的写作才华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其中的梁太太是一个典型的金钱主义者，为钱下嫁一个老头。

著名的学者夏志清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张爱玲为中国当代最优秀、最著名的女作家,并称《金锁记》是自古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2]。的确，《金锁记》几乎涵盖了张爱玲小说重要的几个的主题：封建的罪恶，变态、罪恶的人性，心酸的婚姻爱情等等，对“金钱”的追求表现得尤其充分。曹七巧本来是乡下开麻油店的小户人家的女儿，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她的愿望也很简单，找一个喜欢她的人生儿育女，只要男人对她多少有一点真心，也还是有幸福可言的。然而，她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包办了她的婚姻，把她嫁给了达官显贵，家财万贯，声名显赫的姜家。在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大背景中，她与姜家二少爷的结合，冥冥中就种下了命运的苦果，注定是一出悲苦、苍凉的结局。

傅雷在中给予《金锁记》以极高的评价，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小说的美感特征。他认为七巧“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的一世和一家。[3]”曹七巧，是堪称张爱玲力作的《金锁记》中所塑造的典型悲剧人物，是一个礼教与金钱杂合而生成的“奴隶”与“怪胎”。曹七巧，这位年轻漂亮、活力四射的“麻油西施”，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她变成了贪婪金钱的魔妇。金钱在她的心目中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可以高于人情，高于一切，为了能够得到金钱，她可以忍受被歧视的命运，苦闷的生活，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她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着金钱，渴望有一天能得到金钱和因此而来的地位。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老太太和二爷死后自己分得得那些家产。七巧的爱欲和性欲被长期压抑无法释放，于是这种欲望统统转化成对金钱的占有欲使她变成了一个敏感多疑的守财奴。分家时，连老太太留给儿子的几件纪念的首饰也不肯放过，当她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后，特别是当她清楚季泽重新找上门来只是为了算计她的财产时，她对所有的男性都绝望了，因而对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她的结论就是：“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外甥曹春熹跟长安的一点儿亲近动作就被七巧骂成是图谋她的钱，为了钱，跟自己一直爱着的季泽撕破了脸。从受害者到害人者，七巧是悲惨的，可怜的，同时又是可憎可恨的。为了金钱，她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变态的心理又使她亲手断送了儿女的幸福，她恨所有人，也使所有人都恨她。正如书中所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4]”。

此外，《倾城之恋》也是一部比较集中表现张爱玲的爱情婚姻观的作品。大家闺秀白流苏，“流苏勾搭上范柳原无非是图他的钱[5]”。《琉璃瓦》中姚先生一方面希望女儿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想成为“皇亲国戚”。启奎与姚先生大女儿本身就没有爱情的基础。这种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金钱的交易。

（二）难成眷属型

在世上有许多相爱的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是和另一个说不上爱的人度过了一生。在《半生缘》中有这样一句话：“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恋，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6]。”《半生缘》中沈世钧和顾曼桢本是两情相悦，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本该有美满的结局。但是，曼桢在懦弱的母亲和自私的曼璐以及佣人的合谋下，被祝鸿才强暴并软禁：而世均在曼璐的误导下单纯地以为她变心，仓皇地与一个自己不爱并且不爱自己的人——翠芝结了婚。曼帧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7]”这句话包括多少悔恨。原本这个幸福是属于她的，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永远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了。

《白玫瑰和红玫瑰》中的振保对王娇蕊具有无可抗拒的身体欲望，对她充满了真情。因为为了实现自己的名誉和理想的生活，他坚决不娶王娇蕊。他和孟烟鹂这段婚姻是他的母亲给他包办的，他说不上孟烟鹂有什么缺点，便同意这桩婚事，这种草率的决定，最终造成了自己和妻子的悲剧结局。振宝在妻子身上感受不到一点激情，在无聊的家庭生活中一点点的消磨自己的生命。孟烟鹂在丈夫的冷漠中从一个矜持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怨妇。

（三）追求名分型

第三类是追求名分而结婚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生活在旧家庭的小姐，她们一无所长，所以只靠婚姻一条路可走，以婚姻来保障自己身份地位的稳固。她们只是为了名分，不是为了爱而结婚的。《鸿鸾禧》是以玉清与大陆操办喜事的过程来贯穿全文的，虽题目是“禧”，但故事实则是“悲”。玉清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常年生活的物质匮乏让她的心中过度压抑，内心充满着自卑，内心变成冷漠。虽然玉清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但她依然逃脱不了在封建思想影响下的，一般女子的宿命。那就是女人要依附在有地位、有金钱的男人身上方能显示自己的价值。在《多少恨》中，夏太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夏太太面对抢自己丈夫的女人不是去跟她讲道理，而是用哭泣来博取同情，她选择了不离婚。“只要你劝他别跟我离婚，虽然我是太太，只要这个名份什么都不管好了！这总不能再说我不对了[8]。”夏太太为了守住名分忍受着丈夫在外面找小妾。对于婚姻的追逐，正是对安稳人生的追求。婚姻是女人生存的保障条件，是女人为了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安稳的生存方式。《小艾》里的席五太太把并不爱自己的丈夫作为自己的“天”。虽然丈夫早已金屋藏娇，而她自己也早已成为家里的摆设，但她还是选择了屈从，忍耐。张爱玲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处于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交织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金钱演化，而且，当时的战争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尤其是女人，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抓住物质的东西。张爱玲对于婚姻的描写是何其可怜，可叹，可悲又可恨。然而是如此真实，带有很明显旧时代色彩的封建婚姻，在她笔下的婚姻大多数是没有爱情可言，仅仅是一种“交易”——物质、欲望和生存的交易。

（四）婚姻悲剧主题探因

张爱玲的婚姻悲剧色彩与她切身的体验有着莫大的关系。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恶习，性格上暴力乖张，张爱玲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张爱玲父母婚姻的失败给幼年的张爱玲很大的影响和打击，使她渐渐对婚姻形成了悲观的态度。

张爱玲出生在官宦世家，但到了她的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型人物。吸鸦片，嫖妓，养姨太太，对张爱玲则很粗暴。此外，张爱玲

母亲是西洋化的女性，自幼就失去了正常的家庭温暖，又耳濡目染了封建大家庭的尔虞我诈。“我们分析一个作家的写作心态,一般都要回溯到童年时期。早年的身世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作家的丰富性体验,特别是童年时代对爱的温暖的体验,成为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9]”我们知道从张爱玲四岁起，便由于母亲的离开，使得她的童年缺失了应有的母爱，在父亲又娶继母以后，便开始在继母、父亲的统治下受尽煎熬。一次由于与继母争执，结果被父亲毒打、监禁中，让她在“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10]”。因此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家在不仅没有丝毫的温馨与甜蜜，而是那么的黑暗、寂寞与荒凉，并散发着腐烂的气息，成为了伴随她一辈子伤痛的记忆。孤独和寂寞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她童年生活的最大情感体验，这驱使着她走向一条内省、敏感、自我封闭的道路。

“如果父母对孩子平常的温情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表露,那么相似的障碍就会产生,每当这种情形出现,在儿童成长中的严重后果就接踵而来,孩子的态度变得固执,也不能恰当地运用爱[11]。”我们知道张爱玲的童年是一个缺乏爱的灰色童年，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她很少感受到人生的温情，也让她对于外部事物充满隔膜和抵触，有机会去认清温情背后的感情虚无和人性黑暗。再加上她的家庭成员大都是冷漠和自私的，比如说张爱玲的姑姑和父亲是一对亲兄妹，但张爱玲的父亲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把自己的妹妹，也就是把张爱玲的姑姑给出卖了，这是张爱玲家族的冷漠自私。这种冷漠自私不仅存在兄妹之间，还存在于夫妻之间，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也是出自名门，嫁到张家来的时候带来了不少陪嫁，张爱玲的父亲对自己的妻子，张爱玲的生母不断地逼迫，要把她的嫁妆全部逼光，把她的钱全部用光。就连在母子和母女之间也是冷漠自私，张爱玲从父亲家逃出来以后住在母亲的公寓里面。后来弟弟张子静来到妈妈这里，跟妈妈说，妈妈，我也要和你住。但张爱玲的的母亲是这样对跟张爱玲的弟弟说的：我要负担你姐姐已经是勉为其难了，而按照离婚协议，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应该都是你父亲承担的，所以我没有能力再养你了，你还是回去吧。就这样，张爱玲的弟弟又夹着这双破报纸包的篮球鞋又回去了。

说起张爱玲婚姻悲剧这个主题，还得谈谈她自身的爱情经历。张爱玲自己本人就是爱情的受伤者。她经历过两个男人，然而他们都带给她伤害。她的第一个丈夫伤了她的心。第二个丈夫在婚前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坚决逼她堕胎。在张爱玲看来，所谓言情，不过在讲一场风花雪月的传奇，无情的言情。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让她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泯灭了，加深了她对描写爱情这个婚姻主题的悲剧。张爱玲和胡兰成，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到最后的分手，是当时上海的一场“传奇”。胡兰成懂她，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不幸的童年，就是因为胡兰成的“懂得”。再加上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人产生特别的感情。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甚至在他被认为是“文化汉奸”时，仍然对他不离不弃。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他在武汉不久，便娶了汉阳医院一个十七岁的护士为妾，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面对胡兰成对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张爱玲表示她对他的爱已经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的伤害，促使了她对爱情的不信任。

后来，张爱玲到了美国，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认识了赖雅，这时已经距认识胡兰成已经整整过去了12年。两人从事文学创作，志趣相投，惺惺相惜。他因她的孤单而伸出友谊的手，她因他的落魄而怜悯同情，于是两人便相爱结婚了。此时的赖雅已65岁，张爱玲才35岁。好景不长，赖雅以前曾有过两次中风的记录，婚后中风更是隔三岔五向他袭来，张爱玲无形中成了他的看护妇。1967年10月赖雅病逝，张爱玲虽然得到了解脱，但精神与体力几乎给掏空了。父母的婚姻的不幸和自己的爱情悲剧，给了张爱玲沉重的精神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观。这些来自感情的悲伤，在她的笔下成了一个个婚姻悲剧。

此外，张爱玲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使她创作这一类悲剧婚姻的原因。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这时的上海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新旧交替的时代。那时候的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是十里洋场。是殖民地色彩非常浓厚的城市，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的汇集所。而张爱玲笔下的那些百无聊赖的少爷、小姐，半新半旧的男女们时代气息相当淡薄，他们恋爱也好，结婚也好，完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多数人并不受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上海是一个开放型的大城市，外来文化首先在这里涌入，所以资产阶级黄金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也是从这里引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是资本主义性。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推动着人们滑入更深的旋涡，走向腐化和堕落。

张爱玲是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她渴望摆脱旧的婚姻观念、婚姻制度，建立西方人道主义文化思想为内涵的新型平等的婚姻关系。然而，在那个时代，婚姻无法摆脱经济这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妇女在那个年代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社会地位低下，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道德要求她们依附男人，而她们的观念也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性。1971年，张爱玲在一次接受专访时说道：她的文学作品都是有据可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中国风雨飘摇，民不聊生，人们随时受到战争和生存的威胁。

二、对封建家庭罪恶的无情暴露

暴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端与罪恶，是二十世纪上半夜中国文学一个经久不衰的重大主题。当然张爱玲也不例外。

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描写了中国封建家庭中温情脉脉的虚伪，将人性中的丑陋与邪恶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看。她描写封建大家庭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甚至是变态的母爱、父爱，亲人之间的彼此报复和嫉恨。张爱玲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继承了《红楼梦》家庭没落的主题，同时又融进了她自己的生活体验。她的小说世界就是有一个个家庭故事构成：既有封建大家庭中的明争暗斗，又有现代小说家子的斤斤计较、互相算计。

（一）批判家庭亲情的冷漠

家庭应该是温馨的，子女应该在家长的关爱中健康成长，家庭成员之间也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但张爱玲的小说描写的家庭关系是冷漠的，很难找到和睦的场景，没有家的爱和温暖可言。由于童年父母温暖亲情的缺失，为她带来巨大的阴影。我们可以从她所描写的家庭图景中窥见其独特的家庭观，她笔下的家庭无色调，家庭成员关系也淡漠。

《花凋》生命的悲凉不仅来自不能逃脱的疾病、死亡，更来自于亲人的冷漠、自私。川嫦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的父母与诸位姐姐都不甚在意她，她们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只把穿过的剩下的东西给她。郑川嫦的父亲是一个整日泡在酒精里的孩尸。她的母亲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魔鬼，怕暴露自己的私房钱，而放任女儿病死。郑先生在川嫦病重时对夫人说的：“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12]”。川嫦的墓志不过是华美的遮羞布，本该温馨舒适的家庭却是灵魂厮杀的残酷战场。每个孤独的灵魂弃儿，在荒野中迷失，为了生存和利益，亲情顶不过股票和私房钱。花终于凋零，冷酷铸就的泥金的小手，终于扼死了人。

在《倾城之恋》中，祖上曾盛极一时的前清翰林白家连年衰败，坐吃山空，家道中落到连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白家六小姐白流苏出阁，白老太为了办一个体面的婚礼，向各房筹钱，老三白良越、老四白良泳两家互相推诿，妯娌之间为了小账斤斤计较，白流苏初感人世冷暖。这里毫无和谐的气氛，亲情的温暖，自私、冷酷、虚伪、亲人之间相互算计。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带着一些家产回到娘家居住，所带的那点家产被哥哥们间接的用完光再无可用之财之后，她开始受尽了他们的冷嘲热讽，他们甚至把她当作耻辱的典范，她的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多余，甚至把她捻出去都嫌浪费工夫。可见，她在娘家中已经丝毫没有地位，这些亲人比陌生人还要可怕。而媒人徐太太的到来给了她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之后在妹妹的相亲会上认识了富家花花公子范柳原，迫于在家中的无奈，于是决定把自己当赌注。她明白了自己身后的不过是一群冷酷无情的家人，在心灰意冷的情景下，她不想再让自己下半身活的这么卑微，逃离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于是决定用自己作为赢取身份、地位的砝码毅然的离开了家，去到了香港。

《半生缘》中曼帧的母亲，在曼帧被姐姐的丈夫奸淫后，拿着暴发户女婿的钱，逃避到遥远的家乡，恶意缺席，甚至临走前都没有想真的要去看一下曼帧。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哥哥曹大年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姜家的残废公子，一心只想的是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被亲生姑母当作诱饵来吸引年轻人，以满足自己变态的虚荣心。微小说《爱》中的女孩生于小康之家，“生得美”，于是，就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后来，她被“几次三番地转卖[13]”的屈辱悲惨一生。她的亲戚由于对她的艳羡，到给她说媒，到后来不惜将她拐卖，一步步地折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张爱玲在这个微小说中，短短的几百字却把亲人之间的嫉妒、自私、冷酷，阴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令人不寒而栗。

（二）对家庭观念的批判

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抨击。《十八春》中的翠芝爱着叔惠，当旧家庭的千金小姐想自由恋爱是不可能的，她与叔惠之间横着深深的鸿沟。表面上，曼璐的陷阱成全了他和叔惠的婚姻。其实不然，世均的父亲因为玩弄过曾为妓女的曼帧的姐姐曼璐。他是不会接受曼帧这个儿媳妇的。曼帧也好，翠芝也好，她们都无法逃离没落的旧思想、旧观念对她们的命运的迫害。

同样，《茉莉香片》的言子夜和冯碧落是相爱的。可是因为门第观念，冯碧落被迫与聂传庆的父亲订婚。本来言子夜告诉冯碧落：他准备出国留学，而她也可断然的决定逃婚。可冯碧落顾及到自家的名声，和言子夜的前途，于是选择了放弃。等言子夜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冯碧落却已经是另嫁他人了。言子夜表面上看他似乎是摆脱了封建礼教，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他还是不能忘记他曾经所接受过的属于中国传统的东西。如：仍然穿着旧时代的长袍，仍然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有着眷恋的。

《创世纪》写的是匡家三代人的生活，匡家已经不是“创世纪”，而是“末世”。匡老太爷的遗产早已败光，靠着老妻的陪嫁度日，大半辈子生活在紫薇的压抑之下，但又无能力反抗。 张爱玲的《鸿鸾禧》玉清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常年生活的物质匮乏让她的心中过度压抑，内心充满着自卑，身体变得瘦弱，内心变成冷漠。当玉清从常来压抑与贫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时，她发了疯似的用金钱来满足自己的物欲，虽然玉清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但她依然逃脱不了在封建思想影响下的，一般女子的宿命。那就是不能离开丈夫独自获得物质满足的生活 。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观念也是是张爱玲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一问题却被刻划得入木三分。《怨女》就是一例。银娣为儿子玉熹娶妻，从自己的喜好出发，从家庭利益出发，操纵着儿子的婚姻大权。为了安抚儿子，竟然在婚前就应允以后让她纳妾。这种旧式婚姻必将导致悲剧；玉熹婚后纳妾嫖娼，妻子抑郁成疾，加上被婆婆有意折磨，不久离开人世。这些小说对旧式封建观念的批判主题得到有力的体现。

张爱玲的小说多半发生在守旧的公馆和弄堂内，故事的展开也主要围绕在“家”的氛围之中。《金锁记》的姜公馆，这也曾经显赫富有的旧式家庭，姜家成员众多，然而勾心斗角，媳妇们设法在婆婆面前争宠，为了多分一点遗产，不惜放弃脸面，哭闹撒泼。姜家日渐衰落，但他们仍然无法舍弃旧的生活方式。七巧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

张爱玲对封建家庭是充满不满的。虽然她出身在满清贵族家庭里，但遗憾的是张爱玲从没有感受到家族显赫，成长在遗老遗少的家族衰落中。她的父亲身上就聚满了满清遗少的全部生活方式的癖好，诸如抽大烟、逛妓院；她的父亲挥霍祖业，不务正

业，坐吃空山，赌博、嫖妓吸毒。因此，她的小说中带着对这些封建遗少们的讨厌和排斥。张爱玲对传统观念的批判，除了与她自身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但一个作家的成长与创作，是离不开她对文学传统的借鉴与继承。古往今来，几乎每个作家都是在吸取前人养料中创新与超越的。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张爱玲对传统家族的批判也与自身的文学基础是有关的。张爱玲的父亲虽是个封建遗少，但是旧学功底好，历史知识丰富，他曾将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这部书的时代背景，家庭情况，书中的主要人物详细地分析给女儿听。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谈到自己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一些感想，进而写道：“这两本书（指《红楼梦》与《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14]”。 的确，我们完全可以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咀嚼出《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味道。

三、对丑恶人性的丰富展示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作家，她执着于普通人生中探索人性的真相，对人的真实生存境况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张爱玲的小说中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面，描写了各种变态扭曲的心理，矛盾的情结、分裂的人格。米兰•昆德拉页曾说过，小说如果放弃了对人性的探讨，那就是小说的死亡。

（一）亲情的千疮百孔

在对丑恶人性的展示中，《金锁记》是张爱玲作品中最典型的一部。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探讨上。小说中的女主角曹七巧因为想拥有财富而甘愿嫁给长期瘫痪的姜家二少爷。为了金钱，她忍受着刻骨铭心的情欲的折磨。“多少回了，为了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齿根都酸楚了。[15]”时光流逝，镜中的人老了十年，曹七巧的苦也终于熬到了头，她名正言顺地得到了一份家产，满足了她梦寐以求得黄金欲。当风流少爷——季泽跑到她家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感到的是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她转念一想，认为季泽是在哄她，想要她的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甚至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她控制着儿子，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儿媳妇芝寿，扶正了娟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和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走走[16]”。她对女儿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活活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曹七巧因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回又以封杀别人和自己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

欲缺失的补偿。

长安到了快三十岁，七巧见没有人来提亲，她女儿注定要做老姑娘时，就又换了一种论调说长安“自己长得不好，嫁不掉，还怨我做娘的耽搁了她[17]”。后来在长安的堂妹长馨的帮助下，背着七巧，长安认识了一位留学生童世舫，双方都满足后，婶婶兰仙出面替长安做媒。曹七巧初听见，倒也欣然，订婚后见女儿时时带着幸福的微笑，她就嫉妒了，冷言冷语骂长安“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了姜家的门，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叫人心寒[18]”。见女儿并不计较，还努力戒烟，就挖苦、谩骂死不要脸，急于嫁人，“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19]？”

《金锁记》不仅写出了命运的多舛，生活的悲苦，还道出了时代的无奈，女性的悲哀：曹七巧，这位年轻漂亮、活力四射的“麻油西施”，为生计嫁给患骨痨的丈夫做偏房，结果是走进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堡垒——姜公馆，跌入了万丈的人生深渊，开始过着压抑的人生。更令她感到窒息的是，姜公馆里谁都可以轻视她，瞧不起她，连个丫头也敢对她冷嘲热讽，她用青春换来的二奶奶的尊严，已是荡然无存。更值得一提的是作品《金锁记》还写了人的情欲在命运的捉弄，生活的无奈之中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以及这种变态性格酿造的几代人的畸形命运。再加上封建礼教对她人性的压抑，这场礼教的浓霜使得她不得不强压自己的情欲之火，使得自己那开始喷薄的火山，也开始熄灭。此后，她冷酷了，尖酸刻薄了，开始了她的报复之旅。是封建礼教对人性压抑，对爱情的禁锢，使得情欲这块矿石在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下，铸造出这样的一个殉葬品，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曹七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变态和人性变异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一个鞭笞情欲，贪婪物欲的魔妇，塑造成了一只关在笼中受伤的野兽，塑成了一个放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的血淋淋的祭品！《金锁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张爱玲将人性的荒诞与苍凉诠释到了极致。

《茉莉香片》也展示了一个人性扭曲、畸形，变态的富家弟子聂传庆的心理历程。聂传庆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在没有父爱的环境里，造就了他扭曲的性格。他确实活得很不幸，活的很压抑。在家，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后母更是鄙薄虐待他，使仇父恋母情结在其心中滋长，对异性产生偏执仇妒心理。他变得自卑、猜忌、冷淡、自私。精神失衡，心理裂变，人性扭曲，自我意识错乱，欲罢不能的心理预演欲烈。在故事的结尾，聂传庆积累在心中的怨气火山似的爆发，他无情的用脚摧残着丹朱，流露的是残忍与邪恶。和他懦弱的性格完全不符合。这种转变只因为性格的扭曲与压抑，无法发泄所导致的恶果。《倾城之恋》白公馆的人们，《半生缘》曼帧和曼璐互相倾轧的手足，在张爱玲笔下亲情在金钱和私利面前不堪一击，家庭不是温馨的港湾，简直是互相斗法的战场。张爱玲在《私语》曾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20]”可见，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张爱玲这种人性观。

（二）爱情的自私软弱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威龙，是女性为了追求异性的爱而将自己毁灭的一个典型悲剧。她深爱着乔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她身上，而乔其却只是玩弄她的感情，使她丧失了对人生，对异性的自信，她牺牲了人格和尊严，自愿沦为“高级娼妓”自贱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了健康的爱情。长大后，她肆意地和父亲调情，或借用龚海立来刺激父亲，最后还试图借用绫卿母亲的力量来成全她自己——这样的女孩子多少有点阴险，并带着点心理的变态。她是这样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那里还有人心那-----你是禽兽！---你看不起我！[21]”。无论作为父亲还是情人，父亲许峰仪都是自私、不负责任的——不只对小寒，对他的妻子、情人亦是如此。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却毫无理性地无将这份本应给予妻子的爱莫名地转嫁到女儿身上，无视妻子的存在并最终遗弃了她。他也不爱段绫卿，段绫卿只是小寒的替代品而已，他不能给她一个家、一个名份。三个女人间夹杂的唯一男性许峰仪，根本无力与真实的自己取得认同，他不断的回避和情感转移不仅造成了三个女人的悲剧，也透露出自己人格的懦弱和人性的自私。相比小寒的自私与心计，许峰仪更残忍，更自私，且多了虚伪。《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振保表面看来是一个对待朋友热心，周到，义气。然而，他始终在情和理之间犹豫，徘徊，挣扎着。男人的心总是骚动的，永远不会把心在一个女人身上逗留，男人可能从未爱过。当红玫瑰为他舍弃一切准备和他浪迹天涯的时候，出身寒微的佟振保背弃了自己爱的诺言，因为“他所有的一点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么舍得轻易由它风流云散呢”。

张爱玲在描写人性的时候，多描写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她表示“我写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存在[22]。” 张爱玲的小说大部分中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面，描写了各种变态扭曲的心理，矛盾的情结、分裂的人格。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衰败和家庭败落的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构成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一个背景，一个五彩缤纷的舞台，舞台上演的主题只有一个，张爱玲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沈庆利在论文《“巫女”的眼光——论张爱玲对人类本性的探索》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张爱玲的小说尽管有多种主题，但对人性的关注和探索始终是她的最高命意。张爱玲用自己的笔几乎触及人性深处所有的隐秘的角落，书写她对脆弱人性的深邃洞察[23]。”

张爱玲小说充满了这些苍凉与悲哀的悲剧意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人生生存处境特别是女性的可悲生存处境的感知与体认，她以多思善感而悲悯的文学气质，以热闹而入世的人生态度审视着世间的一切，对乱世中的悲情投入深切的关注与同情。它浓缩着作者对人性的剖析，特别是对人世的洞悉，体现了张爱玲对生命对人世的一种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她对人性的洞察和对人生永恒悲剧性的深刻认知，传达出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她对乱世中芸芸众生的悲剧生存境遇，投入了深切的同情与悲悯，形成了“苍凉美”的悲剧基调，她在小说中把软弱的凡人们的生活欲望、生命意志和生存本性，作为为悲剧的最终根源，这种个体生存悲剧所呈现出的苍凉美而非悲壮美的美感特征，表现了张爱玲承续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意向。

此外，张爱玲对人性丑恶的揭露，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的影响。她的母亲喜好西方文化，再加上张爱玲曾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学如毛姆、威尔斯、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世界出现的精神危机有着深刻的洞察，现代派的作品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情绪。张爱玲就自觉接受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情欲、性欲论调，并以此来解释人生的饥渴和挫折，对扭曲的时代和病态的社会进行强力批判和暴露。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刘再复.张爱玲与夏志清的小说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35-36.

[3]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1945年5月《万象》杂志.

[4][10][15][16][17][18][19]张爱玲.金锁记[A]张爱玲文集[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5]张爱玲.倾城之恋[A]张爱玲文集第三卷[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6][7] 张爱玲.半生缘[A]张爱玲文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8]张爱玲.多少恨[A].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1]余斌.《张爱玲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12]张爱玲著.《花凋》.张爱玲小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

[13]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4]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编者：于青、金宏达.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

[20]张爱玲.《私语》.第206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

[21]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文艺十月出版社.2009.

[22]张爱玲.《我看苏青》.选自《张爱玲作品集——余韵》花城出版社，第64页.

[23]沈庆利.“巫女”的眼光——论张爱玲对人类本性的探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致 谢

行文至此，我的这篇论文也快接近尾声了。岁月如梭，我四年的大学时光也即将敲响结束的钟声，这让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从开始选题到顺利论文完成，论文的写作与修改如在迷宫中行走，不知道迷宫是否有出口，甚至也想要放弃。在此，我向热心帮助过我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曾遇到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是专业上的问题，有的是论文格式上的问题。感谢在论文写作和修改期间始终对我报以宽容、耐心的何世龙老师，使我的论文可以顺利的的完成。何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人和蔼可亲，从论文的选题、大纲制定到论文撰写、终稿的完成，导师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一直耐心教导，促使我在论文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何老师扎实稳健的治学风格、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引导我不断开阔思路，鼓励我大胆的创新，使我在这一段宝贵的毕业时光中，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和锻炼了心态，又培养了良好的实事求是的习惯。

最后，再一次向关心和帮助我完成此篇论文的何世龙指导教授和提供我论文建议的答辩小组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为我们营造的浓郁学术氛围，以及学习指导与监督上的无私帮助!

高乃英

201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