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珩：在新闻与历史之间

--------读陶菊隐先生《记者生活30年》的随感

蔡珩

这是份研究历史的一手资料,通过一名敏锐而富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视角来观察民国重大事件是再贴切不过了：北洋军阀的自私腐败，国民党的言论控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惨无人道尽收眼底。而本书的作者陶菊隐先生的命运其实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缩影，虽然很想安定下来，但却因时代动乱所迫不得不四处漂泊；虽然有时会寄人篱下，但心中却也爱憎分明；虽然对军阀国民党统治不满，但在面临中华民族危急时一定同仇敌忾，共渡危难。

乱世与新闻自由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在近代这个本能够借机奋起的中国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民们还维持着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小群人为了权力还在不休止地争斗。在最高舞台那些烜赫一时的人真的像走马灯一样：段祺瑞、曹锟、张宗昌、谭延闿、吴佩孚、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南征北战，波谲诡云的合纵连横，好容易盼到能有正气作风的国军北伐连克数敌，欲统一中华时,最终还是以汪蒋分裂收尾。而其后的蒋桂之争、中原大战其惨烈程度更是甚于前者数倍。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到底发生过什么？辛亥革命后的乱世是一段难以弥补的伤痕，我们追求的“独立”与“自由”最终成了“军阀的独立”与“战争的自由”。

我想，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坍塌带来的是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危机。缺少了制衡和约束，军阀们都想成王称霸当皇帝，“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他们承担代价的还是贫苦的人民大众们。而又因为革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不少的“革命者”也借之名义争名逐利，假公济私，最终也蜕变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而在这乱世，似乎唯一能对他们进行一点约束的也只有报纸了。记者们以其敏锐的视角将使自己的所见所闻见诸报端，而由于形势混乱，军阀们也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只能在被刺痛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动手，并且这样更还会受到无数的责骂。难怪最后国民党言论的控制逐步加强，“设置新闻检查所”，垄断国内社会新闻，到最后甚至不惜暗杀爱国报人史量才肯罢手。

不过ｃｃ系纵然千万独裁，但我们在评价历史功过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仅仅靠一腔革命的热情恐怕很难打倒北洋军阀，有的时候见不得人的权谋要术也必兼有之，假如当时报业也“群雄割据”，那么国民党便要抽出一大部分精力来应对舆论，这显然对统一不利，况且那时中国北洋军阀们的势力已经式微，倘若统一不久的中国仍然继续着人心涣散，舆论对政府谩骂和不信任成风（而且显然有这种趋势），民族的凝聚力也无从谈起了。我想目前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基于此种考虑。就好比如果媒体们在新疆“七·五”事件之后仍然不停地公布维人打砸桥烧录像与一些汉人报复的镜头就很有可能使得两族的矛盾加深。假使没有舆论的正确引导的话，那么结果简直难以想象。

“怀疑”与”同情”的历史认知

但是还是要提的是，也许是处于回忆录完成的年代在解放以后，陶先生的观点也略显偏颇。比如在写康有为的时候，将他描绘成一个人格小气，软弱而摇摆不定的伪君子，但其中并没有提及康所论述的进步观点以及为推动立宪做的努力，而是将面临危难时的躲藏与之后支持张勋复辟不断重复并看作是为一己之私而与人民为敌，这显然不甚恰当的。再比如在描写北洋军阀的时候，对吴佩孚的描述可谓负面到家：甚至是到了对这位吴大帅宁死不与日寇合作，最终不屈而亡的时候，仍以“他早年沽名钓誉，后来妄图以北洋百的武力征服全国”而得出为他立碑是不值得的否定结论。其实在吴的早年他曾经支持过五四运动，并且宣称“不出洋，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他不仅说到了，而且还确实做到了（即使是在最最失势落魄的时候）。仅仅以他的一些“非进步性”而抹煞一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岳飞因为不利于中华民族团结而不是英雄人物，林则徐因维护封建统治就是反动势力的刽子手呢？

其实每每到了对历史人物下定义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力感，究竟哪些事情真正能代表他？那些是定义为错误？那些是定义为罪孽？站在现在的社会角度领导阶层是一个立场，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许就有另一番认识。看过这本书以后体会更得加贴切。陶先生的观点很明确，是非曲直一看便知，可如果真的用“怀疑一切”的精神和“温情与敬意”的眼光来看的话又变得难辨真假。但无论如何陶先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爱国精神，他的历史叙事虽然是“一家之言”，却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思考历史，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详细的记录更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正所谓“昨天的新闻史今天的历史”，而这也正是记者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