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焰军:“打铁还需自身硬”—解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戴焰军   创建时间：2015-05-22

今天，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论述，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学习体会和认识。“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的三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构成了当前“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从领导、组织、政治上讲，全面从严治党起到的是保证作用。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四个全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中，又具备一个比较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意义。为什么现在要提全面从严治党。第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全面从严治党，主要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第三，全面从严治党的途径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把工作做得更好。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

首先，来谈一谈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为什么要提倡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理解，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证条件；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党自身发展历史经验的一个必然结论；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紧迫任务。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总体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证。那么“四个全面”相互间是什么关系？就“四个全面”的内容来讲，无论是建成小康社会也好，改革也好，依法治国也好，治党也好，都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但是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总体部署的确是今天提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它新在哪？为什么今天要提“四个全面”？四者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和历史既定关系呢？

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期间，在和田中角荣谈话时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构想。小平同志讲的小康，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经济指标，或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8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时讲的人均800美元的小康，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了。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大所讲，回过头来看，我们实现的小康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康，一是不够全面。所谓不全面，就是虽然人均达到了800美元，但它是人均值，可能有些人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但是大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存在这种不均衡、不平衡，所以这个小康是一个不平衡的小康。二是不平衡。我们在经济上虽然达到了人均800美元，但是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各方面，并没有跟经济发展同步提升。比如生态，可能还不如前些年了；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社会分配公正的问题等，大量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就不是我们所要的小康了，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实现小康。这个全面，一方面是能够覆盖十几亿人口，让大家共同富裕的小康；第二个方面是能够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同步发展、相互协调的小康。

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放在了2020年，也就是本世纪前20年要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小康，首先，我们要转变发展理念，不能仅仅把发展放在经济指标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贯彻，在提出来十年后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它起到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很多地方讲的是科学发展观，但事实上做的并不是科学发展观，并不是按科学发展观去发展。问题出在哪呢？其实，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比如，要解决社会公众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到分配制度的问题；要解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就涉及到文化体制的问题；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只从发展的角度着手，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它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发展到一定时期往往就容易受到体制框架的约束，所以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通过改革为发展铺平道路、扫除障碍，才能有进一步更好地发展。有人说我们一直都在改革，中国30多年来不是一直在讲改革吗？为什么没有解决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呢？原因就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本身所面临的问题也在变化。

中国最早的改革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改，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实现大包干，是一块一块地来。但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抓住一块就能推进了，因为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实际上讲的就是改革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它涉及到大量的深层次问题。现在改革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强，改了这方面马上就会涉及到另一方面。比如说现在的改革，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要发挥作用势必意味着政府要放权，而政府放权势必意味着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意味着机构要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三中全会将改革的总目标定位在“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实际上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向现代化迈进；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就会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管理人员、管理部门、管理水平能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归结到一起，就形成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因为单方面突进改革措施已经不能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了。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改革？如今的改革跟改革初期不一样，改革初期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当时的宪法是在文革时期修改的，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可能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他说违反宪法，把宪法修改一下就行了。小平同志的破冰之举告诉我们，可能改革的很多东西跟法本身是不相融的，因为法是过去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改革，然后再修改法。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在先改革再修改法的状态，那不就乱套了吗？特别是在今天，一边形成法治，一边改革，自己违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改革要拿什么作保证？按什么规则改革？改革中涉及的很多问题，要按照什么规则来处理？

比如，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没有法治为民主作保障，是会搞乱的。无论南美也好，非洲也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搞民主，搞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搞乱了。所以邓小平早就提出民主必须跟法治统一起来，必须以法治作保障。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一样，比如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没有法，要靠什么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样一来，法治问题就必然会被提出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谈民主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基本治国方略。但是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的法治，到现在我们的法治并没能如我们所愿真正为改革、为发展起到完全的保证作用呢？为什么现实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等现象屡屡发生呢？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体系。

在人大会议上，吴邦国曾经宣布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时理论界还有一些争议，因为邓小平同志当时讲，在下个世纪的前十年，我们一定要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到十年了，人大宣布，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体系，为什么法律依然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在现实中还会出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情况？从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治问题，绝不仅仅是有几个法律条文就是法治，或是有几个明确的法规就叫法治。这涉及到以什么条件来保证法的贯彻，保证法在执行中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以及执法的政府机构、官员、干部等的素质问题，法律意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法能不能得到执行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可以看出，要推进法治，真正让法治为改革，为保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加强法治的目标。这样一来，改革和法治就成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叫“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讲的一是动力，因为改革要为建成小康社会开辟道路，要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障碍；二是法治，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小康社会的实现。但是随着现实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法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要人去做的，所以人的状况怎么样直接决定着工作的效率。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能力，党的干部的整体状况，队伍建设状况，党的作风等，都直接关乎前面这些任务的完成。那么如何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条件落到实处？首先，就要从治党入手，也就是要全面治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治国必先治党，强调治党必须从严。那么今天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治党呢？因为如今在党的自身治理、自身建设中，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党建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关联度越来越强，因此解决党的建设问题也必须坚持全面入手，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历史上，我们解决党的自身问题是比较单纯的。比如遵义会议是解决党内问题，延安整风也是解决党内问题，确切地说延安整风解决的是党内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教条主义。当时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比较单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或者说是思想方式问题。现在有些问题跟那时候不一样，仅仅通过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比如，反腐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道德水平，要有道德底线。其次，整体上讲，要有一个良好的党风作为基础，如果作风出了问题，反腐败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再次，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边，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另外，在选拔干部方面，要有好的制度，好的方式，好的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管理，教育干部是组织建设的问题，要从综合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必须顶层设计，光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一个抓一个”，是抓不完的，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党的建设问题，在各方面的关联度也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提出治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的治党理念了，我们叫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他三个全面的保证。因为改革也好，治国也好，建成小康也好，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干，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党员率领群众去干，党能不能治理好，直接关乎这几个方面能不能实现。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另外三个全面的保证，同时又是四个全面的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必然要求。多年来，通过不断探索、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到，党在今天的确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把这些问题做了各种各样的概括，其中“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做得最集中的一个概况。四个考验包括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所有这些考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取决于我们党。

四个危险，包括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理出大批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男女老少，犯错误的途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但是有一点可能是一样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执政党，我们是掌权的。1957年，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今天看来，哪个组织的干部最有资格犯错误，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最有资格犯大错误，因为你手里掌握着权。所以解决考验的问题、危险的问题，归结起来只能从我们党内解决，只能从我们治党的角度来讲，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我们党内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必然要求。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我们党历史经验的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已经有90多年历史了，在这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严治党。我们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能走到今天，这恐怕也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以纪律严明着称一世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而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什么呢？因为苏共夺权要面对的是当时的执政者，一个远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没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形不成凝聚力，没办法跟对手作战，所以列宁突出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为夺取政权我们党奋斗了28年，这在世界政党史上都是没有的。相比列宁当年领导苏共夺取政权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苏共走的是城市暴动的路线，我们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这28年中我们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使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特点更为明显，那就是我们有着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

第二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的党内生活。党内生活的政治性、严肃性、战斗性，是我们又一个传统。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早在革命时期我们就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执政以后，我们还犯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带有全局性的错误。但是，我们不是靠外部力量来纠正错误的，我们是靠自己纠正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自己纠正自己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生活。通过党内思想斗争，通过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进行正常的党内生活来认识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能一次一次地站起来。如果一个党内部没有这种自我纠错机制的话，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没有恢复机能一样，那就麻烦了。一个党内部没有这种自我恢复机能是很危险的。那么自我恢复要靠什么呢？就是要靠党内生活，这是我们的传统。

第三个经验就是我们党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讲“干部带头，官民平等”。我记得张学良当年拿国民党和共产党比较，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为什么呢？他说共产党有三个长项是国民党没有的。一，共产党有信仰，国民党没有；二，共产党有基层组织，国民党没有；三，共产党讲“官兵平等”，国民党不讲。共产党讲“官兵平等，干部带头”，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有一次，一位教党史的同志给一波老干部讲党历史上怎么有战斗力，怎么能战斗，我们的军队怎么勇敢，讲了很多的理由。其中有一个老干部讲，他说其实你讲的那些，归结起来很简单，我是参加过那个时候的战斗的，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比国民党打得好呢？就是因为每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而国民党在最危险的时候，当官的总是拿着枪在后边压阵，所以他打不过我们，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今天在党的作风建设，在各方面，恐怕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关系。

第四个经验就是反腐败。其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有过反腐败的斗争，早在苏区的时候，党内就专门制定了关于反贪污方面的惩治条例。在延安像黄克功案、肖玉壁案，都是非常典型的。黄克功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肖玉壁，据说身上受过80多处伤，有人称他为”体无完肤的老干部”，但是犯了法该怎么处理就得怎么处理。解放以后，刘青山案、张子善案，都很能说明问题。据有关资料讲，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生时，正值共产党刚刚进城，很多干部在农村时没看过灯红酒绿，面对新的环境，很多人都被卷进去了，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大大小小的案件，光上海就有几万起。如果这股风在当时刹不住的话，共产党是很难站住脚，很难维持自己政权的。所以，在反腐问题上我们非常坚决。当时毛主席可以说是挥泪斩马谡，因为这些人也是有功之臣，但是犯了错是不能留情的，毛主席讲，我们杀两个人是为了救20个、200个、2000个。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能站得住，就是因为它有这些好的经验、好的传统，就是因为从严治党是党的一贯作风。新形势下总结历史经验，依然要从严治党。因为今天的很多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发展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紧迫任务。可能党外有些同志会讲，中国共产党怎么能站在自己执政地位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不奇怪，世界上没有一个党不是在自己执政地位考虑问题的，要不然西方那些党，为了竞选一个执政地位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执政吗？政党本身就是为了执政而存在的政治组织，这是政党跟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的本质区别。凡是政党，都是为政权而存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考虑自己的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总结会上讲党的建设工作时，讲到现在有些领导不知道抓党建，如果不抓党建，经济搞上去了，党却垮了，那些工作又有什么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讲，不抓党建，在中国当今的政治环境下，在中国当今的国情下，其他工作肯定也搞不好。腐败不治，党的作风等问题不解决，其他工作怎么搞的好呢？不可能搞好，因为这些工作都是需要人去做的。如果今天，党的很多问题还不下决心解决，威胁到执政地位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有一个同志在一个研讨会上聊起来，他跟谷俊山在一起共事了11年，他所看到的谷俊山的一些所作所为，让人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党内怎么能有这样的高级干部？我们的军队中怎么能有这样的高级干部？很难想象他能做出这样荒唐的事，而且这样荒唐的事竟然可以在那种环境下大摇大摆地去做,你看到了什么程度。如果现在的很多问题再不解决，恐怕党失去民心，恐怕党完全失去自己的战斗力已经为期不远。所以有人讲，现在我们从严治党已经晚了十年了，如果再不整治就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因为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从这一点上来讲，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本身也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非常紧迫的任务。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来，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任务，党建任务分很多方面，更何况今天我们讲的党建是一个大范围的党建，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党群关系建设等，范围很广。那么加强党建主要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一些问题，我按照自己的认识做了一个归纳，我觉得突出的贡献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任务

重点任务，首先就是干部问题。第一，从严治党关键要从严治理，关键要解决好干部队伍问题。邓小平同志当年曾经判断，中国将来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上。当年他跟金日成谈话讲过，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内不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美国人拿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说共产党要出问题就出在干部身上。那么反推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在整体上不出问题，我们党是出不了大问题的。因为其他人是要干部去带的，我们现在建设的不是一般的党，我们现在建设的叫执政党，执政是什么意思？执政就是掌权，不是说我们这8600多万党员都在同一个水平上参与执政，执政是干部在执政，是执政骨干在执政，掌权是干部队伍，不是每一个普通的党员在执政。执政绩效怎么样，执政能不能让老百姓满意，主要取决于干部队伍，所以说从严治党关键是要先解决好干部的问题。

干部队伍建设是一个很系统的、庞大的工程，从干部标准的提出，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的管理、教育、考核、评价，干部选拔任务的责任与追究等等，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习总书记在不同的讲话中从不同的方面强调干部问题，包括干部的教育问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干部的担当意识问题，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问题，干部选拔任用以后责任的追究问题等。在不同的讲话中，从不同的层面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干部的选拔任务首先是一个标准问题，就是我们要按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干部。习总书记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三严三实”，“四有”等等。“好干部的五条标准”首先强调就是信念坚定，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干部的理想信念呢？首先是因为理想信念对我们党整体上非常重要。我们党现在拥有8600多万党员，8600多万是个什么概念？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是一个超大的党。抛开8000万不说，单把600万拿出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最大的党。8600万如果放在西方就是一个大国的人口总数，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数也就七八千万，我们光党员就8600万。但是一个党不是党的规模越大、人数越多，就一定越有战斗力。有一次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特别举到一个例子，苏共二三十万党员的时候能夺取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苏联之所以能顶得住德国人的侵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有苏共这样的领导核心，打不垮。德国人把斯大林格勒占了一半，包括工厂，前边占了一半，后边拖拉机厂就生产坦克，开出去直接上战场，把列宁格勒围了三年就是拿不下来，就是因为苏联当时有苏共这样一个领导核心，有这种凝聚力，当时苏共有200万党员。苏共垮台的最后一年，党员数量最高发展到了1900万，政变前的那一年大概有400多万党员退党，剩下1500多万。人数最高时有1900万党员，大约比夺权的时候增加了100倍，党员数量虽然增加了100倍，党却把当年夺得的政权丢了，而且丢得莫名其妙又很平静，人家没费一枪一弹就把政权拿走了，而且还把党搞垮了。所以党不一定是队伍越壮大越有力量，关键是看党员本身有没有信念，党本身有没有凝聚力。中国大不大？清朝时期我们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像荷兰这样的西方弹丸之国都可以割你一块领土，因为你是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打不过人家。共产党要有凝聚力靠什么？在任何时候，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追求都是非常需要的。几千万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追求，你想干这个，他想追那个，最后怎么能有力量？所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对党来讲都是必要的。还有就是党员个体的动力，做事时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党员个体要有定力，面对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定力。

目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这就需要党员要有相当的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他说我们现在有些干部、有些党员缺钙，得了软骨病，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考验，实际上就是没有这样的定力。信念实际上是定力的基础。前两年，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在重新装修、布展以后开馆时，从北京请了一些同志、专家，还有一些老干部的子弟参加开馆仪式，当时像董必武的儿子、王若飞的儿子都去参加了开馆仪式。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他姓谢，他父亲当年就在红岩村和周总理他们一块工作，他的父亲原来在上海工作时，就是给共产党管经济，管帐的。后来，国民党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苏区，谢老跟中央失去了联系，可手里还拿着这么多钱怎么办？他就把这些钱打包起来，从上海一路乞讨到苏区，最后把钱一分不少得交给了组织。说老实话，那些钱随便拿出来一点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他一分都没有拿，靠乞讨从上海到苏区，他是靠什么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我想就是信念，是对自己的事业最终必然成功的一种信念。信念，越是在特殊时期越能显出它的作用，所以习总书记一再提倡干部的信念问题、理想问题。

另外，习总书记强调，一个干部要敢于担当。这个敢于担当我理解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作中要敢于担当。工作中有责任、风险，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比如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改革开放，很多事没有现成的经验，就要靠探索。这中间肯定是有风险的，所以习总书记强调，干部要敢于担当。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担当工作就没办法干了，当然这个敢于担当我理解，也是一种制度要求，就是我们的制度也要更为健全完善，从而保护干部的担当精神。因为担当是有风险的，比如干部在工作中真正是出于公心，真正是为了工作去探索，那么犯了错误应该是被允许的，应该给他这样的机会，干部制度应该留有这样的空间。敢于担当也是党内问题。对于党内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干部要有担当精神。比如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处理党内矛盾的有利武器，但是批评是要得罪人的，特别是有一些度量小的人，你批评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遇到事情就想给你穿小鞋。所以批评别人是要得罪人的，那么敢不敢担当？现在有时候党内批评工作开展不起来，有同志讲现在“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了。所以党内提倡干部要敢于担当非常重要，干部要忠诚，要干净，要担当。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体现在干部的工作中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勤政务实是执政的要求，不能惰政、怠政，那是执不好政的。清政廉洁是对掌权的要求，执政就是掌权，权力是个好东西，我们党28年革命不就是为了权吗？权是什么？权就是资源的调配机会，有了权就可以调配相应的资源。但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会出来，就是有权就面临着考验，因为你可以调配资源谋公，也可以调配资源谋私，所以就要面临选择，面临考验，对干部来讲清政廉洁就成为执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标准都是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的。

关于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的管理，干部选拔任用或者责任追究等等，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加以谴责，指出要如何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管理教育制度。干部制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管理干部，管理干部手中的权力；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干部。现在有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相应的制度健全的话，他可能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制度在这方面没能更好地发挥出保护干部的作用，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科学的干部制度，这才是从严治理最终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从严治党要严在作风上。党的作风实际上是党性的外部表现，直接关乎党的形象。党性是内在的东西，老百姓如何衡量一个党？如何判断一个党呢？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看政策，二是看作风，党的政策直接跟老百姓的利益相关。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变不了，否则老百姓不会答应，因为当时农村大包干等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给老百姓带来了利益,带来了实惠，老百姓自然就拥护你，所以老百姓拥护一个党首先就是看政策，其次是作风。所谓作风就是党员干部、党组织的做派、所作所为，老百姓根据这个判断一个党，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问题。

习总书记还强调，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作风涉及到方方面面，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等各个方面的作风，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十八大以后党风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央带头，八项规定。我们到哪去上课也好，吃饭也好，人家都讲最近我们有八项规定，可见八项规定已经在最基层社会发挥作用。其实八项规定的内容很清楚，它不是对一般干部做的规定，而是对政治局委员做的规定。但是为什么管全党呢？就是中央带头。习近平总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央带头，下边基层都知道该怎么干，十六条规定，十二条规定，各种各样的规定全出来了，这就是领导带头抓作风的作用。前些年，我们其实也搞了很多先进教育、创先争优，有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这一次这么声势浩大，也没有这一次这么见效，原因就是那个是在基层，而这次是从中央最高层做起。所以领导干部带头改变作风是作风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习总书记强调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这是在群众路线教育总结会上讲到的问题，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呢？ “四风”就是我们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主要有这几个特点。

第一，一般来讲，“四风”很难在规章制度里边找到对应的措施来解决，或者很难给它上纲上线。比如，有的领导平常爱搞形式主义，但是在党章、党规、党法里边没有一条是可以对应约束他的，官僚主义其实也是这样。官僚主义有不同的表示形式，推诿、扯皮是官僚主义，摆官架子是官僚主义，有些领导见了群众不搭腔，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这些表现也很难给他上纲上线，在党规党法里边没有非常绝对的界限。正因为没有界限，所以平常不容易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脑子中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四风”问题是执政党最容易犯的问题。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那么严重的“四风”问题，为什么呢？没那个条件。形式主义搞得最典型的，比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路边工程，这是形式主义搞得最典型的，劳民伤财。但是那个时候不行，今天是修高楼大厦才有形象工程的，那时候我们整天被人家追得在山沟里边挖战壕、修工事，哪敢搞形式主义，那时候没有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执政才有官，没执政的时候我们算不上官，那时候我们的干部官越大越危险，国民党悬赏捉拿，彭德怀多少，朱德多少，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伙夫或者马夫多少。那时候我们只是党内的干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以后的官，掌握了政权才有官，那时的官僚主义，当然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厉害。享乐主义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享乐的条件，有资料讲，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有一个考察团要到延安，我们党很重视，把当时延安最好的一间窑洞给美国的观察团住，结果美国人住完以后很不满意，说我们的条件这个差那个差，因为他没住过延安窑洞，当然跟美国比起来条件是很差，但那就是我们延安最好的窑洞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你还要享乐，你说你怎么享乐？那时候不存在享乐的条件，所以在革命时期这种东西不容易出现。但是执政后不一样，执政之后“四风”问题出现的条件都具备了。现在有些干部享乐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要轻视。

关于解决作风问题，习总书记提出，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把石头都能踏出个印，把铁都抓出痕迹来，肯定有狠劲，不能老是扶在上面，蜻蜓点水，抓不出成效。毛泽东讲“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其次要有韧劲，抓作风怕的就是抓一阵放一阵，作风一旦反弹起来是很难收拾的，它会变本加厉，而且一次一次反弹的话，最后老百姓会对我们失去信心。今天的作风建设在很多方面必须靠制度，如今和过去的条件不一样，革命年代就那个条件，不艰苦奋斗还能怎么奋斗？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有条件，他不愿意艰苦奋斗，他可以有别的途径，有了奢侈的条件。如果今天还要做到艰苦奋斗，就得靠制度，因为外在环境变了，只能靠制度来形成新的外部条件。

第三，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根本制度。谈到民主集中制，首先，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党内民主问题。十六大关于党内民主讲得很高，党内民主就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就是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党内民主是我们党凝聚的桥梁，党员在党内的权力和地位直接关系到党的凝聚力的问题，也是我们党做正确决策的条件，因为民主和决策是直接相关的。党内民主也是党内监督的必要条件，党内监督得有民主，它也是我们党具有活力的一个条件，从各方面看，党内民主对我们党是很重要的。发扬民主的目的最终是要使党有活力，有战斗力，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整体，那么就涉及到集中。可能有些人谈到集中就容易把它跟权力高度集中理解在一起，其实不然，集中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哪有一个组织不讲集中？不讲集中就够不成一个组织，凡是组织都是集中的，要组织共同的东西才能形成组织。但是靠什么来集中，靠专制、靠个人，还是靠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和卢森堡辩论的时候提出来的，列宁提出讲组织、讲纪律、讲集中，卢森堡讲集中就是专制，列宁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那怎么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呢？这不仅是一个领导艺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制度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领导干部要善于正确集中，毛泽东同志过去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怎么才能正确集中？第一，是领导水平。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知道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要真正把这个东西吃透。第二，要靠制度。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根本制度，根本制度要具体化到工作中会有很大空间，凡是根本的东西落到具体中，肯定都有很大的空间。所以现在在地方，有时候会出现民主集中制空转，民主集中制落不到实处，说是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搞得却是个人说了算，没有具体的程序和制度来保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整套非常科学的民主集中制度与程序。

谈到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纪律。我们党是讲纪律的，纪律有很多方面，组织纪律、政治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外事纪律等等。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讲，最关键的就是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首先，组织纪律。一个政治组织的组织内部能不能政令畅通，能不能令行禁止，直接关乎这个组织有没有战斗力，如果一个组织没有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那它肯定是一盘散沙，肯定是指挥不动，政路不通的。其次，政治纪律。政治组织是要有政治纪律的，因为在现实中，有一些党员、干部，可能对到底什么是政治纪律很模糊。共产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政治纪律。比如当年的苏区肃反扩大化冤枉了很多同志，我记得有的同志写回忆录，说当时把有的同志冤枉了以后，要杀他的时候，他给组织提出要求，说最好用刀把我杀了，不要用枪，为什么？你可以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今天我们不是讲忠诚吗？这就是忠诚。当然我们不提倡冤枉好人，那当然是不对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做到这种地步就是忠诚。其实共产党之所以能坚持，能在那种环境下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是因为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否则是很难想象他怎么从那个环境中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在新条件下强调党的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四，要做好基层组织建设。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当前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是全党的建设都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组织形式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式、活动方式变了，而我们建立在社会基层中的基层组织，本身从功能、内容、组织形式、工作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员队伍的管理教育难度越来越大。这一点在农村、社区，以及各种新的企业是最明显的，党员队伍的活动性、流动性越来越大，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二是基层组织在发挥功能、发挥作用中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把从严治党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执政和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强调基层组织建设，要求扎实地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基层组织作用，基层组织建设，党员的模范作用，说起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机关的党建，农村的党建，新社会、新经济组织党建、社区党建、高校党建都不一样，因为功能定位、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因此，总体上来讲这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首先，要从党内把问题解决好，这是基础。比如讲到基层组织，不能说你没有作用还要让人家重视你，讲到党员的模范作用，不能说我没有发挥模范作用也要让你认同我，那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先把组织健全起来，把功能体现出来，把模范作用发挥出来，才能得到外在的认可，这是不应该讲条件的，要讲条件事情就没法干了。等着别人给你把条件创造好，好做了我才能做，好做了谁都会做。基层组织建设是难，但是再难能比我们革命的时候还难吗？难也是相对而言，所以首先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其次，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定要为自己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为党员更好地发挥模范作用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执政党治党治国是一体化的，革命的时候我们治党不能治国，国家是人家管的，你想管你管不了。治国跟治党是一体的，治党是治国的前提条件，治国必先治党，如果党治理不好就没办法治国，党是治国的主体，是领导者。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治国的同时也必须为治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否则党也很难治好。比如现在我们提出要推进党建的制度改革，党建制度我理解，一是党内制度，二是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如果没有外边的制度，里边的制度也不可能实现。比如国有企业的良心问题，原因在哪？就是在80年代初我们搞公司法的时候，没有在法律里给党组织留位置，于法无据。所以你要求国有企业的党组织要干什么，没有法律依据，公司法里没有你的位置。共产党是执政党，作为执政党，自己制定的法律没有给自己的党组织留位置，所以我们要创造外部环境。现在在一些地方，比如县、社区等有一些地方搞的好的，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党员的模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方面要给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让社会充分地肯定它、认可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社会的认可度高了，积极性就高，积极性高工作就会干得更好，干得更好，社会认可度就越高，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社会认可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去导向。为什么现在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招一个学生，恨不得有一千人去报名？因为导向让大家觉得那玩意最容易出名，最容易发财，一夜之间就成名了，所以年轻人都愿意干这个，这是导向。什么时候我们也搞到，发展一个党员有1千个记者来报名，那我们党不就更壮大了吗？这也要靠社会导向。

第五，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第一，在联系群众时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记得有一次总书记在外地视察工作时特别引用了山西平遥一个老县衙的例子，那个县衙门口有一副对联，对联下联叫“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勿道百姓可欺，自己就是百姓”。这是当时那个县官给自己写的一幅自勉联。总书记讲，过去封建社会的官都有这个境界，共产党人当然应该有比他更高的境界是不是？他都知道自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老百姓是不能欺负的，自己就是老百姓。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有更高的境界，我们不是讲公仆吗？第二，搞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工作为了什么。第三，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过去讲了“要站在最大多数中国人的一边”，习近平同志讲“要紧紧依靠人民”。在这个前提下，怎么通过发扬优良作风，把我们跟人民，把党跟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什么呢？近几年我们反复讲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什么是最大的危险，我理解就是执政党最容易出这样的危险。还有就是执政党一旦出了这样的危险，比别的危险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执政党如果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基础是站不住脚的，最终可能导致执政地位的动摇。今天面临新的形势，我们要认真研究在新条件下联系群众的新特点，作风建设的新特点。党联系群众是一个优势，但这个优势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当时我们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那时候如果不找群众就没办法生存，那时不光中央，每一个党员在现实工作中都有切身体会，今天如果不去找群众，群众不支持你，不掩护你，你可能就被抓了，这个仗可能就没法打，所以那时候，群众给我们抬担架、送军粮、送情报、带路。前不久我到河南大别山，大别山当年有一个将军叫王树声，当年他在当游击队长的时候，有一次敌人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老乡家里去了，敌人把老乡家围住，非要把他搜出来，这个老乡就把王树声摁住，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交出去了，交出去就让敌人杀了，解放以后，王树声一直把这个女救命恩人当自己的亲娘养活。那时候，老百姓一旦把我们当亲人，他可以舍出命来保护我们。沂蒙山区当年的红嫂，老百姓为了喂我们的伤员，把自己的亲生孩子断奶，他把你当亲人。但是今天，群众把你当亲人不再是过去那种情况了，环境变了，没有那种压力，没有那种危险了，那么在这种新情况下，怎么结合这种新特点来密切联系群众，来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是目前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习总书记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要识民情、接地气，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六，要坚持反腐肃贪工作。反腐败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十八大以后我们在党建方面，推进力度最大的一个方面。那么反腐败，首先要认识到反腐败的这种长期性、艰巨性，所以习总书记讲“赶考依然没结束”，“赶考”是毛泽东同志当年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从西柏坡要进京了，老人家那时候说我们要赶考，考过试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忐忑，怕考不上，当年我们能站住脚说明我们考深了，所以这个没有结束，所以反腐败是长期的事。解决反腐败的事怎么办呢？他讲，一要夯实思想道德，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在任何时候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有空子可钻的。二，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去执行。如果执行制度的人出了问题，这个制度有什么用？所以首先思想教育，道德的根基是要扎牢的。反腐败讲的是“不想腐、不愿腐”，首先是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再靠制度进一步约束限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是一个底线，为什么要把制度跟教育结合起来呢？因为制度作为一种底线，一旦逾越就犯规了。比如按照法规规定，不能偷人家东西，这是一个底线，一旦偷东西就要抓你，因为你违法了。但是道德教育不光是不能偷东西，它提倡的是还应该帮助人，还应该把东西奉献给人，应当有奉献精神，乐于助人。如果人都能够达到乐于助人的境界，达到乐于奉献的境界，大家都离不能偷人的底线远远的，那当然这个国家好治了。如果人都没有这个境界，全部都躺到不能偷人的底线上，随时准备去越底线，随时每个人都准备去偷人，这个国家是没法管了。因为大家都躺在底线上怎么管？所以底线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一定要跟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制度建设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大家知道，反腐败制度跟国家的根本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制度，这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探索。在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保持高压态势，刹住腐败之风，用治标为治本来赢得时间，创造条件。如果任其腐败蔓延，恐怕最后没有治本的时间了，没有治本的机会了。所以现在我们讲，要保持一种高压态势，做到有腐必惩、有案必查。刹住这股风，以反腐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最后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根据总书记的讲话，全面从严治党应该注意从哪几个方面推进。

一，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包括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思想道德教育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党，我们的党员、干部，面临的很多问题跟历史上不一样。因为掌权者在权力面前所经受的新的考验，跟历史上像长征、井冈山、延安事件，我们打仗时面临的那种考验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可能面临着今天敢不敢冲上去的问题，是生和死的考验，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这个战友敢不敢救，是一个生和死的考验，可能是一瞬间。今天在和平的环境，长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干扰，在这么一个条件下面临的考验，这跟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思想道德教育在今天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要加强制度建设。这些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制度建设。但在现实中，我们的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原则在哪？可能是我们对制度的理解有时候还不够全面，什么是制度？我觉得起码有这么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有制度的实体。要规定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这个必须明确，不能模棱两可，不能似是而非。现在有的制度规定一般情况下不能省，原则上不能省，这就麻烦了，你看犯规的全是一般情况以外的，全是原则以下的，就麻烦了。所以制度规定不能留空间，一旦留有空间就很难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弹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平等的。个子高的就往上提，个子矮的就往下压，怎么能平等？平等不了。制度必须是刚性的东西才能平等，所以制度的规定必须明确。第二，要有程序，有很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保证不了制度的实行，那就像总书记讲的，“稻草人”，摆在那很吓人，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庄稼地的稻草人不就那样吗？远远看起来摇摇晃晃挺吓人的，但是胆大的鸟在下面吃食都没人管，因为稻草人不会伤人，只是个样子，没有能真正起作用的机制。所以制度必须用相应的程序保证它能落到实处，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负责任，靠什么样的程序来执行，如果这些东西落不到实处制度就难以执行。第三，制度要成体系。制度跟制度之间不能打架，制度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是很难起作用的。前几天我在一个地方上课，有一个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是搞纪检工作的，他说对一个干部的考察程序他觉得已经做到了完美无缺，按照我们的相关规定，一步一步扎扎实实，一点都没有放松，比如找群众谈，找领导了解，民意测验，考试，查档案，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整个做下来发现干部都是合格的，但是刚把他提拔到位上，问题就查出来了，还是不小的问题。这跟制度有关吗？如果是完全按制度做，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吗？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问题出在哪呢？这个制度问题不是出在干部考察的环节，而是出在另一个环节，就是干部的日常管理环节。能出这么大问题，能贪污那么多钱，竟然没有人发现，那说明他所在的单位的财经制度肯定是出问题了，肯定是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漏洞的话你怎么能把那么多钱从财务科提出来呢？平常对干部的管理有漏洞，程序做得很完满，但是问题没有考察出来。干部的管理、教育跟考察提拔制度应该是一体化的，是一个整体，一旦把它割裂开来，考察的只负责考察，管理只负责管理，那不就出问题了吗？出了问题还照样提拔，那能不出问题吗？所以制度体系和制度环境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潜规则运行得比桌面上的制度好很多，原因就是制度环境坏了。制度的环境包括体制、机制、人员素质、规则意识等等，还包括整体的政治形态，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制度在这个地方是很难管制的。所有这些合起来，最后才能形成制度的执行力。所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

三，要加强群众的监督。治党不是关起门来治党，是开门治党，是要接受群众监督的治党。首先，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其次要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和途径，要让群众的监督也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此外，要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在工作决策、干部使用等方面发挥作用，否则监督过后，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没有监督的积极性。要让群众有这种监督的积极性，把监督落到实处，必须让监督真正的发挥作用。

四，要总结党的建设规律。从严治党要总结治党的规律，党的活动、党的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有很多内在规律，研究规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可以事半功倍，可以真正把问题解决好。否则违背规律的话，可能有些事就很难处理好，这些规律有很多层次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总结、去探索、去提炼。

五，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什么呢？首先为什么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它的意义和作用到底在哪？第二，就是要科学地来设计党建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党建应该形成一个考核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本身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像抓经济、抓其他方面那么简单。第三，要认真探索“抓党建”对其他工作的作用。抓党建不能跟其他工作两张皮，不能抓党建的抓党建，抓经济的抓经济，各干各的，互不搭界。特别是像企业，抓党建如果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跟企业完全是主要任务两张皮，企业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一定要认真研究“抓党建”对其他工作的作用和途径。特别是机关的党建，因为机关党建的定位跟其他方面不一样，主要是围绕着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那么你就要更要研究它跟其他方面工作的关系，否则抓成两张皮的话，领导不太高兴，群众也不太满意，你就很难抓下去。这是怎么样去从严治党，我讲的途径，途径主要是把总书记讲话这几个方面做了一个解释，谈谈自己的看法。

那今天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