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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恶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作者：范国强提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孕育萌发的那一刻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极。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的推进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词：中国古代；恶文化；实体之恶；虚体之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以其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和光耀千古的灿烂文化而著称于世。而在这种灿烂文化的多极表象中，“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中的一极。恶者何也？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将“恶”解释为“过也。从心，亚声，鸟各切”。[1]（《说文解字第十》）俄国学者尼·别尔嘉耶夫则认为：“恶之根不在于存在，而在于非存在”[2]（P117）“恶处在存在领域之外，产生自非存在，并回归于非存在”[2]（P118）近世以来，黎澍、王学典诸先生亦对此问题做过诸多探讨。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恶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推进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虚体之恶–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内在载体之一。“虚体之恶”是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内在载体之一。是人的心性本体的一种内在驱动力。1
关于人的心性本源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且各执一说。但无论何种学说，无非是就人的善、恶之题而展开讨论。而无论善、恶，它无非是人的精神价值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产生并且存在与发展的根源就在于人的本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关于心性本源的争论便络绎不决。而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笔者以为：善、恶为人之性体之两端。只是受限于外在的环境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毋庸质疑，恶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确实扮演了一个特殊而且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影响颇为深远。荀子关于“恶”的作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性恶》一文中。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仪者，圣人之所分也。人之所能为学，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是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3]（《性恶》）又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善经过人的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因此人因该“法后王”，“化性起伪”。笔者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服务的。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但仔细审视我们又不难发现，荀子又指出了“恶”的情欲即人的物质生活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突出了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加之“法后王”的思想。反映了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荀子实为中国性恶论肯定之最早元功。后世如李翱、朱熹之辈亦对此问题做过颇多探讨，但他们在理论的系统性及对后世的影响性来看，显然不能与荀子相较长短。现代何宗思先生认为：“人性，应该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善恶应该是指人的社会属性”。[4]（P4）“道德的产生，其渊源就是因为人性的自私，人若无私，人性都善，还要道德何用。”[4]（P4）论断虽过于激烈，但深切地指出了人性与善恶之间的领域及关系。二、“实体之恶”—恶文化的外在表现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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