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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现代学术的“渊流”意义
科学精神与现代学术的“渊流”意义
章学诚称学术研究的基础校雠学的特点为“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了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特点。傅璇琮先生基于此点也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进展到现在，各种论点、说法已有不少，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成立的、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就作为定论肯定下来。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须做的学术积累工作。这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应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往前开拓，能作为定论的点越多。”[1]便是强调要从学术史源流角度出发总结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方法，推动学术继续发展。本文将从源流的角度来探讨古典文学现代学术研究的历史意义，就教于方家。一乾嘉学派提倡朴学，重视材料的辑佚与考据，其治学的方法与特点已被钱穆、梁启超等学者总结概括出。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一则很具有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完全可以反映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编写过程与“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的编写方法。此种编写《日知录》开其端，《二十一史考异》、《二十七史商榷》为其同流，梁启超概括为“史料之搜补鉴别”，是乾嘉学派一重要流派。就这则材料来说，完全是南宋诸将籍贯的罗列，“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典型地反映了乾嘉学派“科学的古典派”[2]的治学方法，就这则材料来说，一方面体现在方法的简单与朴素，另一方面体现在客观描述的态度。最后，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古典性，完全继承了中国古代由《管子》开启的南北不同论的学术路数。“五四”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开端，所谓现代，是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另一方面立足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借鉴了大量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科学的方法”。“五四”代表学者陈寅恪也面对了与赵翼相似的问题。《金明馆丛稿》中《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澄及推论》一文，由籍贯、相貌、种族的不同上升到“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3]，《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族”》一文则是由地域的区别上升到阶级集1

团的高度。这两种考查方法在其后来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以及胡万绳先生编写的《魏晋南北朝讲演录》当中有详细的展开与论述。所以说，阶级文化分析法是陈寅恪先生对乾嘉学派自然区域分析法最大的突破。从思维方式上讲，陈寅恪为代表的“五四”学人是用建构重塑的思维方式对乾嘉学派自然描述思维方式的突破。即乾嘉思维方式建立理性的内敛的态度之上，“五四”思维方式则建立在“了解与同情”[4]之上。据美国学者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来看，现代主义认为民族的区别不在于自然生理特征，而在于文化认同。陈寅恪先生对“山东豪族”以及南北朝民族的论述更多地体现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并用文化地理则是分析的科学取代乾嘉“古典派”的科学。二我们下面选取的“大家”是建国后进入大学，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文革”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到个人学术的高峰。他们特殊的时代经历，前面的乾嘉、“五四”的学术高峰。面对学术研究的地理纬度，他们的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呢？曹道衡先生反对传统的自然区域分析法的学术路数。他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中说：“刘师培关于南北文学不同的论述，有他独到之处，但他的局限在于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务实和幻想都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绝非自然环境能决定。”[5]在这一前提下，为了展开这一研究工作，他主张首先“阅读较多的第一手材料之后，才敢作出判断。”[5]其次“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5]正是以这样的研究思路为基础，他突破常规与成见，构建出了“自然区域—文化”模型，“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了这一流派和作品，那一时期又出现了那一流派的作品。”也就是说，力图符合客观事实，再现历史。这一点在其论述中随处可见。曹先生所认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一方面是纵向的传统文化。如南北文风和汉代今古经学有关系。另一方面是横向的现实文化，如南北文风形成与“两个政权的长期对峙”，“文笔之分”[5]的观念，士族文化、地区文化有关系。而这种观念的形成，背后深深隐藏着曹先生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理解与接受有关系。前面体现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第二章《历史梳理》，后者体现在《南朝文学与北朝》的《后记》当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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