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文档网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
首页> 正在进行安全检测...
正在进行安全检测...
时间：2023-10-25 09:33:42 下载该word文档
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传播及其治理研究作者：余彦乔吴尧来源：《管理观察》2020年第30期摘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网民了解社会资讯、参与舆情讨论提供了平台，但我国舆情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使网络谣言极易在重大灾害事件中带来负面效应。因此，研究网络谣言的发展机理和传播规律，对科学治理网络谣言来说至关重要。本文以新冠状肺炎疫情为背景，讨论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危害，分析其传播路径，为政府在重大灾害事件中治理网络谣言并占据舆论高地提出对策和建议。关键词：重大灾害;网络谣言;社会舆情;舆情管理中图分类号：D630;G206文献标识码：A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用户数为6.88亿，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超过50%。重要的是，同一时期手机网络用户数高达6.20亿，即90%的网民是通过手机端接入互联网[1]。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不但提高了讯息传播速度，扩展了其传播范围，也使网络谣言流动和传播的频率更高。重大灾害事件相关信息会在短时间内被发布到网络上，部分信息由于网民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不同等因素而转变为谣言。网络社交平台的大众化也为重大灾害事件谣言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从QQ、博客的普及到新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的异军突起，我国迈入了网络舆情极其丰富的“大众麦克风时代”[2]。与现实社会相比，虚拟的网络平台存在缺少道德约束、法律制约等方面的不足，网民无需为其在网络上的言行负责，致使网络谣言屡禁不止。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网络舆情显示出的大量极端负面情绪使事态不断恶化，为政府有效处理、化解事件带来阻力，对社会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有网络谣言称新型冠状病毒早在2018年就被发现了。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扩散，大量网络谣言在2020年春节前后出现，主要内容基本上与如何杀灭新冠状病毒有关。比如“盐水漱口可杀灭冠状病毒”“阿司匹林可消灭冠状病毒”“蜂毒可治愈冠状肺炎等”，致使各地居民大规模抢购食盐、阿司匹林等医药用品，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获取蜂毒。随着疫情的扩散，网络谣言的内容不再限于如何预防新冠状肺炎，还包含了“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蔓延是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只有黄色人种会感染冠状肺炎”等涉及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内容，使民众对新冠状病毒更加恐惧、疑虑。网民是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舆论传播的推动力，网络舆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网民在虚拟平台上的群体互动，使社会公众对重大灾害事件的态度出现极化现象[3]。研究证实，网民极易表现出“群体极化”情绪，网络平台上的“群体极化”行为发生的概率比现实社会中游行集会等“群体极化”行为高两倍[4]。因此，有效控制网络谣言对维持安稳的社会秩序而言至关重要。各流行社交网络平台相继开发了自己的辟谣机制，如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帐号、百度辟谣平台和微信辟谣助手等[5]。然而，缺乏法律法规、制度的约束，仅依靠社交网络平台的辟谣手段，难以限制网络谣言的传播。政府应从网络舆情的识别、管理等角度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的谣言控制体系，增强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掌控力，在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有效稳定社会秩序，占据舆论高地。1谣言传播及治理相关研究综述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极为重视，主要从谣言的产生模式、谣言类型、传播模型探究谣言的蔓延机制，并提出相应的舆情管理理论。关于谣言产生模式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奥尔波特提出的谣言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该公式指出，如果事件对整个社会影响力越大，了解的人越少，谣言就越容易产生。若使事件的重要性或模糊性任意一方无限接近于零，就可以极大降低谣言产生的可能性[6]。与奥尔波特相比，我国学者胡珏仅维持了公式中的事件模糊性因素，进而提出新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
关注度×（事件的）模糊度×（事件的）反常度，强调事件是否符合人的基本价值观是影响谣言产生的关键要素[7]。以上两位学者提出的谣言公式的相同特点在于肯定了事件的模糊性对谣言产生的主导作用。然而，两个公式中提出的影响谣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均缺乏具体的界定方式。因此，王国华、汪娟等[8]学者按照成因将网络谣言归为自然天灾、故意伤害、意外伤害、食品药品安全、政府行为等类型。張钦朋[9]从谣言传播者的心理层面，将网络谣言分为期待、恐慌、憎恨、阴谋等类型。按照谣言传播者的意图，孙丽[10]认为造谣者主要有讯息求证、情绪发泄、利益获取和蓄意恶搞等目的。概括地说，以上学者以网络谣言的成因、背景为出发点，对其类型的划分均以定性分析为主，要科学界定谣言公式中影响谣言产生的相关因素，需要对网络谣言进行定量化分类。在此基础上，张鹏、兰月新等[11]运用Hayashi量化方法，对网络谣言的属性进行打分，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相应的阈值，并根据不同阈值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类。通过量化方式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类，虽然能有效度量谣言的属性，但个别谣言的分类结果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有一定偏差。谣言作用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众，在研究网络谣言治理的过程中，还需要重视谣言在社会上的传播机制。相较我国而言，国外学者对谣言传播机制的研究较早，Sudbury[12]参照流行病的S（易感个体）I（染病个体）R（免疫个体）模型探究谣言的发展机理。在其谣言传播机制研究中，SIR分别指的是知道谣言的人，知道且散播谣言的人和知道但未传播谣言的人。通过在随机网络上的研究，Sudbury指出，对待事件的态度受谣言影响的个体数量是有上限的。Zanette[13]和Moreno[14]等在Sudbury的基础上研究了微世界网络和无标尺网络的谣言散播模型，得出在相同条件下，微世界、无标尺网络上受谣言引导的个体数量比随机网络少的结论。从本质上讲，以上通过不同网络对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仅限于假设的层面，不能反映现实社会中受众的心理状态。在研究舆情管理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对社会公众迷信权威、盲目从众、法不责众等真实群众心理的应对和引导。治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在舆情管理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Banks的观点，即高效的信息扩散不仅能遏制危机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还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反之，失误的信息传播会使政府陷入公关危机，使公众丧失信心[15]。有鉴于此，Birkland[16]提出了“焦点事件”模型，“焦点事件”被定义为不同社会阶层冲突与社会转型进程中产生的突然事件，这类事件会引起媒体的争相报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也会为政府提供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机会。综上所述，以上几位学者主要着眼于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媒体、公众、后果等，目的在于为社会组织应对、治理负面舆情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社会公众价值观和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舆情管理机制是进一步识别网络谣言的重要前提，也是加强网络谣言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基础。2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治理挑战政府的话语权是其管控、引导、社会舆情的权力[17]。在互联网技术飞速进步的当今社会，网络平台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工作之余生活的集中区和社会舆情的中转站。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范围的领导地位[18]。从新冠状肺炎疫情发生后的网络舆论态势上看，政府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面临着制度缺陷、意识缺乏、技术滞后和法制漏洞等困难。2.1制度缺陷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主要由具有行政约束力的政府相关部门执行社会舆情的收集、分析