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所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在于,战场上他可以通过军事战略才华而以弱胜强,如官渡之战对袁绍的胜利。在政治上,他可以通过强人型权力运作占据制高点。然而在获取“天下之心”的功夫上,却远没有如此简单。这“天下之心”往往比战争与政治上一时胜败更为重要,甚至往往无可挽回。因此,曹操在许昌政权的建设上,是广纳天下士人,无论他们是否献计献策,无论是否真心拥戴;只要将天下士人纳入许昌的政治秩序范围内,就可以增加曹操在获得“天下之心”上的砝码。

从东汉始起,学术与豪族社会势力的结合,逐渐成为中古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通过文化洗染,豪族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社会上的广泛联系[4] (pp.4~24)。士人社会在东汉后期的势力之间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士人社会,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琅琊王氏等。曹操所面对的“天下之心”,不仅仅是政权内的势力,而且更需要面对这些“天下之心”的人心向背。

曹操能够充分洞悉他所面对的政治与社会形势,他曾道:“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2] (p.49)“不仁不孝”(可引申为“不忠”,但曹操不能直接如此表述)侧面表达了,曹操并不强求天下士人的绝对忠心。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当场烧毁许昌士人与袁绍的交往信函也是明证。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内心里明白,“人心相背”是相对的,而且难以掌控的,臣子均有其自身的家族势力和家族道德。

因此,曹操在政权建设上,所极力追求的是政治秩序,而不是臣子的绝对忠诚。曹操引入许昌的士人,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的背后有广阔的豪门或者各种社会背景。无论是荀氏抑或孔融,抑或道教方士。

在战场上,或者政治斗争中,曹操可以迅速作出反应而取得胜利,但是对于“天下之心”的掌控,却是用功在平时。因此,曹操并不敢轻易去除许昌的臣僚或其他势力;然而一旦曹操感受到有人威胁到了许昌势力,他的决策是如此果断,使得人们往往来没来得及去体会他的“杀心”所在。而曹操也可能故意表现出因小事而动“杀心”,他对于秩序的掌控意图,并不愿意旁人把握过深。但是从《三国志》及裴注的文字记载来看,曹操杀人的动机,多在于其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上。孔融因为“交会”,杨修因为“交构”,崔琰因为不能做到“直而能温”即不能圆融处理人事而为曹操赐死。上述诸人的死因,多由于与他人交往关系上的“不当”,威胁到了曹操对于许昌政治秩序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