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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作者:董正华文章来源:北大历史学系网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内容提要: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史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多线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一什么是“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缘起于美国学者德里克的专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德里克所谓“范式危机”,并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说“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使“革命范式”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面为之改变,“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1]德里克所举例证虽多出于美国当今汉学界,但所论“问题”已经触及中国大陆学者。严格地说,“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或称“科际整合”的领域,因而有关的“问题”不都属于历史学。然而,由于“现代化”客观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史学界首当其冲也是很自然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从“改良”到革命,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民主与独裁之争,到决定20世纪后半叶中国命运的历次大决战,一个半世纪以来激荡在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方案,以及与此相关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变革、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化,各种力量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关系,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而先前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中心或“主题”的编史学却忽略甚至否定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在理论上,现代化研究虽然与“革命范式”有剪不断的联系,但已经有其独立的品格,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概念和论说系统,例如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分所展现的共性与个性特点如“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三种矛盾”、“三次模式转换”说,“改革儒学”说,以及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类型学,等等。它的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2],因而被有的批评者恰如其分地称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3]此外,“现代化”研究者也不缺乏对现实进程的关怀,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再发出“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其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深层次思考,确已产生“振聋发聩,使人警觉”之效。[4]“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吸收20世纪人类知识发展的新成果,例如世界体系理论,进而建构了系统的发展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它坚持以生产力而不是以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为标准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强调大工业生产力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革命性变化。它的论述重点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线性”和造成现代化多模式、多路径的多因素互动作用,其中,多线发展与多因素互动相辅相成。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对唯物史观的概述中既有原则性,又富于开放性,符合恩格斯晚年所表述的思想:“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
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5]“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迄今仍不是史学思想的主流,但它对整个思想理论界进一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确实起了推动作用。[6]吴英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