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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文学表达——《黄丝带》和《打错了》群文阅读教学案例浙江省余姚中学程载国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崛起，在零零后青少年眼里，台湾似乎变成了一个生活节奏缓慢的大乡村，而香港也只是可以与北上广深相提并论的都市之一而已。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港台于我们而言意味着繁荣与发达。甚至在文学方面，中文现代化的浪潮也由港台文学率先发轫。冬日阳光不寒不燥，小城清风不徐不疾。期末考试前的某个午后，余姚中学阳明文化教育馆，我和阳明班的37位学子围坐成两圈，一起品读香港作家刘以鬯的《打错了》和台湾作家喻丽清的《黄丝带》，畅聊现代性的文学表达。一、现代化浪潮下的港台文学我们的聊天从大家对港台的印象开始。几位去过港台旅游的同学先谈印象，再由其他同学谈谈父母眼中的港台。从中不难发现两代人眼里的港台有着极大的反差。去过港台旅游的同学都有这样的印象：台湾保留了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生活节奏散漫悠闲，显得更古典，更具乡野风味；香港则高楼林立，除了海洋公园与迪斯尼之外没啥好玩的，是个购物天堂。而他们的父母谈论港台时则不乏崇敬与向往，许多学生家长都曾经将港台明星当作偶像，他们对港台影视、文学和经济充满兴趣。教师以亲历者的身份给同学们解析港台印象代际差异的原因：港台比大陆更早进入经济繁荣期，更早迎来现代化浪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西方第三次浪潮影响，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现代性成为了不可回避的话题。在文学领域，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俗文学空前发达，出现了以金庸和琼瑶为代表的通俗作家；二是微型小说大量涌现，因为生活节奏加快，许多诗人、散文家和传统小说家都加入到微型小说的写作队伍。台湾作家喻丽清以散文创作著称，这一时期也写下了许多微型小说；靠着长篇意识流小说《酒徒》在香港文坛站稳脚跟的刘以鬯，这一阶段也写了不少微型小说。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白居易曾经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王国维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当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时，文学体裁、内容、手法与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二、港台微型小说的共性特征畅聊的第二阶段，先请两位同学分别复述喻丽清的《黄丝带》和刘以鬯的《打错了》这两篇微型小说的情节，再让大家罗列两个作品中的共性特征。第一位女同学在复述《黄丝带》时遇到的障碍是讲不清小说的结尾，而第二位同学则暴露了对该小说叙事结构茫然无知的缺点。经七嘴八舌的补充，二位同学磕磕碰碰地讲完了两个故事。在讨论两篇微型小说的共性特征时，大家起初关注的都是浅表的外在特征，比如两篇小说的篇幅都很短，1000字左右；比如两篇小说似乎都与爱情这一主题有关，但又不像普通的爱情小说。教师就他们的发现做了适度的补充，强调微型小说的这两大外在特征都与港台的现代化进程有关。台湾微型小说（极短篇）
的兴起标志是1978年《联合报》开辟微型小说专栏，著名诗人痖弦为微型小说加了这么一段按语：“极短篇是一个新尝试,希望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内涵,使读者在几分钟之内,接受一个故事,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港台的微型小说并非都与爱情主题相关，这些小说里的爱情不同于传统小说，在这里，爱情可能并非主旨所在，而只是盛放现代生活的容器而已。随着讨论的深入，有同学发现两篇小说的结尾有一定的共性因素——都具有荒诞意味。“荒诞性”这个词语一下子点醒了众多读者，接下来的讨论就围绕这一主题。三、生活的荒诞与文学的荒诞从卡夫卡开始，“荒诞”就成为现代文学的关键词之一，荒诞的主要表征是生活命运的非逻辑性，最通俗的理解就是“种瓜得豆”之类啼笑皆非的事件时常上演。《黄丝带》这篇小说昭示了现代爱情的“荒谬无理”：衣凡爱自己的妻子达妮，从而不能容忍她身上有任何秘密，这过分的“爱”令达妮人头落地。而《打错了》则凸显现代社会人物命运的“荒诞性”，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完全有可能没有任何征兆地瞬间殒灭。这两篇微型小说看似荒诞不经，却又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港台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和香港都受到现代化冲击，可因为社会状况和作者视角的差异，“现代性”这一主题在两篇小说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黄丝巾》主要展现恋人乃至家人之间的猜忌与隔阂，而这猜忌与隔阂主要是由于进入工业化之后东西方文化冲突引起的；而《打错了》则主要表现香港社会生活压力之大与节奏之快，人人都疲于奔命，爱人打来的电话导致主人公身亡，陌生人打错的电话却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活，在都市生活中，生活就是如此荒谬无常。喻丽清认为台湾社会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上。“他们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下生存，理智使他们意识到必须适应这一文化的要求，但在感情上他们却难以割舍与自己母体文化的联系，这种不能彻底归属某一种文化的撕扯令他们痛苦万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难以确定使他们在生存的意义上充满困惑。”（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作者给小说中的人物安排了衣凡与达妮这样的西洋化的名字，又赋予他们以中国传统男女所具备的个性：衣凡视妻子为自己的附庸，不能容忍妻子有任何隐私与个性；而达妮温柔顺从，愿意为了爱情牺牲一切。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衣凡也意识到自己的要求过于苛刻，可他注定无法摆脱传统大男子主义的思想控制，他在东西两种观念的纠缠互搏下痛苦不堪。而达妮最后选择为爱情献身。而刘以鬯则认为工业化进程使得香港普通民众生活压力增大，为了找到体面的工作，追求理想的爱情，他们到哪里都来去匆匆，社会一味求快，导致灵魂跟不上脚步，从而引发社会悲剧。在小说里，刘以鬯用复沓跌宕的叙事策略，将同一个故事在一篇小说里讲上两遍，在其他情节几乎相同的两个故事里，陈熙体验了生死两重不同境界。这正说明要避免香港的悲剧并不困难，只要注意适度放慢步调做到张弛有度即可。在喻丽清看来具有必然性的悲剧在刘以鬯笔下就变成了偶然性悲剧。作者用文字的重复来印证现代社会机械重复令人可憎的一面。四、物象的叙事与隐喻功能正如痖弦所言，微型小说总希望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这就对小说的情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要素都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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