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约谈”

作者：潘波

来源：《畅谈》2019年第02期

        《现代汉语词典》将“约谈”界定为“约定会谈”，即“约好之后再谈”，是指相关主体出于了解情况、调查取证、警示告诫的目的，与当事人约定会谈。

        “约谈”的用法

        目前，我国规定党政机关“约谈”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已有数百部（件），且还在逐年增加。从制度和实践来看，尽管约谈在形式上是约定会谈，但在用法及其性质、法律地位等方面是有區别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机关单位内部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式。用于各类机关单位听取意见、沟通交流、思想教育等活动，在法律上没有特定意义，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

        二是机关单位之间、上下级之间带有调查、警示、告诫性质的执纪措施或者监督措施。此时，实施约谈的主体一般是负有一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党政机关。

        三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当事人实施的带有调查、提醒、警告性质的非强制性执法措施。“约谈”作为行政执法措施，是承担经济社会有关领域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执法机关，针对出现的问题，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作为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沟通交流，以警示、告诫等方式，督促其遵纪守法，引导当事人采取自愿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尽量避免违法问题发生或者扩大，维护公共利益。

        作为行政执法措施的“约谈”

        约谈作为行政执法措施，在市场监管等领域被广泛使用，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

        一方面是超出了警示、告诫的性质，有的地区和部门出现“名谈实罚”等惩罚性、强制化趋势。少数执法机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对当事人不配合或者拒绝参加约谈的行为采取记录诚信档案、列入“黑名单”、限制资质等惩戒措施。

        另一方面是少数地区和部门乱用、滥用约谈，出现“以谈代罚”的过度化倾向。《行政处罚法》第5条明确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在第27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少数执法机关对已经明显超出“轻微”“及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标准的违法行为，仍以约谈方式进行纠正或者以约谈和解的形式替代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