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重耳在《左传》与《国语》中的不同的“生活状态”

晋文公，这个名字远比他的本名“重耳”出名，作为春秋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的霸主，历代文学作品对其描述甚多，各成一家之言，本文便以《左传》与《国语》两本书为例，对书中的重耳的形象进行简要分析。

《左传》为编年史史书，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一位编订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国语》为国别史史书，全书二十一卷，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从成书时间上我们不难看出，二者都产生于战国初期，而那个时代正处于春秋格局走向末路，周王室地位进一步下降这么一个时代，诸侯已经不满足于伪饰地争霸，而是开始明目张胆地进行我们所谓的“列土分疆”，周代的礼仪制度被破坏殆尽。于是，这一时代的作品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为现实找出路而出谋划策，（即使是老庄思想也是如此，只不过略显消极些罢了，个人观点）而今天要用到的两部作品，其实都可以算作一类，我给他们下了一个定义——改革中的怀旧派。

纵览二书，晋文公（晋国）之事在《左传》、《国语》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左传》中，晋文公是极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书中着力描写了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成为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而在《国语》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个人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晋文公（晋国）之事在历史上可能是儒家思想发源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源头。

以下是佐证本观点的两点理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找到更多资料，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不过我可没有勇气学阿瞒）：

1． 晋文公于公元前636 至前628 在位，孔子则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在这一时期，晋国作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大国，其行为方式和处世法则必定为不少国家的臣民所效仿，正如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中国的崇高地位无人可及一样。在其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可能已经或多或少地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有了萌芽或一定的社会的共同认知的道德标准作为理论基础（此处的道德标准区别于周礼），当然，那时的儒家思想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所以，把孔子定义为这一思想的整理者与发展者可能更为准确，而（晋文公）晋国之事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①

2． 上文已指出，《左传》的最后一位编订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书中文章大多数都是在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这正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国语》主要反映的也是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其中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较接近荀子的思想，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而在两部作品中，不论是流亡中的重耳还是城濮之战前后的晋文公，都体现着一种后期儒家思想的光芒。是后人的猜想，还是儒家思想对晋文公（晋国）之事的一贯态度的沿袭，现在不得而知。我的观点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还未考证，且作为一种猜想列于文中。

二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并且在叙事的基础上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时间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如：“稽首，受而载之。”，“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而国语则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事件的叙述更加地详实，对一些场景也做了大胆地想象，达到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的目的。

如同是描写“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这件事，《左传》写重耳的行为时用了这样一句“稽首，受而载之。”，而《国语》中则是“再拜稽首，受而载之。”虽然只是多了“再拜一词，但重耳对于子犯言语的震动，和对此事的重视却在这一词中得到了新的更深入的阐释，重耳的形象也更加丰满。

又如对于“吕，郄畏逼，将焚公宫”之事，对于晋文公的反应，《左传》中只有一句，“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国语》中则描写得更加传神，“公惧，乘驲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告之乱故。”一个“惧”字，一个“乘驲自下”，使晋文公的形象跃然纸上。

如是种种，文中还有很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左传》在叙事上，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其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的，常有吉兆；悖于礼义之事，常有凶兆。作者（可能是最后的那位集大成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关于子玉战败的原因的分析，有“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 “畀余，余赐女盂诸之糜。”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 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虽然是在写一个光怪陆离的事件，但是解释的道理却是“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这便是在用一个神秘事件来解释大众普遍认知的一个朴素的道理。其实神秘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子，真正要讲的还是当时代的所谓的道德标准。

《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而关于那些传说故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国语·晋语四》中，就用一个篇章来写占卜之事，即“重耳亲筮得晋国”，极富神秘色彩。

四

《左传》在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其语言特点归纳起来的话就是八个字——“简练含蕴、辞约义丰”。

《国语》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在《国语》的大部分文章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五

最后，谈一下《左传》和《国语》的三个小特点：

1．《左传》在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人物形象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而在《国语·晋语四》中，则专写晋文公，其他几卷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也是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行为。

2．《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势，即在叙事中或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做出道德伦理评价。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国语》中就《晋语四》来说就少有这种形式，通篇只有一处体现，即在《文公救宋败楚于城濮》中最后一句，君子曰：“善以德劝。”

3．《左传》作为编年史，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但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国语》虽然是国别史史书，但是这种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亦不在少数，而且大多数和《左传》中所列事件相同。如《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骿肋》中僖负羁之妻之言：“得晋国而讨无礼，曹其首诛也。”其实此处与《左传》中“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如出一辙。

注释：

1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关于孔子对重耳的看法，可能很多人和我的看法不一样，大部分可能来源于这一句。大众认为，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时人的违礼行为一概加以指责。晋文公称霸后召见周天子，这对孔子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说晋文公诡诈。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孔子对晋文公（晋国）之事在自身思想中的正视。对一个人的苛刻，正是源于对这个人的爱戴，正所谓“怒其不争”（用词欠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前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