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东坡岭南文学创作思想及其实践

◎ 王启鹏

摘要：苏东坡在晚年被贬谪到岭南后，发展了他的文学创作思想，提出了“平淡自然”、“辞达”和尚“意”的创作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创造了“和陶诗”这种新诗体，还为岭南山水写下了大量脍灸人口的诗文，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苏东坡；岭南；文学创作思想；文学创作实践

苏东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文豪，诗词文赋皆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文人画的中坚人物，又是个美食家、水利工程师，后人称之为“全才”，九百多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但对他贬寓惠州后的文学创作成就，后人是存在着一定分歧的。这主要原因是，苏东坡的代表作不是产生在岭南时期，他一生的主要文学成就也不是在岭南时期。况且苏东坡晚年的作品多是写身边的小事，平淡自然的风格居多，再也找不到青壮年时期那股热血奔放的豪情了。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苏东坡晚年的文学创作成就不大。是不是这样呢？因此，研究苏东坡贬寓岭南后文学创作思想和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

研究苏东坡岭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在地域来说主要是惠州和儋州两地，以及他在迁徙过程中路过的岭南地域。在当时的宋代来说，惠州属于广南东路，儋州属于广南西路，是属于同一区域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到1988年，海南岛还是属于广东省所管辖的。况且，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晚年是最为成熟的。因此，把苏东坡晚年在岭南诸地的创作思想综合起来研究，更能展现出苏东坡一生的创作思想，更能展现出其思想的光辉。明确了这个前提，我们对问题的研究就容易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了。

一、文学创作思想研究

（一）在审美情趣上提出了“平淡自然”的创作理论

平淡自然之美，在美学上称作冲淡美。在中国文化史上，冲淡美可以说是古代文人的审美主流。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和庄子就极力追求和推崇“自然之道”、“自然之美”，认为天地的自然之美才是真正的美。魏晋六朝至中唐，乃是冲淡美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冲淡美、清丽美，不仅是文艺品评的标准，也是品评人物的标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审美标准已得到普遍的认可。以后，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又把“冲淡”放在第二品中加以肯定，并把它作为贯穿全书和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思想。宋元时期则是冲淡美的鼎盛时期了，追求平淡自然之风逐渐成为文坛的普遍风气。冲淡美的实质是：在质朴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里面，蕴藏着冲和淡泊的情韵，经读者细细品味后，文艺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苏东坡在晚年非常推崇平淡自然的创作理论。他在《与二郎侄》中说：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1］2523

苏东坡为什么要推崇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他在这一封信中就说得非常清楚：其一，所谓“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意思是说，这些作品的文字是平淡的，而内容却是十分丰富的。其二，这样的“平淡”，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而是要“渐老渐熟”，是要先经过写“气象峥嵘”式的文章阶段后，再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才能达到的。所以苏东坡推崇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

苏东坡在儋州时写的《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还说：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植）、刘（桢）、鲍（照）、谢（朓）、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2］140

苏东坡在这段话里面又指出了“平淡自然”诗风的实质。“质而实绮”，是指诗歌的外表质朴而实质绮丽；“癯而实腴”，是指诗歌的外表清瘦而实质丰腴。这两句指的是，具有“平淡自然”风格的诗歌的语言外表是质朴的，但其内容却非常丰富。正如苏东坡在《评韩柳诗》中说的：“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1］2109这就说出了“平淡自然”的内涵。

苏东坡的这一思想也就是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的“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思想。大家知道，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平淡自然的诗风，乃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从《诗经》到乐府，从陶渊明到盛唐诗歌，平淡一直是中国大多数诗人的审美追求，也是中国大多数诗人的审美主流。而苏东坡晚年是努力去实践的，并且认为“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这是深深懂得诗歌艺术奥秘的至理名言。这一审美思想既继承了我国诗学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苏东坡对这一文学审美观的发展。当代文学大师巴金也说：“我甚至说艺术最高境界，是真实，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巴金所说的“无技巧”并不是真的不需要技巧，而是把技巧巧妙地隐藏在叙述之中。巴金的意思和苏东坡说的“平淡”“自然”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强调要在明白如话的语言之中隐含着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后人对于苏东坡用“平淡”“自然”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古代的暂且不说，仅就1984年在惠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苏轼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苏东坡晚年的诗歌作品，除了一首《荔支叹》外，再也找不到名篇了。还说，苏东坡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去写那些平淡自然的作品。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明显地受到极左的政治思想影响，把文学作品看成是政治说教了，认为越激进就越好，忘了语言文字与立意的关系。实际上，任何文学作品只要是有思想内涵的，就是好的作品。况且，作诗要达到语言平淡而又有丰富的内涵是很难的。宋代的梅尧臣曾经说过：“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明代的袁宏道也说：“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2］286（《袁宏道集》）可见，平淡自然乃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用现代时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诗人、文学家的政治敏感、生活阅历和写作态度等，还要经过如苏东坡说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所以，这一艺术境界对于一般诗人来说，非到晚年是不可能达到的。

（二）在创作方法上提出了“辞达”的创作理论

苏东坡是文艺理论家，也是杰出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2700多首诗歌、340多首词，以及卷帙浩瀚的散文，所以他的创作经验是弥足珍贵的。从他贬谪岭南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学创作理论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辞达”的创作方法。

“辞达”说，原来是孔子提出来的，苏东坡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赋予它新的内容。贬谪惠州后，他在给亲友的书信中曾三次作了阐述：

1、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1］1793 （《答虔倅俞括奉议书》）（1094年惠州）

2、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西汉以来，以文设科而文始衰，……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1］1422（《与王庠书》）（1096年惠州）

3、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和《法言》皆是类也。［1］1418 （《与谢民师推官书》）（1100年北归时到达广东清远的路上）

上面所引述的三段言论，前两段主要是针对议论文和一般的实用文体来谈的，而第三段是针对文章的写作规律，尤其是文学创作规律来谈的，它写于他逝世前一年，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价值非常珍贵。

写一般实用文体，难就难在“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要想写好一般实用文体，首先要弄清楚客观事物隐含的道理；但是，懂得了这些道理并等于能用口讲出来，用笔写出来。只有能讲清事物存在的道理，并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才能称得上“辞达”，这样的文字也就可以称为文章了。

而要写文学作品，那要求就更高了。光是要了解和掌握事理、物理，就不容易了。“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他的意思是说，要捕捉到客观事物的典型形象，本来就像要拴住风、捉住影子一样困难。事实上，观察事物后，能对客观事物有透彻的了解的，大概在千万个人中找不出一个人来；更何况还要通过口和手把这些形象透彻地反映出来呢！所以，如果语言文字能准确地把客观实物和作者的情感反映出来，这就叫做“辞达”了。你看，苏东坡的辞达说的内容多么丰富。因此可以说，苏轼的辞达说起码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苏轼辞达说的第一层意思和孔子说的一样，要能达意。苏轼反复引述孔子的话：“辞达而已矣。”并说：“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这都是强调：言辞能把作者的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这也就是苏东坡早年在《策总叙》中说的：“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1］225

（二）第二层意思是，要把“意”表达清楚，可不容易，尤其是文学作品。它包括捕捉灵感，理清事理和创作思路，然后又要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这三个阶段。故这个“达”，便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而这个“意”，便是作者创作的结果。

苏东坡在这里谈的虽然是“文”的创作过程，但，它也包括了“书教及诗赋杂文”的，可见这个“文”是广义的文。况且，诗文创作的过程一般都是要经过观察事物，捕捉形象，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等一系列的过程，缺一不可。故他的“辞达”理论细分起来，则包含着写作的三个完整过程：

第一阶段，对事物要作细致的观察，抓住事物的特点，达到求物之妙。苏东坡曾多次谈到捕捉形象之难：“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湖上夜归》）“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3］318所以，苏东坡才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但，要写诗，要搞文学创作，又非要捕捉到文学形象不可，这是苏东坡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阶段，用心去体验，方能对客观事物“了然于心”，才能掌握这个形象。当诗人、文学家在观察事物时，受到触动之后，就要用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它、感受它，才能进一步掌握这个客观事物，才能悟出它的奥秘，产生独特的审美感受。

第三阶段，诗人、文学家在下笔之前，还要反复构思，做到“成竹在胸”，才能把这个艺术形象准确地表达出来。所以苏东坡说：“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所以，苏东坡认为，懂得和了解客观事物并不等于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个客观事物，这里面还有一个诗人、作家的艺术修养问题。

这就是苏东坡“辞达”说的内容。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能否写出一篇好作品，是要经历这完整的三个过程的，缺一不可。事实上，有些人受到外界事物的触动，但捕捉不到艺术形象，无法进行诗文创作；有些人能够捕捉到艺术形象，但，对于这个艺术形象，只是“了然于心”，而不能“了然于口与手”，所以也写不出来。因此，苏东坡认为，只有准确地把握了客观事物的形象，并能用口和笔将自己脑中的艺术形象准确地表达出来，才算是达到“辞达”的要求。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是苏东坡一生写诗作文的心得，说到了写作的实质上去了。即使用现代诗学中创作理论的“行话”来说，苏东坡的言论仍是十分经典的。

（三）提出了尚“意”的作文之法

据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记载，苏东坡在海南儋耳时，曾教以作文之法：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2］278

这就是苏东坡著名的尚意文学创作思想。这个“意”，一般可以理解为意思、思想、情意。我们常说“文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苏东坡的“意”就包括了“情”（感情）和“意”（思想）两个方面。

苏东坡尚意作文之法的提出，是很符合写作实际的。早在晋代时陆机在《文赋》中就指出，作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4］1用现代的话来说，写文章最难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思想不能正确地反映出客观事物；二是写出来的文章往往又不能恰当地把作者的思想和构思的内容恰当地表达出来。也许是苏东坡受到陆机的启发，所以苏东坡一生都在研究作文中的“物、意、词”的问题，直到晚年贬寓海南后才提出了尚意的作文之法，在离开海南的北归途中又向谢民师提出了写作的三个完整过程说。

按照苏东坡的这种说法，写作任何文章都要围绕一个“意”（主题、思想）来写，这就是“必有一物以摄之”的意思；选用什么材料也必须围绕这个“意”来选，因为“天下事必得一物以摄之”；至于叙事的先后，结构的安排，更要根据“意”来安排了，因为“不得意，不可以明事”。由此可以看出，苏东坡说的这个“意”在写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意”的提出，必须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归纳后得出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更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那样搞“主题先行”，叫人们先想出一个“主题”来，然后就按照这个“主题”来拼凑材料了。

二、创作实践研究

（一）创造了一种新诗体——和陶诗，这是我国诗坛上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苏辙在《栾城集墓志铭》中说到：“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3］2813苏东坡一生写有和陶诗120首［5］34，他在海南结集出版时就写有109首，其中在惠州就写有15题47首。

晚年被贬的苏东坡，为什么要创作和陶诗呢？看来原因主要有三个，他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就说得非常清楚。其一是喜欢陶诗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这点在上面说过，不再说了。其二，与陶渊明是隔代知音，他说：

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2］140

其三，他在《与程全父十二首》中公开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仆焚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1］1626可见苏东坡是借陶渊明的酒杯来浇自我之块垒。

苏东坡最早写作和陶诗是在元祐七年（1092）的扬州任上，当时和的是《饮酒二十首》。可能是偶然为之的缘故，在以后的两年间就没有写过了。直到贬谪到了惠州后，在绍圣二年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回来后，在深夜里听见儿子苏过仍在朗诵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时，触景生情，才下决心“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

由于苏东坡认为自己是陶渊明的隔代知音，思想观念和创作情趣都相同，所以他创作和陶诗的动机多是触景生情，只要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与陶渊明相似的情景，他的诗兴就油然而生。如他贬惠一年后，衣食渐窘，重九将至，而樽俎萧然，马上就引起了他和《贫士》的念头。白鹤峰新居将成，欲迁居其中，马上又和《移居》诗。所以，清代王文诰评苏东坡的和陶诗是：“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山海经》、《拟古》、《杂诗》诸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古纪游诸事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3］2107由此可见，苏东坡创作的和陶诗，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苏东坡的和陶诗体，是中国文坛上独有的现象。一般人的和诗都是和同代在世的诗人唱和的，而和古人和诗这种形式的确是苏东坡的首创。所以，他非常自负地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录之，以俟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追和陶渊明诗引》）［2］140

苏东坡的和陶诗是不是“不甚愧渊明”呢？大家知道，陶渊明的诗歌风格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也就是苏东坡称赞的“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正好符合了苏东坡的审美理想。所以，苏东坡在岭南写作的和陶诗，也具有这个特点。他笔下的物象都保持着自然之姿态，丝毫没有斧斫的痕迹。起初一读，觉得平平淡淡。但一经读者体味，进入作品意境后，便觉得它非常美，具有静谧、和谐、恬适等特点。这样的意境与陶渊明隐居时写的山水田园诗极为相似，这是苏诗和陶诗相同的一面。但它们又有很大的不同。只要我们随便找一两首同题诗来对照一下，就清楚了。

如在惠州写的《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第二首，陶渊明是写他归隐后，没有与世俗交往，只与农民谈些庄稼生长之事，过着闲适的生活。而东坡的和诗呢，虽也是写他谪居后的生活，但他的内心是不平的：“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鞍。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陶渊明会说这样的话么？不会的。这话中有“骨头”的说法，只有苏东坡才有可能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两人的气质不同，反映在诗文中的风格也就不同。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用不着多举。这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的那样：“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6］1528所以说，苏东坡的和陶诗是一种创造，不是“规规于学陶”的凑数物，只有像苏东坡这样的大家才能创造出来，这是我国诗坛上的创举，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二）用平淡自然的笔法赞美岭南山水和淳朴的民风，为岭南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古代，岭南广东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加上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比较炎热，疾病比较多，故唐宋时期被人们称为“瘴疠之地”，把岭南人称作“南蛮”。但，苏东坡并没有受到这些世俗偏见的影响。当他在绍圣元年九月一踏进广东时，人民群众对他非常尊重，而北江两岸仍鲜花开放，于是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3］2046游览了罗浮山后，又赞美罗浮山是神仙居住的仙山：“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3］2069一到惠州，苏东坡马上被秀丽的山水吸引了，禁不住写道：“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3］2072多美呀！所以，在这“环州皆白水，际海皆苍山”的惠州，而老百姓素质又很高，很诚实，对苏东坡又很好：“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3］2104“我视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劝我，老矣安归。”［3］2219所以，苏东坡便下定决心，“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坡对惠州的热爱和赞美是发自内心的，当他吃了岭南佳果荔枝后，便禁不住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3］2194他甚至把他在惠州的生活写得很潇洒美满：“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3］2203苏东坡把他的贬谪生活写得那么好，这里面当然有他故意气气他的政敌的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他能够和惠州百姓打成一片，把自己看成是惠州的一员，所以就过得舒畅。

到了海南岛后，苏东坡则用诗人的眼光来发现这个荒芜海岛的美，如他在《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3］2246进入过大山的人就有这种体会，当比较大的山风吹来的时候，山上的草木有节奏地此起彼伏，树木还会发出各种声响，非常美妙。正如苏东坡写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句完全是口语化的，完全体现了“我手写我口”特点，其风格当然是平淡自然的。为什么苏东坡能写出如此平淡自然的诗句来呢？究其因，就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他主张写诗要用“常言”和“俗语”来写。他说：“冲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熔化耳。”［2］283（转引自《竹坡诗话》）他还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的做法。所以，他说：“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从我上面所引的诗句来看，不是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么？

苏东坡寓居岭南的时间长达7年之多，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其中不少是歌咏惠州和儋州的。清代归善县令林君惠在读《苏文忠公寓惠集》后写诗道：“寓惠诗文千遍读，西湖图志百回看。人间何处无山水，自有名贤即改观。”［7］49这就道出了名人效应的问题。意思是说，任何山川景物因名人的游历或渲染就会产生灵气，其品位就会得到升华，就能够流传久远。现在，惠州、儋州、罗浮山、广州的六榕寺，名字能够叫得那么响，除了它们的景物确实美丽之外，恐怕与苏东坡的赞美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苏东坡赞美岭南的诗文，乃是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必须好好珍惜。

参考资料：

［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2］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1985年。

［3］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4］余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

［5］《苏东坡全集》之目录，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

［6］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

［7］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志·艺文卷》，中华书局，2004年。

作者简介

王启鹏，男，广东博罗人，1947年9月出生，原《惠州学院学报》主编、编审。研究方向：写作学和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