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小翠》中的小翠形象

曾丽容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广东茂名525000）收稿日期：2010-09-27作者简介：曾丽容（1977-）,女,广东茂名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聊斋志异》之《小翠》篇中同名主人公小翠在聊斋众多狐女形象中独树一帜，小翠集智狐、义狐与情狐于一身，她凭借过人的谋略在戏笑顽玩中轻而易举化解复杂的政治危机，智谋韬略使这个形象富于理性光芒，情义兼长又使这个形象富有感性色彩，小翠显示了胸怀韬略、知恩图报、重情尚义的独特人格魅力。

关键词：《聊斋志异》；智慧；义狐；情狐中图分类号：I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348（2010）11-0023-04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ofShaogu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2010年11月第31卷第11期Nov.2010Vol.31No.11

《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美貌多情、才华出众的狐女形象而让人留恋叹赏，拈花而笑的婴宁、泉下悲吟的公孙九娘、精通医术的娇娜等等，她们或以其性情，或以其美貌，或以其才学而给读者留下某一方面的深刻印象。这些狐女往往有某种核心的、单一性的形象魅力吸引读者，《小翠》篇中的小翠之所以能在狐女群象中独树一帜，就在于其形象呈现多元性特征，她集智狐、义狐与情狐于一身，涵盖了人类身上多方面具有超越性的品质元素。但目前聊斋研究中对该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较少学者从智性的角度对小翠进行研究。本文拟从小翠形象智、义、情三方面入手，尤重在从智狐的角度解读小翠狐女形象的独特审美意蕴。

一、智狐：寓黠于欢，伏警于戏故事开篇讲述越人王太常，孩提时代有狐狸来其身下避雷霆之劫，其兄预言他日后必能大贵。后来果如兄言，王太常少年就登进士，从县令平步青云直至侍御之职。王太常因其一次对狐仙无心之德的庇护而获得了狐仙予以仕途前程的酬报，非但如此，王太常日后屡陷困境之时也一次次得到狐仙的帮助。狐仙之女小翠延伸其母践现义行的品行，在戏笑顽玩中成功帮助王太常一次次化解棘手的政治困境，显示了过人的智谋韬略。小翠初次出场是在王太常的公子元丰患有精神病，十六岁尚且雌雄不辨，无乡党愿与之联姻的情况下由其母登门自荐为媒，而后其母一去杳然毫无音讯。小翠出身及其居里的神秘性显示了一般神怪小说叙述狐鬼“来无踪，去无影”的模式，非人类的特性亦由此初露端倪。小翠在其母去后“殊不悲恋”，对公子的痴呆也“欢笑不为嫌”［1］，她在后院与元丰嬉闹玩乐终日，憨跳异常。开篇展示的小翠是一个天真近似于公子一般的痴女，这与下文让人惊叹的智者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独具匠心的欲扬先抑手法使一篇简短的小说文路颇为跌宕有致。小说前述略为提点暗示了“女又甚慧，能窥翁姑喜怒”，一个聪慧伶俐，观人于微的慧狐形象随着故事的展开逐步呈现：原来小翠在表面疯颠憨跳的行为背后却有极强的洞察能力，每每在王太常陷于政治险滩之时以出其不意的招数助他摆脱困境。王太常与同居一巷的同僚王给谏素不相能，王给谏一直暗中谋图设计陷害他，王太常深知其谋但又无计可施。正当他百筹莫解、愁眉23不展之时，儿媳小翠却早已谋划得当，她表面疯癫戏闹实则对王太常处处留意庇护，在戏笑顽玩中轻而易举击败劲敌。从其韬略的运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步骤：首先易容有术，消敌疑虑。《小翠》篇浓厚的民间故事特质就在于成功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神秘的易容术。易容术就是改变一个人容貌的技术，这个人要么是“新造”的人，要么是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原型而从外形上进行模仿的人，后者须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因而易容难度更大。小翠运用了后一策略，着装上易容打扮成当朝权倾一时的宰相模样，剪了白丝贴到嘴上作浓密的胡须，又把两个丫环打扮成随从，骑马而出直至王给谏门前。高超的易容术不但使王太常的门人以假当真，亦使王给谏信以为真，暗中侦察一番后发觉“宰相”进了王府后一夜未出，以为王太常与宰相私从甚密遂投鼠忌器打消了陷害他的念头，甚至愿意主动与之修好。小翠利用宰相之威破解了政敌的中伤之阴谋。小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饱读诗书之士，在宦海沉浮多年的的王太常对劲敌无能为力只能束手待毙之时，一个很大的政治难题却被一个憨跳疯玩的小女子轻而易举化解，蒲松龄的聊斋故事不少着意表现“人不如狐”的倾向性，狐较于人而言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俯察力和判断力。细审此段故事不难发现，小翠并未运用作为异类所拥有的特殊法力，仅展现了一个普通凡间女子对易容这项技术掌握的非凡能力，来自于日常看似无心的嬉戏玩乐的经验积累。她发明了各种新奇好玩的游戏，“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女阖庭户，复装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己乃艳服，束细腰，婆娑作帐下舞；或髻插雉尾，拨琵琶，丁丁缕缕然，喧笑一室，日以为常”。正是小翠平日营造了“颠妇痴儿日事戏笑”的生活场景,才为后来驳倒王给谏“讼公家有妖人”的说法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岂不知这些表面疯癫的行为其实是作者巧费心机的预埋伏笔，这也正是《红楼梦》脂评本第一回中提及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构艺术，这是古典小说宏富繁复的结构实现上下勾连、前引后应的一种成熟手法，以暗示人物命运或事件发展的方向，多运用于长篇巨制中。蒲松龄自如驾驭“草蛇灰线”法在短小的文字间造成了腾挪跌宕的艺术效果。其次巧设机关，诱敌上当。小翠不但助王太常摆脱了此次政治困境，而且后来再一次设计使他避免了更严重的政治灾难，为他彻底铲除劲敌消除了后顾之忧。王给谏上门试行敲诈，小翠意识到这正是借机铲除这个劲敌的最好时机，她把假穿龙袍的公子从门内推出，王给谏喜不自胜地拿着龙袍向皇帝呈报告发去了。她施动法术之下所谓皇冠变为高粱杆，龙袍变做破败的黄布。至此小翠作为异类拥有特殊法力的非人类特性开始略为显露，她作为花妖狐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但“偶尔鹘突，知复非人”，王给谏栽赃陷害王太常的阴谋不但没有达到，反而自招其祸以至被充军云南。小说展示了小翠把政敌玩弄于鼓掌之中的非同寻常的智慧，一个深沉、谋略过人的女子形象让人叹为观止。但故事开篇呈现的却只是癫儿痴妇的玩乐之举，这正是蒲松龄过人之处———反差愈大，愈增显小翠超人的智慧和神秘感，对读者心灵的冲击力度也愈大。但明伦评：“狐来避劫，亦其常耳；率女登门，自请为痴儿妇，其图报抑何厚也！女寓黠于欢，伏警于戏，使欲甘心我者自设阱而自陷之，可不谓神乎！”［2］通过一个智慧超乎常人的狐女形象，小说展示了对女性才能充分认可的崭新时代意识。

二、义狐：知恩图报，以德报怨《小翠》本质而言是一则典型的动物精灵报恩故事。文学作品中的报恩母题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精神现象，报恩是指向施恩人与受恩人特定关系的一种社会伦理道德，从受恩人对施恩人的感戴之情出发实现其报恩之举。最早的动物报恩故事见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汉魏六朝以来的动物报恩母题作品为数不少，一般由“动物陷入困境———人施恩———动物报恩”三个链环构成［3］。“衔环结草”便是民间故事中感恩报德的名典，其中“衔环”典出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东汉幼童杨宝挽救一个受困黄雀的性命,黄雀衔来白环四枚,声言此环可保恩人世代子孙洁白，身居高位。《聊斋志异》一脉相承了这种动物精灵报恩文化的精髓。其中《花姑子》篇叙书生安幼舆曾从猎人手中买回一头小獐而放生，后安被蛇精迷害，獐女花姑子不惜损其道行之七来营救安生，文末的“异史氏曰”云：“蒙恩衔结，至于没齿，24则人有惭于禽兽矣！”《小翠》与《花姑子》在报恩文化的思维构成上具有许多吻合之处：同是动物异类对人类的德行进行报恩；这些精灵不但自己报恩，其后世亦延续父母辈的报恩行为继续帮助施恩人。小翠即是基于孝心替母还恩，小说颂赞了狐仙两代知恩图报及对恩情的践行：一是酬以科举功名，令恩人王太常少年即登进士第，仕途春风得意；二是助其解灾脱难，化解官场上屡屡出现的政治危机；三是婚姻相许，主动上门自荐为痴儿媳；四是疗治王家痴儿的精神疾病，帮助另觅新妇以延续后嗣。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狐母及小翠的义举施及王家三代，为王家考虑不可谓不周全，不但帮助王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且助其纳妇以延后嗣解决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后顾之忧。总而言之，小翠从政事、儿孙后代等方面为王家思量不可谓不周全。值得一提的是，仅是王太常孩童时代的一次无心之德，狐母甚至主动登门把女儿相送以报恩，作为受恩者后代的狐女小翠，也自愿许配痴儿以实现母亲的还恩大愿。古人把婚姻视为感情表现最强烈的酬恩行为，施恩者与受恩者一旦联姻，双方便攸息相关、构成利害的同一体了。正如《聊斋志异·神女》中的神女哥哥对曾解救其父的米生所言：“家君感大德，无以相报，欲以妹子附婚姻。”即视婚姻作为最大的回报恩人的方式。小翠即选择了许婚作为最大的报恩方式。可见，狐仙之义薄云天，有情有义，仁至义尽，可谓是典型的义狐。更值得一提的是，小翠面对王家的诸多责难与薄情寡义却显示了以德报怨的美好品行。小翠在王家屡施奇计，数次解决了王太常的官场危机，却屡遭不明真相的王公夫妇的责骂，直至小翠失手堕碎玉瓶后王公夫妇“交口呵骂”，于是“女奋而出，谓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继而历数五年所受屈辱“身受唾骂，擢发不足以数”，正是王家的诟骂万端、无理责难使她在了结五年宿缘后最终愤而出走。但出走数年后重逢，小翠却已对王家前怨尽释，反而因自身无育，主动帮助公子另觅佳偶并悄然身退。这篇短小精悍的小说提及王家夫妇对小翠动辄“怒”或“骂”的地方多达五六处，而小翠并不加以辩驳回击，反而总用一“笑”宽然应对。王公夫妇因恐其憎子痴常怀惴惴之情，“而女殊欢笑不为嫌”；她顽皮之极，以花布缝制成圆球踢球取乐，让公子及婢女汗流浃背地追逐奔跃。一日圆球轰然直中王太常面目。当王夫人过往责备时，“女俯首微笑，以手刓床”。《聊斋志异》中不少狐女以其笑容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婴宁》篇中的婴宁的笑以其天真烂漫、出自天然而令人深爱之的话，那么小翠的笑则是置诟骂委曲于不顾、胸藏百川宽容有度的笑，更令人仰慕叹服。所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中说：“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人与狐类的对比实际隐含着“人不如狐”的命题，不仅智慧方面，甚或情义方面远在人类之上，小说在颂赞狐类的同时讥讽人伦道德沦丧的指向也就不言而明了。

三、情狐：了结夙缘，情谊深笃狐狸自古及今虽被目为狡猾的动物类种，但在文化语境中却是重情的象征体。《礼记·檀弓上》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屈原《九章·涉江》亦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都指狐狸死后头必然朝向原生活过的方向，死前尚且不忘顾念故土使狐狸这种在传统文化中常演绎负面角色的动物具有了重情的正面秉性。蒲松龄在“异史氏曰”点评时情不自禁地赞叹：“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确实，作为一介孤女的小翠虽属异类，但其用情之深却远在万物之灵的人类之上。小翠在王家五年备受擢发无数之骂仍能忍耐，一是固然出于报母恩的传统思想；二亦因为她与公子确有五年夙缘之故。有研究学者指出《聊斋志异》双方在施恩与受恩往还的过程中产生情愫，“被感戴者与感戴者双方的关系，不仅仅是一方感戴另一方，在受恩方向施恩方表示感激之情时，往往回报大于施予，受感戴方被回报深情所感动，回应对方，感激对方，情因情生，形成相互感戴之情，双方这种感戴之情一方不断表达，一方不断回馈，使这种双向性的感戴之情不断升华”［4］。小翠与公子尽管是受恩者与施恩者的下一代，而他们在酬恩的过程中情感不断生发升华，从公子“十六岁不能知牝牡”颠妇痴儿的嬉笑玩乐，到“痴颠皆不复作，琴瑟静好如形影焉”，笔墨简淡地写出了人狐爱情的产生与升华。作品重在从被感戴者公子一方来写其对小翠的深情不忘：小翠盛气而走后恸哭欲死，日夜在其画像下祈祷祝告。虽未正面写小翠对元丰之情，但写公子对小翠之痴爱即可反观二人情爱之深笃。这远比单从小翠感戴者一方写情之深笃更具打动读者心弦的力量。作品亦通过描写细节反证了小翠的用情如一，当分别数年后偶遇于村外公家亭园，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小翠的一句“妾亦知之”即见对公子不忘情。写公子的感情之深即写小翠的用情之深，确实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小翠与公子离而复合后甚至作出了更大的爱情奉献———为了延续王家子嗣，先用幻术使自己容貌迅速老化，转移其貌为钟姓女子并助公子纳娶之，以慰公子日后的相思之苦，这样的安排心思何等缜密，用心何其良苦，思虑何等周密！实非用情至深者不能为也。《聊斋志异》中有很多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狐仙，当男性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会挺身而出，当男性渡过难关功成名遂之时，她们又默然隐退，这样的狐仙重情重义，只求为所爱的人毫无条件地付出。与《聊斋志异》其他情爱小说力刻女主人公的美以内化情爱的美质相同，小说也着力表现了狐女小翠之美，小翠初次登场，王太常夫妇“视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诸戚闻拾得贫家儿作新妇，共笑姗之，见女皆惊,群议始息”，这样的女性形象是美貌、人性、人情、感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体，她们力助男性解脱困厄并最后不求丝毫回报地全身而退，这也是作者蒲松龄身处落魂之中对拯救其于苦难之中的女神的幻设。但总体而言，《小翠》篇表现爱情生活的笔墨仍然显得过于简淡，这与对爱情曲尽其妙的蒲松龄确实不太相称，但细思之下亦会认同《聊斋志异》惟作如是安排，才能更好突出小翠的智狐与义狐形象，否则该篇故事就会淹没于《聊斋志异》众多妙曼的爱情故事中而显得乏善可陈。综上所述，这是一则人与异类的关系以“报恩”为线索结撰的小说，这类构思方式是古代小说处理人与异类关系时经常采用的［5］。小翠与元丰“颠妇痴儿”的戏笑顽玩轻而易举化解了身为侍御的王太常“忧虑无所为计”的政治危机，是为智狐也，此亦为小翠形象最光彩夺目之处；她为报答昔日王太常因“无心之德”而使母亲免遭雷霆之劫的厄运主动上门为媳笑对唾骂而不离不弃，此为义狐也；对王太常不知牝牡的痴呆公子从不嫌弃，一往情深，此为情狐也。这个集智、义、情于一身的狐女形象是蒲松龄的匠心独构，体现了明清时期一种崭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聊斋志异》汪洋恣肆的情爱型人狐故事中它显得如此独树一格，理应引起世人的重视和研究。参考文献：［1］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82-386.［2］但明伦.聊斋志异总评［G］.朱一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第五册: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